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平原 |
1997-09-02 00:00 |
“从鲁迅出发”——读《鲁迅比较研究》
第12版(副刊)
专栏：
“从鲁迅出发”
——读《鲁迅比较研究》
陈平原
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都以鲁迅为根基。这个判断，更适合于从竹内好到丸山升的上两代学者。八十年代以后崛起的新一代学人，很可能不再以鲁迅为论述中心，但仍将其视为重要的“出发点”。日本学界的这一“偏好”，既基于自身的问题意识——借鲁迅思考日本的前途及命运，也基于其学术视野——日本人有可能在鲁迅研究方面大显身手。相对来说，上两代学人侧重前者，而新一代则更倾向于后者。二者治学风格略有差异，却都作出了可喜的成绩，也得到了中国同行的普遍认可。
上两代日本学者的鲁迅研究，译成中文并广为人知的，有竹内好的《鲁迅》（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伊藤虎丸的《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以及丸尾常喜的《“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５）等。至于新一代的研究成果，单篇译文不少，专著则只能举出最近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推出的《鲁迅比较研究》（藤井省三著，陈福康编译）。
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井省三，八十年代初在复旦大学进修，九十年代中期到北京大学研究讲学，与中国学界的联系极为密切。这位“新锐学者”，已出版中国学著作八种，这在学术著作出版远比中国困难的日本，实属罕见。《鲁迅比较研究》的论述范围，主要涵盖其前三种著述：《俄罗斯之影——夏目漱石与鲁迅》、《鲁迅——〈故乡〉的风景》、《爱罗先珂的都市故事——２０年代的东京、上海、北京》。这里以中译本为主，连带介绍其“走出鲁迅”之后的著述。
中译本以“比较研究”为题，很容易被划入比较文学阵营。这自然没错，可未必能尽其意。单看题目，《鲁迅与拜伦》、《鲁迅与安德烈夫》、《鲁迅与夏目漱石》，似乎与中国学界的思路没有什么差别。可仔细阅读，很快便能发现日本学者的得天独厚处。留学日本七年半的鲁迅，在当时以及日后对于域外文学的译介中，多有明治时代日本思想界、文学界的影子。这本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只是中国学者受学养及资料的限制，很难真正进入这一课题。看藤井君讨论鲁迅对于显克微支、安德烈夫、阿尔志跋绥夫、契诃夫、安徒生、爱罗先珂等的接纳，都能举出日本文学界的态度作为参照，实在令人羡慕。中国学界往往直接将鲁迅与某外国作家作比较，虽也有所创获，缺了日本这个重要的中介，总是一种遗憾。这当然也有陷阱，那便是论者容易沉湎于细节的钩稽，见同不见异，无意中抹煞了鲁迅的独创性。藤井君显然深知此中利弊，不断强调鲁迅选择的自主性，以及借鉴中的创新。比如，解读《野草·复仇》，藤井君引入了鲁迅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以及长谷川如是闲的《血的奇论》，这已经令人大开眼界，论者更指出，必须将此前《摩罗诗力说》中的“斗剑士”、此后《铸剑》中的“黑色人”考虑进来，方能真正体味鲁迅曲折复杂的“复仇的情念”。这种全景式描述，使“接受”成了作家整个艺术生命的一环，不再纠缠于那永远也说不清的“影响与创新之间的比例”。
以广义的考据为根基，乃整个日本中国学研究的特色；藤井君的追求，则可以添上一句，以“文学的社会史”为归宿。此语虽系《爱罗先珂的都市故事》一书的出版广告，却颇能概括作者的学术追求。据该书序言，作者写作时广泛利用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包括日本密探跟踪爱罗先珂的秘密报告），查阅了东京、上海、北京三地的报纸杂志，并调查了众多知情人。读藤井君众多著述，时能见到新发掘出来的史料，这里所下功夫，陈福康《编译者序》有精到的评介。难得的是，此等发现，往往能恰到好处地穿插在具体叙述中，避免陷入孤立无援的“小考证”。在三宅雪岭主编的《日本及日本人》第５０８号（１９０９年５月）上，发现有关《域外小说集》的介绍，将日本人对于周氏兄弟的关注提前十一年，固然可喜，可作者并没有局限于此，根据此则记事强调“一般中国学生似乎爱读俄国的革命的虚无主义的作品”，分析日本人何以注目邻国刚刚起步的译作，以及中日两国文学家同时喜爱安德烈夫的原因。略为排比一下出版时间，甚至得出以下结论：不同于清末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西学的通例，“与其说鲁迅卷入了日本的‘安德烈夫热’，不如说他要与日本的文学者在翻译上一争先后”。此类以“考据”面貌出现的“论述”，乃藤井著作中最引人注目者。
在一般人眼中，日本学者擅长处理小问题，缺乏宏观研究的兴趣与能力。这或许是一种误会。日本学者之喜欢从小处入手，目的是便于把握对象，以求得干净利落地解决。至于着眼点，则不大为对象所限制。藤井论鲁迅，便特别强调“国际性的精神现象”，比如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个人主义的兴起、布尔什维主义与人类主义的张力、希望与绝望之同为虚妄，以及文字与图像的沟通等。这当然首先是由鲁迅的思考所决定的，但论者相当投入，而且多有创获。这种开阔的学术视野，使得“从鲁迅出发”的藤井君，在其后的《中国文学百年》、《现代中国的轮廓》以及刚出版的《（新）中国文学史》等著述中，试图勾勒百年中国的文学进程；而讨论处于交流与侵略夹缝的《东京外语支那语部》，研读八九十年代大陆、台湾、香港电影的《中国电影读本》，更显示作者的学术抱负。以目前学界的研究水平，如此宏大的叙事，处理起来实不容易。如何协调广博与专深，对擅长专题研究的日本学者来说，尤其是个难题。从论题到文体，藤井君似有超越现有学科边界及学术范型的冲动，这一论述姿态，比其具体著述的得失更值得重视。
回到藤井君最初入门、且至今仍在用力的鲁迅——对于学者来说，研究对象具有某种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鲁迅先生又何尝被学科、论题、文体所局限？只是此类“随心所欲”的写作，非大手笔不能为。不难想象，选择这条路，藤井君很难祈求“一路平安”。不过，对“《故乡》的风景”有深入论述的藤井君，肯定记得那条只要有人走就会有的“地上的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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