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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1997-09-02 00:00

“从鲁迅出发”——读《鲁迅比较研究》

第12版(副刊)
专栏:

  “从鲁迅出发”
——读《鲁迅比较研究》
陈平原
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都以鲁迅为根基。这个判断,更适合于从竹内好到丸山升的上两代学者。八十年代以后崛起的新一代学人,很可能不再以鲁迅为论述中心,但仍将其视为重要的“出发点”。日本学界的这一“偏好”,既基于自身的问题意识——借鲁迅思考日本的前途及命运,也基于其学术视野——日本人有可能在鲁迅研究方面大显身手。相对来说,上两代学人侧重前者,而新一代则更倾向于后者。二者治学风格略有差异,却都作出了可喜的成绩,也得到了中国同行的普遍认可。
上两代日本学者的鲁迅研究,译成中文并广为人知的,有竹内好的《鲁迅》(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伊藤虎丸的《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以及丸尾常喜的《“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等。至于新一代的研究成果,单篇译文不少,专著则只能举出最近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推出的《鲁迅比较研究》(藤井省三著,陈福康编译)。
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井省三,八十年代初在复旦大学进修,九十年代中期到北京大学研究讲学,与中国学界的联系极为密切。这位“新锐学者”,已出版中国学著作八种,这在学术著作出版远比中国困难的日本,实属罕见。《鲁迅比较研究》的论述范围,主要涵盖其前三种著述:《俄罗斯之影——夏目漱石与鲁迅》、《鲁迅——〈故乡〉的风景》、《爱罗先珂的都市故事——20年代的东京、上海、北京》。这里以中译本为主,连带介绍其“走出鲁迅”之后的著述。
中译本以“比较研究”为题,很容易被划入比较文学阵营。这自然没错,可未必能尽其意。单看题目,《鲁迅与拜伦》、《鲁迅与安德烈夫》、《鲁迅与夏目漱石》,似乎与中国学界的思路没有什么差别。可仔细阅读,很快便能发现日本学者的得天独厚处。留学日本七年半的鲁迅,在当时以及日后对于域外文学的译介中,多有明治时代日本思想界、文学界的影子。这本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只是中国学者受学养及资料的限制,很难真正进入这一课题。看藤井君讨论鲁迅对于显克微支、安德烈夫、阿尔志跋绥夫、契诃夫、安徒生、爱罗先珂等的接纳,都能举出日本文学界的态度作为参照,实在令人羡慕。中国学界往往直接将鲁迅与某外国作家作比较,虽也有所创获,缺了日本这个重要的中介,总是一种遗憾。这当然也有陷阱,那便是论者容易沉湎于细节的钩稽,见同不见异,无意中抹煞了鲁迅的独创性。藤井君显然深知此中利弊,不断强调鲁迅选择的自主性,以及借鉴中的创新。比如,解读《野草·复仇》,藤井君引入了鲁迅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以及长谷川如是闲的《血的奇论》,这已经令人大开眼界,论者更指出,必须将此前《摩罗诗力说》中的“斗剑士”、此后《铸剑》中的“黑色人”考虑进来,方能真正体味鲁迅曲折复杂的“复仇的情念”。这种全景式描述,使“接受”成了作家整个艺术生命的一环,不再纠缠于那永远也说不清的“影响与创新之间的比例”。
以广义的考据为根基,乃整个日本中国学研究的特色;藤井君的追求,则可以添上一句,以“文学的社会史”为归宿。此语虽系《爱罗先珂的都市故事》一书的出版广告,却颇能概括作者的学术追求。据该书序言,作者写作时广泛利用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档案(包括日本密探跟踪爱罗先珂的秘密报告),查阅了东京、上海、北京三地的报纸杂志,并调查了众多知情人。读藤井君众多著述,时能见到新发掘出来的史料,这里所下功夫,陈福康《编译者序》有精到的评介。难得的是,此等发现,往往能恰到好处地穿插在具体叙述中,避免陷入孤立无援的“小考证”。在三宅雪岭主编的《日本及日本人》第508号(1909年5月)上,发现有关《域外小说集》的介绍,将日本人对于周氏兄弟的关注提前十一年,固然可喜,可作者并没有局限于此,根据此则记事强调“一般中国学生似乎爱读俄国的革命的虚无主义的作品”,分析日本人何以注目邻国刚刚起步的译作,以及中日两国文学家同时喜爱安德烈夫的原因。略为排比一下出版时间,甚至得出以下结论:不同于清末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西学的通例,“与其说鲁迅卷入了日本的‘安德烈夫热’,不如说他要与日本的文学者在翻译上一争先后”。此类以“考据”面貌出现的“论述”,乃藤井著作中最引人注目者。
在一般人眼中,日本学者擅长处理小问题,缺乏宏观研究的兴趣与能力。这或许是一种误会。日本学者之喜欢从小处入手,目的是便于把握对象,以求得干净利落地解决。至于着眼点,则不大为对象所限制。藤井论鲁迅,便特别强调“国际性的精神现象”,比如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个人主义的兴起、布尔什维主义与人类主义的张力、希望与绝望之同为虚妄,以及文字与图像的沟通等。这当然首先是由鲁迅的思考所决定的,但论者相当投入,而且多有创获。这种开阔的学术视野,使得“从鲁迅出发”的藤井君,在其后的《中国文学百年》、《现代中国的轮廓》以及刚出版的《(新)中国文学史》等著述中,试图勾勒百年中国的文学进程;而讨论处于交流与侵略夹缝的《东京外语支那语部》,研读八九十年代大陆、台湾、香港电影的《中国电影读本》,更显示作者的学术抱负。以目前学界的研究水平,如此宏大的叙事,处理起来实不容易。如何协调广博与专深,对擅长专题研究的日本学者来说,尤其是个难题。从论题到文体,藤井君似有超越现有学科边界及学术范型的冲动,这一论述姿态,比其具体著述的得失更值得重视。
回到藤井君最初入门、且至今仍在用力的鲁迅——对于学者来说,研究对象具有某种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鲁迅先生又何尝被学科、论题、文体所局限?只是此类“随心所欲”的写作,非大手笔不能为。不难想象,选择这条路,藤井君很难祈求“一路平安”。不过,对“《故乡》的风景”有深入论述的藤井君,肯定记得那条只要有人走就会有的“地上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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