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悲罗吉辣”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今古人物

　　康有为与“悲罗吉辣”
胡锡进
康有为很可能是踏访贝尔格莱德（原译悲罗吉辣）的第一个中国人。关于他１９０８年（光绪三十四年）的那次旅行，我是从鲁迅全集的一条注释中偶然读到的。
在贝尔格莱德的图书馆中，可以找到中文版康氏欧洲１１国游记（中国岳麓书社１９８５年出版），编者并未提及康氏的巴尔干之行。我托人到北京图书馆查线索，朋友们从《不忍杂志汇编》中查到康氏《欧东阿连五国游记》的《游塞尔维亚京悲罗吉辣》一文，万里文传与我。同时传来的有文中附带的两张贝尔格莱德百年前的照片，照片上有塞、英文铅印小字，旁有手写中文说明，标明“戊申六月登焉”，与文中记述的康氏游历时间吻合。由此看来，照片很可能是康氏当时带回的，中文说明是他本人的手迹。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托足海外１５年，游历欧美诸国，自称要“遍尝百草”，寻找医治中国沉疴的“神方大药”。他的各种游记有个基本特点，即见闻夹裹着议论，而这种议论又往往借题发挥，直接或间接表达他对改良中国社会的主张，其保皇思想亦时有流露。游塞尔维亚等巴尔干国家，是在游历西、中欧１１国之后。康氏在文中称赞塞尔维亚“可治十余万兵而胜突厥”，疾呼“百数十倍于塞尔维亚、布加利亚（保加利亚）之中国，而何畏于大地乎”。感叹“如吾国一县耳”的塞尔维亚开大学４８年，“奈何以吾四万万人之大国而亦限于—大学乎，岂非愚甚。”与此同时，康氏持其见多识广，来自泱泱大国，又对塞尔维亚的落后作了带有文化沙文主义味道的描述。其中还有一段话说：“王宫三层，黄色颇丽，然临街，仅如一富家屋耳。往闻塞尔维亚内乱弑君后，惊其易。今观之，乱民一拥入室，即可行弑，如我国乡曲行劫富家，亦何难事。如以中国禁城之森严广大比之，则岂能顷刻成弑乎？”这段议论，实在是昭示康氏忠君思想的败笔。鲁迅在其１９３３年所作的《谚语》一文中写道：“南海圣人康有为……一直到得巴尔干，这才悟出外国之所以常有‘弑’君之故来了，曰：因为宫墙太矮的缘故。”所含讽刺，针对的是康氏整体上的保守思想。
康氏在塞尔维亚停留的时间估计不会太长，但《悲罗吉辣》一文包容了塞尔维亚政治、历史及民俗诸多内容，并有对贝尔格莱德市容和重要古迹的具体描述。康氏记述的贝尔格莱德已被历史淹没，笔者查阅了塞尔维亚科学院保存的历史资料，包括大量古老的城市照片，抛开康氏的议论，文章对见闻的笔录在整体上是准确的。康氏称当时的塞尔维亚为“农民之国”，“以兵立国”，贝尔格莱德“全京人民十余万”，沿多瑙河与奥匈帝国对峙，城市“道泥泞，室屋卑污……唯王宫一街稍可观”，都是贝尔格莱德世纪初的实情。此外，康氏称塞尔维亚“民性简易而质朴，不尚欧风”，社会尊老，“男尊而女卑”，人们好饮酒，“多谈空想之政论”，国家南部“居民交易有定时定地”，这些记述都是相当准确的。康文中只有极少几处误记。
康氏游贝尔格莱德时，值塞尔维亚获完全独立仅３０年，当时的贝尔格莱德还有几十处清真寺，全塞尔维亚出现第一间欧式卧室也只有６０多年，塞尔维亚文化正处于摆脱土耳其影响、回归欧洲文明的阶段。康氏的游记，成为东方人留在塞尔维亚历史中的一份宝贵资料。本世纪初，极少有东方人踏访贝尔格莱德，印度诗人泰戈尔曾在这里留下足迹，但那已是１９２６年的事情，比康氏晚到近２０年。塞尔维亚几位学者朋友听说康文后，都产生浓厚兴趣。以康氏游记对比今天的贝尔格莱德，可以看出，城市沿着当年的几条主要街道向外扩展，市中心仍在多瑙河边的卡莱梅格丹古堡附近，康氏提到的许多建筑已经不复存在，但王宫和大学故楼得以幸存，不过已淹没在新起的建筑海洋中了。塞尔维亚城市最古老的建筑往往是教堂及清真寺，但未引起康氏的注意。康氏对塞尔维亚的主要兴趣是政治，以及支撑着这个巴尔干小国政治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根源，他写游记，用的是一双政治家的眼睛。
康有为是个复杂的人物，贝尔格莱德是个复杂的城市。康氏鼓吹君主立宪，当时的塞尔维亚王国恰是个君主立宪国家，但并未引起康氏的好感，大概是因为塞尔维亚当时独立不久，又是个小国，经济落后。本世纪中，塞尔维亚经历了５次战争，贝尔格莱德多次遭到轰炸，新老伤口交合在一起，但发展仍不失为它的历史主脉。今天的贝尔格莱德，已是有２００万人口的巴尔干大都会。康文记述的当时国王彼得一世在位１５年，经历３场战争，相传退位后死在一张行军床上。他最后３年的故居已经相当破败，满院荒草。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康有为走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