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火的“四库”

第7版(书评)
专栏：书话人语

　　红火的“四库”
孟凡茂
１８世纪７０年代，乾隆皇帝召集了一大批文人筹划编纂一部大而全的书。于是全国各地的书籍被征入京城，或录或删或禁或毁，取其所需，用其所好，费时１０年终于编成。因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故名《四库全书》。全书共收书近８万卷，手抄７部，分藏于皇家的藏书楼中。皇帝的大功告成了。时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四库”这个名词一下子红火起来了，几年工夫，我们已经见到或即将见到《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还有原版影印的《四库全书荟要》，实存名亡的《盛世藏书》。我不想评论也无力评论这些“四库”的成就、作用和影响，只是对此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对“四库”如此偏爱，如此钟情？难道用《四库全书》的形式整理古代典籍是最理想的吗？还是因为驾轻就熟？
有人说当年乾隆能办到的事，今天不仅应该办到，而且要办得更好。其实我们今天完全没有必要和乾隆较劲儿。乾隆办的许多事对今天来说都大可不必了。至于乾隆编《四库全书》这事儿，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皇帝想要为自己树立文功之碑；其二，可把众多知识分子困于编辑古书的事务之中，既可施以拉拢又便于统治；其三，清除书籍中不利于清王朝统治的思想观念，也就是通过编书而达到删改销毁之目的。对于编纂《四库全书》的功过，一时有一时的评价。鲁迅先生说，除了全毁抽毁之类，最阴险的是删改古书的内容，而称它为“四库残书”。季羡林先生说，经过几百年，事实证明它还是有用的。应该说各有各的道理。虽然如此，我想要真和乾隆较劲儿，就不该步乾隆的后尘，走２００多年前的老路，因为今天有科学的分类方法、先进的编辑手段和高超的印刷技术，就应该有更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古代典籍的整理。早就有人指出，《四库全书》的分类方法已不适应今天的需要，如把属于语言文字学的“小学”归经部，把地理类书籍归史部，今天说来是颇为费解的。可是，今天的续修也罢重排也罢，仍循旧路。倘若２００年后的子孙也照今天的路数走，也许还会编出《四库全书》的十续八续，那真不知是传统文化精神的延续还是因循守旧观念的发展了。
如今各家竞相编纂，可谓当仁不让；不惜重编广印，或许另有所图。如果我们把古代典籍的整理看成是功在千秋的事业，就应有比古人更远的眼光。当不计较提前三年五载完成，以博取最先或第一之归属。更不该不论古籍的价值一味求全求大而一哄而起。尽管在规模和速度上夸耀超过了古人，但不知在态度和质量上是否对得起后人。或许当“四库”的热度冷却之后，我们才能平心静气地体会“红火”的感受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