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闻佳平杨雪梅 |
1997-01-31 00:00 |
崇高精神的魅力——中国社会公益活动扫描之四
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读者点题
崇高精神的魅力
——中国社会公益活动扫描之四
本报记者闻佳平杨雪梅
隆冬时节，当记者穿行于北京的大街小巷，追寻那些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社会公益活动的足迹的时候，扑面而来的冰雪和寒风并没有使我们感到寒冷，我们溶入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汇聚到社会公益活动中的人流里，分明已经感受到了一股股爱的春潮。
一段时间以来，记者一直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没有行政命令，没有强迫摊派，是什么力量促使那么多人愿意通过社会公益活动向陌生的人们奉献自己的爱心？经过采访，记者得出这样的答案：这种力量来源于一种道德的感召，一种精神的魅力！
水到渠成
也许人们都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新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公益活动都是在改革开放１０多年后才出现，即使“资格”较老的“希望工程”也才刚刚度过７岁生日。于是，记者在采访每一个公益活动的创始者时，都要反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些社会公益活动为什么会在而且只能在改革开放１０多年后的中国出现呢？
他们的回答惊人地一致：社会公益事业是一个自然发展的历史过程，它是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作为个体的公益行为也许在任何时代、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但作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社会公益活动，只有当全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心理和道德等等要素积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合乎逻辑地自然而然产生。社会公益事业既不可能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而出现，也不会在社会迫切需要的时候千呼万唤不出来。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当几个青年聚在北京后海后圆恩寺甲１号一个简陋的房子里设想发起一个旨在救助失学儿童的公益活动的时候，他们只是朦胧地意识到，１０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需要一种信念、一种热情去唤醒人们对国家、对社会、对未来的责任。这种设想一经公开，不仅得到上上下下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响应，而且给数百万失学儿童以希望。“希望工程”发起的初衷说起来也许就这么简单。但后来人们在研讨“希望工程”现象的时候，一致认为，工程的基础１０年前就开始打下了。
学者在解答这个问题时更富有理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王思斌教授认为，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既是对我国社会资源的一次优化配置，也是社会利益分化和重组的过程。由于每个人在社会体制中所处的生态位和个体的努力程度不同，在改革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相对强势的群体和相对弱势的群体。在政府倡导社会公平的号召下，强势群体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转而追求道德的积累，向弱势群体伸出援助之手就成为自觉自愿的选择之一。社会公益活动的核心，一是公众性，二是利益性，一方面只有当大多数人财富积累到自身已没有衣食之虞时（强势群体），向他人伸出援助之手才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只有当由于种种原因而处于社会利益边缘的群体（弱势群体）存在时，才需要获得他人的援助。当这种“需要”和“可能”两个要素都具备时，社会公益事业的产生才能成为现实。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在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社会公益活动出现的原因时，提出了著名的“三次调节论”。他认为，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社会要追求的目标之一，要追求公平，必然要促进财富的相对转移。在这个转移过程中，市场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起了第一次调节的作用，国家通过财政税收杠杆起了第二次调节的作用，社会通过道德取向起了第三次调节的作用。社会公益活动就属于这第三次调节的范畴。
搞改革开放，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国外舆论和国内很多善良的人们都在担忧，贫富分化会不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担忧也许不无道理，但事实作出了更生动的回答。由中国民营企业家倡议发起的“光彩事业”，向世人展现了一条先富帮后富、携手共致富的光彩之路。为富不仁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达则兼济天下”是一代企业家追求的境界。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无论是社会公益活动的发起者，还是参与者，抑或是受益者，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没有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经济实惠，社会公益活动就没有产生的基础；没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的社会道德风尚的全面进步，社会公益活动就没有了发展的动力。的确，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滚滚洪流催生了一个又一个社会公益活动，社会公益活动反过来又成为精神文明建设新的生长点，同时也为物质文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正是：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众志成城
我们采访的数十项社会公益活动，它们的性质、宗旨、目标和救助的对象各异，然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支撑点，那就是千千万万自觉自愿奉献爱心的人们。失去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任何社会公益活动都会变成一纸空谈。
采访每一项社会公益活动，听着一个个动人的奉献爱心的故事，看着一串串令人心生敬意的名单，读着一封封言辞朴素、情真意切的来信，一个信念在记者心中油然而生：我们的人民是多好的人民啊！
记者曾几次到北京育民小学采访该校学生的捐赠活动。从１９９５年起，这个学校的２００多名小学生自觉地把每天节省下来的零花钱捐献给“智力工程”和与他们结对手拉手的河北承德韩麻营中心小学的伙伴们。影、视、歌“三栖”小童星宫傲曾骄傲地这样对记者说：“小孩子要做大事情。小孩子能做大事情。”
中国医学基金会的常务副会长陶斯亮被她的同事们称为“亲善大使”，一年３６５天，她有２００多天在全国各地宣传“智力工程”的意义和重要性。记者每次采访她时，总希望她能讲点什么，而她总是谦逊地说：“与千千万万个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捐给公益活动的人相比，我个人的付出又算得了什么？！”
是啊，每年给社会公益活动捐款捐物的人有多少，谁能统计得清呢？据《北京青年报》和北京源流资讯调查传播有限公司１９９６年底的一项调查，７２％的北京人曾经为社会公益活动捐赠过钱物，献过爱心。
然而，募款募物，并不是社会公益活动的唯一目标。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崔乃夫说：“金钱不是爱心的一般等价物，捐赠钱物也不是表现爱心的唯一形式。一声亲切的问候，一句真诚的激励，一次意外的探视……一个很小很小的行动，只要能让别人感到温暖，感到舒适，感到快慰，你就在做善事，做公益事业。”
人的精神层面有多种需求，“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应该是每一个社会人的最低道德要求。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社会公益活动将全社会的力量动员起来，共同构筑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钢铁长城。
精神永存
当记者的第一篇报道见报后，浙江省公益事业基金会寄来了他们开展“公益使者”、“银色工程”、“育才计划”等公益活动的材料。他们在来信中说，他们寄材料不是为了见报，而是想说明，公益事业已经深入人心。
记者从民政部门了解到，由群众团体发起的社会公益活动，在全国有数百家，总体上看，在实施扶贫济困、弘扬民族美德等诸多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力量。
针对一些人认为目前社会公益活动过多过乱的观点，曾经长期担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认为，从表象上看，公益活动是多了一点，但从本质上看，这些公益活动的出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时代精神的潮流，应该多加提倡，而不是横加干预。今后，这些社会公益活动之间也许有竞争，有融合，有消亡，但只要它们的宗旨是为别人做好事、善事，它们的精神就会永存！
１９９３年才在北京大学成立的“爱心社”，如今全国已有数百所大、中、小学校出现了响应者，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当“爱心社”首任社长毕业离校以后，爱心接力棒传到了２２岁的杜庆娥手上。不少人也曾怀疑，这位羸弱的女孩能否将“爱心社”如日中天的使命延续下去。要强的杜庆娥对记者说，爱火既已点燃，火种一定要传播下去。“爱心社”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支撑的，而是靠一种精神的魅力吸引大家，凝聚大家，引导大家前行。１月２８日，由杜庆娥参与策划和组织，来自全国３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爱心社”组织的领导人聚首武汉，研究如何把爱心活动推向深入，推向普及。记者采访的所有公益活动的组织者，他们目前所做的事都是总结过去一年的经验教训，筹划如何把１９９７年的公益活动进一步推向前进。
一项崇高的事业，只要它扎根于民众，造福于民众，它就能精神不朽，魅力永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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