关东第一县

第11版(文学作品)
专栏：

　　关东第一县
段心强
这片无声的黑土地蕴藏着一部巨大的历史，其中饱和着人间沧桑，历史的足音，劳作者的追求，改革者的期待……
关东如此之大，可连续三年进入全国“百强县”的只有一个——辽宁省海城市。
金秋时节，笔者来到海城，渐近市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大的碑——改革十年纪念碑。她像是大海中的一根桅杆，在向人们报告着：海城这条大船在向新的目标航行。
先行的改革，往往形成时代的“年轮”。笔者驱车跑遍海城各乡镇，切身感受到这个县级市的巨变。
一
市场是一个地区的历史走廊。在海城，一个个市场像一棵棵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在构筑社会主义市场大厦中，海城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ＡＢＣ作为它坚实的骨架。开始，部分干部对市场有偏见，见一个关一个。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从来也没被关死。人们在集市边栽上“消息树”，工商管理人员一来，把树按倒，经营者就组织“战略转移”。在这关键时刻，辽宁省委书记李铁映到海城县（后改为市）兼任县委书记。他深入调查研究，往头脑中输入大量原始资料，用马克思、恩格斯制定的“标准”加工，得出结论：“社会”概念的实质是发展生产力协作，交流——信息流和物资流是必要的手段，这就需要交流的场所——市场。亚当·斯密把市场说成是“看不见的手”，这只无形又确存在的手在指挥着各种交流。可一些“看得见的手”不想放弃指挥权，制造一个个路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小平同志已写出毛泽东思想的续篇——‘改革篇’。各部门不要死扣本本，只念唐僧的紧箍咒，不念普渡众生的经。群众中有不少孙大圣，我们不念紧箍咒，他们就会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我们一念紧箍咒，再有本事也无能为力。”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二十项改革决定》，对县、乡、村各层次的经济、体制、科技十个方面的生产、流通、分配都进行了改革，在流通上明文提出：“货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都可以进入市场，相互竞争。”
“市场中有些人真不怎么样，不好管理怎么办？”有人提出问题。
李铁映辩证地分析：“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对进入市场经营的人不能要求纯而又纯。应该看到，市场上大多是在同命运顽强抗争中自立的能人，他们依靠自己的微力做人，像一叶小舟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中勇往直前。我们不能把他们列入另册。当然少数坏人会混进市场，把他们吸引在一起有利于社会安定。市场管理要加强，但方法要先打天下，后定方圆。”路障拆除的结果，９８个市场像９８条河流分布在全市各地，沟沟汊汊相通，形成巨幅河网。物资的“流水”多了就迅速流往市外、省外、国外，少了就从市外、省外、国外引来。请看几个镜头——
从一条裤子到一个市场。离海城不远的西柳大集，如今在全国十大市场中名列第四。每天有上万人在这里卖货，流动人口多达十余万。天天都有载满布料、服装的火车、汽车开往全国２０多个省、市，还有一部分运往俄罗斯、朝鲜。可这里原是连一个商品细胞都难找到的乡村，世世代代与土坷垃打交道的农民。东柳村农民丁岐山１９７８年还不到５０岁，可他脸上的皱纹又多又深。有一次他到鞍山商场里寻找富路，最后把目光落在一条裤子上：售价１６元，而布料只有８元多，自己买布做，一条裤子净赚５元。丁岐山买了一块的确良，做成西柳乡最早的两条商品裤子，减价卖给了邻居，１３元一条，赚７块钱。丁岐山发动大伙都干，由一家扩大到１０家、４００家……
衣服越做越多，走乡串户“游击式”推销远远不够，几个人一合计，在乡政府门前摆摊，打“阵地战”。想不到裤子一上市，竟有好几个客商采购，有个小贩还一下子买走几十条。这就是西柳最早的市场。不久县委提议扩大市场，搬到一块大空地，李铁映亲自题写“财源茂盛达三江物畅其流通四海”的对联。来人越多市场越来越大。这条冷冷清清、无声无息的乡间冷街，不多久便变成了繁华集市，最后发展为镇，镇领导更重视市场建设，１９９５年建成建筑面积达２７．５万平方米，占地面积７２万平方米的大型商贸楼。从全国云集到这里来的客商，随时变换着服装的款式，让大半个中国服装商的大捆纸币和存款折在这里找到最佳出路。
我们来到感王蔬菜市场，夹在东北三省赶来购菜的客户中间，沿着这个蔬菜市场走过的历程，走进它的起点，发现感王镇是温室种菜的发源地。１９７８年中国历史发生一次根本变革，大队党支部书记廉士昌带头承包１５７亩荒地，盖起１０亩蔬菜大棚，纯收入一万多块。廉士昌的蔬菜大棚如同枯树枝中的一片绿，绿叶丛中的一点红，让人们的眼睛刷地一亮。从此，人人打消顾虑，有风的使风，有雨的使雨，家家盖起塑料大棚，在全镇掀起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绿色革命”。如今大棚面积已达到１．５万多亩，年产菜一亿多公斤，鲜细菜批发市场应运而生。原来的感王村已变了模样，那破破烂烂的老街，已被一座座高楼代替。
二
海城蓬勃兴起的市场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许多走进市场的农民告别了土地，另一些农民承包的土地又不够种，怎么办？历史交给市委、市政府一份新的试卷。于均波、于治权、傅克诚、邢春和、万福民，还有老书记鲍辉——这些“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尊重农民的创造，扶植一个个“家庭农场”。在海城新的历史答卷上，浸透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
我们乘车来到东柳村找创办家庭农场的丁维忠。“欢迎，欢迎。”丁维忠从一排结构讲究的平房走出：高大魁梧，热情豪爽。我们一见面就伸出拇指赞扬：“你创办海城第一个家庭农场，而且在农村产生‘裂变效应’，带了个好头。”“这是历史的选择。美国的韩丁一个人能种那么多地，我这个中国的老丁有条件为什么不试试自己的力量？”
那是１９８４年，丁维忠集中了别人不愿种的２３０亩地，创办家庭农场。消息传开，当地人议论纷纷：“就凭他丁维忠的精明劲，在集上干一天挣的钱就够半年吃的，为什么去种地？”“他种这么多地，和过去的地主差不多，以后再搞什么运动，会不会犯事？”……
丁维忠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当众明打明敲：“你们说对啦，我就是要当社会主义的土地新主人！马克思有话：土地是财富之母，咱这里土地本来不多，一些人又不好好种，以后拿什么交给国家？我要把这些撂荒的地集中起来，当土地的好主人。”丁维忠用科学技术指导种植。他买了《种子学》、《植保学》、《遗传学》大量书籍，勤奋学习。二女儿是全家的“财政部长”，就让她学习“企业管理”、“市场经营”，对投入、产出、费用加强核算。另一笔投入是买了手扶拖拉机、脱粒机、化学除草机、手摇花生脱皮机，还买了马、车等，几个时代的机具“同堂”，各尽其责。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年，丁维忠一家种２０亩花生，１５亩水稻，２０亩黄豆，１７５亩玉米。尽管老天爷不帮忙——两次遭到严重风灾，但由于使用良种，又精心管理，还用化学药品除草，收成还挺可观。海城市委、市政府及时推广丁维忠创办家庭农场的经验。如今，像丁维忠这样的家庭农场，全市至少有１．５万多家。
东部山区的家庭农场又是另一番景象。这里过去是东北的革命根据地之一。长期以来，由于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老百姓出许多冤枉力不说，经济被搞到崩溃的边沿。如今，这里已变成美丽而富饶的地方：用材林、果林相互交错，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当地的特产南果梨正在收获，处处闻到它浓郁的飘香。山脚下不多的粮田被树林分割成旱涝保收的丰产田，又长又粗的玉米棒子正等待人们去掰。田头上、绿树中，矗立着一座座红瓦、白瓷砖墙、铝合金门窗的小楼——这就是一个个农户的房子。在大屯镇东房身村，笔者见到村党支部书记王国珍。他为人厚道，又十分精明，１９５８年就当了村生产大队长。他看到这里偏远，却不荒凉；人们贫困，却有资源。他下决心要干个五业兴旺。可这生活中的理想导致了不理想的生活。１９６０年猪生瘟死１０００头，有人告他是漏划富农，故意破坏人民公社，结果被开除党籍。６个月后证实猪确是病死，王的党籍恢复。从此，王国珍睁着惊讶和怀疑的眼睛，走在政治斗争的边沿，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生产上，可这又犯了以生产压政治的大忌，又一次次受冲击。他带领村民在荒山上栽南果梨树，１９６２年大旱，各地粮食减产，他们的南果梨丰收，远销到满洲里。村民吃穿不愁。可工作队进村后，说他右倾，是面白旗，开大会批判。果树被砍伐，人们又一次挨饿，一户户哭着移民到黑龙江。
１９６４年王国珍又当上大队长后，认为可以甩开膀子抓生产了。谁知没干两年，１９６６年动乱，他竟被不是共产党员的红卫兵开除党籍，又一次下台。山上栽的用材林被全部破坏，果树也被砍得七零八落。生态破坏后，自然灾害严重，人又变穷，争斗情绪上涨。王国珍深深感到，愚昧的欢乐中饱含着无知的痛苦，奋斗的痛苦中充满着成功的欢乐。１９７２年，他东山再起，当了大队党支队书记。有人主张上山砍树卖木材，解决村民吃穿的燃眉之急。王国珍坚决制止：“你懂不懂，人们使地球上的森林陷于困境时，最大的受害者是人类自己。”他决定只砍那些成不了材的小老树，重新栽果树。特别是这些年来，他们栽南果梨树６０万棵，山楂５０万棵，醋栗１５万墩，松树５００万棵。百里林海，夏天绿得流油，秋天红得醉人。粮食自给有余，人均收入突破３０００元，狐狸、狼、鹿又回来了。
原来逃离东房身的农户，一家家回来了——像是一只只在大风大浪中拚搏了几十年的小船，最后终于驶进了自己平静的港湾——东房身有他们不断的根，不灭的魂，走到天涯海角，想的仍然是叶落归根。
三
海城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如长江一般。涓涓细流的源头，最后是浩浩荡荡注入太平洋。开始不过百家，产值不过千万，可十多年后，数量多达５万多家，１９９４年总产值突破１５０亿元大关。
海城与大石桥、岫岩三个县市，拥有丰厚的镁矿。“就地取材，就地加工。”海城人办起许多家镁砂厂，产品畅销世界五洲。可它们的典型代表还是西洋耐火材料公司。这个公司实际上是英落乡后窨村第１１居民组，全组２４０人，曾穷得叮当响。２２岁的周福仁举起帅旗，带领村民建窑。奋战６０个日夜，终于在１９８９年初建成第一座炼镁砂的大窑，生产出第一炉合格的镁砂。
周福仁懂得，企业的发展壮大，要依靠科技。他大门四开，广纳人才。他亲自到国内一些镁砂厂、耐火材料厂走访，把专家请到自己厂里指导生产。结果一年建成１０个轻烧镁砂窑、两个重烧镁砂窑。有了钱，不乱花，而是组装先进的信息、通讯、指挥系统。周福仁亲自掌握这个系统，通过信息网络，不断与世界交换着商业的、工业的、科技的信息，然后决定生产还是停产。１９９３年，他们根据世界冶金业的行情，上了一条高纯镁生产线。买来美国的“脑袋”，日本的“心脏”，德国的“躯体”，组装成他们公司的骄子——世界最先进的高纯镁生产线。接着又建两条高纯镁生产线。如今，三星级宾馆和现代化的办公楼在绿树丛中像绽开的红花；村民的粮、油、水、电、暖、液化气，一律实行供给制，谁也不拿一分钱；孩子上小学、中学，书费、学费、杂费全免，一律由集体负担。１９９４年春节，全村２００多人一人一针一线，给周福仁绣了一面红旗，上面绣着１４个大字：一轮四载结硕果，造福村民情谊深。
有资源的得天独厚，没资源的如何致富？我们出海城市区西行４０分钟，来到历史古镇腾鳌。这里没山没水，以往人均二亩地还被一年年掠夺得精疲力尽。可从１９８４年后，这里发生了巨变。乡镇企业已由几十家发展到１５００多家，经济高速度增长。“你们经济增长这么快的秘诀何在？”我们问镇负责人张群。他思考片刻，作了肯定的回答：“一是靠政策，二是靠人。”
永安钢窗厂是腾鳌镇企业的缩影。厂长项丽英是一位女性，文人的幻想和企业家的求实在她身上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她靠从鞍山到腾鳌镇贩熟肉挣的资金，和永安村联办成钢窗厂。钢窗做好后，要找销路。项丽英买了一张去黑龙江的火车票，开始了自己介绍自己、自己推销自己的行程。在鸡西煤矿，她看到刚建起一幢大楼，便找矿领导介绍自己的产品。可矿领导摇了摇头，脸上亮出一张“不信任票”。项丽英知道光老王卖瓜没用，一句说到底：“我们的钢窗你们先试用，不合适一分钱不要。”矿里觉得这是一笔合算的买卖，满口答应。送来钢窗一试，正好合适，价格又低，自然成交。接着，她到山西，到内蒙古，尽管碰的钉子不少，但毕竟还是在“钉子”丛中开辟出销路。
项丽英在推销钢窗中发现，只有具备压倒其他钢窗厂的竞争力，才能在变幻无穷的商品市场中占领地盘。这得靠产品质量。有一次，他们发往鸡西煤矿的钢窗中有几扇变形，项丽英立刻向对方检讨，当场决定：这些次品分文不收，但要带回去一扇。回到厂里，她宣布全厂停产，把人集中在院子里，把次品摆在大家面前，一句话一根钉似地对大家说：“这是咱厂出的次品。现在我请与这几扇废品有关的选料员、生产工人出来，亲手把它砸烂。”没讨价还价的余地，大家含泪砸烂了钢窗。项丽英说：“我希望这次砸烂的不仅仅是次品，同时也砸烂产生次品的思想。请大家记住：谁生产废品，就等于拿锤子砸我们工厂，为了不让你砸烂工厂，必须首先砸烂你的饭碗。”从此，轻视质量的沉疾痼疴，被这一重药猛剂彻底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