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五周年感言

第6版(国际)
专栏：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

　　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五周年感言
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肖向前
中日建交来之不易
１９５２年是令人难忘的一年。这年４月美国制造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生效。同月日本和台湾当局缔结了“和平条约”。５月５日中国外长周恩来发表《关于美国宣布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生效的声明》，严正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承认美国宣布“生效”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坚决反对日台所订“和约”。在这样针锋相对的险恶时期，可庆幸的是中日民间交流，却在克服种种困难，跨越层层阻碍中有了良好的开端。这年５月１５日，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等３位勇敢的政治家访问了北京。从此日本各界、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突破当时日本政府的禁令，逐渐大量到新中国访问。这种趋势使美日当权派大为惊慌。１９６０年日本政府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更露骨地以中国为敌，遭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反对，岸信介政府也由此下台。从这时开始，日本许多有识之士挺身而出，设法打破中日民间来往的僵局。由于多方面的推动，１９６２年实现了中日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备忘录贸易协定。这不仅扩大了中日贸易，而且确定双方互设常驻办事机构和交换常驻新闻记者，形成了中日之间的半建交状态，民间交流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发展。
７０年代初，中美关系开始改善，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发表中美上海公报。日本面对美国的“越顶外交”难免不悦，遂以同中国“超前建交”作了回答。日本政府改组，执政党三木、大平、田中、中曾根四派联合，推田中角荣任首相，条件是同中国恢复邦交。田中等政治家掌权后，不出三个月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９日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日邦交正常化。这就是２５年前的壮举。我们说这是两国人民、政治家、企业家、各界人士２０年共同努力的伟大成果，由此建立了中日关系的坚实基础。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些战后中日关系的开拓者，有帆足计、西园寺公一、风见章、浅沼稻次郎、松本治一郎，以及石桥湛山、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藤山爱一郎和冈崎嘉平太等。像自民党中大平正芳那样长期一贯支持发展中日关系的人士，更值得特书一笔。中日建交时，田中角荣不仅以极大的决心准备承担来自反对派的压力，而且团结了执政党内外所有为中日关系长期努力的仁人志士，以高度的政治决断加快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步骤。《中日联合声明》和后来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都是历史意义十分重大的文件，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历史一再证明，谁要是动摇或者破坏这两个文件，那将自取失败。桥本首相今年９月访华时，反复重申坚决遵守联合声明及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访问获得了成功。
历史教训值得注意
正确认识中日关系的历史，对两国人民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两千多年来，中日之间本是长期互相友好的，只是二战结束前的半个世纪，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实行扩张政策，使中国人民遭受３５００万人以上的伤亡，财产损失更是无法统计。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不仅中国人民是受害者，日本的普通老百姓也是受害者。要使悲剧不再重演，两国人民首先要对此有正确认识。
记得在５０年代开始接触的日本友人，他们无一不首先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表示谢罪。我们按毛主席指示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应该负责；普通人民是没有责任的，而且也是受害者。但他们却说，“我们没能阻止那场侵略战争，我们也有责任”。当年我接待的日本朋友几乎都是以前的反战人士，其中有些人因反战而被捕入狱。最有代表性的是前日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先生。他为正确著述历史教科书，反对错误的修改而状告日本文部省，几经曲折，他在３２年后终于胜诉时说，作为一个学者“就是要表明自己在战争时期没有进行反战的责任”。他又说，战后著书的目的是用“为什么没有防止战争”这一意识来反思历史。此次桥本首相访华，专程到沈阳参观“九一八”事变纪念馆。桥本说：“我们可以学习历史，但不能改变历史，我们必须承受起历史的重负。我本人就是怀着正视历史的愿望来到这里的，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加强日中关系，并面向未来。”作为现职首相，这是一次富有良知的发言。
面向未来共求发展
中日两国永远是邻国，两国在亚洲处于重要地位，受到各方的注视。中日友好不仅对两国有利，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保证中日两国长期友好是最为重要的。要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必须以诚待人，言而有信，不制造障碍，切忌口是心非。只要严格按《中日联合声明》原则办事，中日友好合作的前景一定是美好的。加强两国间的来往与对话，扩大经济贸易和投资合作的范围是可以期待的。面向２１世纪，我们期望中日两国携手并进，共同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