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崇轩 |
1997-12-31 00:00 |
淡化与扩散——九十年代乡村小说的演变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观察
淡化与扩散
——九十年代乡村小说的演变
段崇轩
今天，农村题材小说已失去了昔日那众星捧月式的位置与荣耀，作为一种题材样式，它已同城市文学、工业小说以至校园文艺等等量齐观。作为一个传统的文学话题，它受到了评论家们长时间的冷落。但同时我们又深切地感受到，乡村小说又以它强劲的生命力再度崛起。自八十年代末至今，我国文坛上涌现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乡土小说家的群体，以刘醒龙、何申、关仁山等为代表，但这并非九十年代乡村小说创作的整体形态。九十年代以来，乡村小说作为一种题材样式，它仍然处于一种淡化状态（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期），但农村作为一种表现载体、文化渊薮、审美对象等等，却以一种核裂变的方式，在小说王国中强有力地扩散着，并再生了姿态各异的乡村小说创作样式。我们可以在描写城市背景的小说中看到一个个民工的身影，感受到浓郁的乡村情感，也可以在奇奇怪怪的乡村故事里，领悟到作家对中国文化的苦苦探寻，还可以在先锋小说家笔下，目睹一幅幅或变形或象征的乡村生活风俗画……乡村小说的内涵在逐渐丰富，边缘却在日见模糊，乡村小说在题材的淡化中获得的则是精神的解放和强化。从八十年代后半期到九十年代，乡村小说经过了一次艰难的蜕变，终于进入了一个多样化的时代。
八十年代中期，“文化寻根小说”的出现，使乡村小说的基本主题发生了深刻的变异。王安忆的《小鲍庄》等作品，既充分表现了作家的主体意识和艺术个性，但也动摇了乡村小说同现实农村那种脐带般的联系。题材在作家手里已变得不那么重要，关键要看作家怎样处置。此后，先锋派小说突起，新写实小说流行，城市文学兴盛，文坛上你来我往，粉墨登场，但乡村小说却由强变弱、渐渐隐退，从此滑向低谷。其间，个别先锋派作家和新写实作家，也曾发表过一些乡村小说，他们打破了固有的乡村小说在题材上、写法上的陈旧模式，但总因势单力孤，未成气候。更严峻的是，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涌现的一批出色的乡村小说作家，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几乎是作了一种“集体性撤退”，乡村小说真成了一块沉默不语的土地。乡村小说的衰落和一大批乡村小说作家的“集体性”辍笔，有两个重要的社会和文学的原因。一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农村的变革进入了一个深入、复杂而变得扑朔迷离的阶段，文学用固有的模式和方法对它的表现已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二是作家对个性化的追求已成为文学的潮流，他们不再愿意拥挤在一种题材、一个主题之下进行创作，再加上他们对变革中的农村生活的隔膜，乡村小说受到冷落就是势在必然的了。但是，乡村小说的沉寂并不太久，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乡村小说又以它新的姿态和形式，在文坛上逐渐活跃起来，譬如杨争光的乡村历史小说，张宇、李佩甫的乡恋情结小说等等。这些小说虽然描述的是现实的或历史的农村生活，但作家的思考已扩展到了关于文化、人性、生命这些形而上的层面，小说的题材、情节等也往往成了作家的一个个道具或载体，作家的思想已远远大于和超越了故事情节本身，因此我们已不再觉得它是什么乡村小说。此后，乡村小说就沿着淡化题材的路子不断前行、不断成熟，直到现实主义乡村小说蓬勃兴起，才江流融会，构成了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中国乡村小说的再度振兴。
一个时代的文学，如果不能敏锐地、深刻地反映当代的主流生活，那将是一种软弱的文学甚至病态的文学。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和肯定现实主义乡村小说。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从九十年代初就已见端倪，并渐渐形成了一股“冲击波”式的创作潮流，它以逼真、鲜活、开阔的生活画面，真诚、朴实、刚健的创作风格，给文坛带来了一股遒劲的乡村之风，吸引和激动着广大的读者群。文坛上又涌现出一个新的乡村小说作家群，其代表作家及作品有：刘醒龙的《村支书》、《凤凰琴》、《分享艰难》，何申的《乡干部老秦》、《年前年后》等乡村干部系列小说，关仁山的《太极地》、《九月还乡》、《大雪无乡》，刘玉堂的《最后一个生产队》、《自家人》，张继的《杀羊》、《黄坡秋景》，谭文峰的《扶贫纪事》、《走过乡村》，王祥夫的《雇工歌谣》、《早春》，向本贵的《苍山如海》……这些作品的主要特征是表现了九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变革生活，描绘了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科技文明的艰难迈进，展示了各种各样的农民在进入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盲目、痛苦、变化和成长。这些作家在表现方法上多取传统的现实主义，但在创作意识上又有他们自己的特点。例如他们多用“平视角度”观照和表现生活，遂使他们的小说保持了生活的逼真感和丰富性；又如他们努力开掘农民身上那种最深厚的文化性格和最朴素的精神品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现和塑造了一个个新的农民形象。但同时我们又看到，乡村现实主义小说发展到今天，已暴露出许多局限和弱点，例如在作品内容上缺乏更大的思想深度，例如在表现形式上缺乏审美创造的更进一步的自觉性，这是需要引起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作家们反思和警惕的。
在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作家笔下，所表现的生活事件是整个作品的“主体”（非哲学概念），生活事件覆盖着作品思想、人物形象以至艺术形式，题材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在另外一些乡村小说作家那里，生活事件则成为一种“客体”（也非哲学概念），作家赋予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形式等完全撑破了题材本身的拘囿，形成了不拘一格的乡村小说样式。这后一类乡村小说有着独特的文化品格和审美价值，我以为这类小说至少有如下几种样式。一种是“生存状态式”，与现实主义乡村小说相反，这种小说关注的是那些偏远、闭塞的乡村那种似乎是永恒不动的民间生活和农民们古老的生存状态，这种小说更有历史感和地域性，典型的作家作品有杨争光的《棺材铺》、《赌徒》，迟子建的《亲亲土豆》、《雾月牛栏》，阎连科的《年月日》等。再一种是“文化理念式”，中国农村是传统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方，也是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的所在，把农村作为一种文化标本去观照、解剖、反思，是这类小说的一个基本创作特征。我以为像周大新的《走出盆地》、张炜的《家族》等，均属于这种文化乡村小说。另一种是“精神家园式”，在这种乡村小说里，乡村已不是真实的存在，而是一种情感与精神的家园，故乡的山水、淳朴的人性、浓酽的乡情……已变成了一种诗情画意。社会越是现代化、城市化，人们越渴望回归自然、渴望纯真的乡情，这种小说传达的正是这样一种现代情绪，张宇的《乡村情感》、李佩甫的《黑蜻蜓》、田中禾的《姐姐的村庄》等就是这种小说的代表作品。这些乡村小说，是“五四”文学到新时期小说的继承和发展，是九十年代多样化的社会生活的自然显现。乡村小说以它坚韧的生命力在小说领域里渗透、扩展，不断地成熟、壮大，透过它，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一个古老凝重而又生生不息的——“乡土中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