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天涯》的文化品位

第7版(书评)
专栏：

　　《曾在天涯》的文化品位
刘起林
阎真的长篇小说《曾在天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海外题材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气息。这主要表现在，惯见的异域传奇不再是作品的精神重心，而对文化品位的追求，则在情节进展和形象完成的过程中强烈地凸现。
海外文学的兴起，是近年我国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一些作品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和强烈的社会影响，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主要是由于异域生活的传奇性，而不是本身的艺术品质。
《曾在天涯》的特点是不就事叙事，它最能给人以心灵触动的是那种形而上的生命体验。这使小说有了一个富于理论意义的精神支点。主人公高力伟的文学价值在于他是个“生命意义的追问者”，他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眺望个体生命所处的位置。这种眺望和追问作为小说的精神内核，不但表达了平凡个体认识自我的心灵渴望，也传达了当代知识分子对生存意义的思虑。作为一个异乡旅人，主人公高力伟在加拿大异域环境的生活底层挣扎，在国内所拥有的身份感和心理优势丧失殆尽，自尊心敏感而脆弱，无法摆脱卑微平庸的处境。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从这种卑微的生存体验中执著地追索着生命的终极意义：“面对这大片墓碑，生命的有限性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它像墓碑的表面一样有着真实的质感……时间什么也不是却又是一切，它以无声的虚空残酷地掩盖着抹杀着一切。”在这里，精神视域的浩漫与生存空间的狭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仅仅属于人类特别是知识者的自我意识，带来了悲剧性的生命体验。
小说不是题材意义上的海外文学，它的意义覆盖面比惯见的“文化冲突”主题要宽厚得多。小说在新时期表现知识分子命运的作品中，也有着某种特殊价值。作者笔下知识分子的特质，是商业化社会条件下的心灵分裂和精神冲突：进入并成为历史角色的愿望与被清楚地意识到的个人的无能为力；对物质的渴求与寻找精神归宿的执著；个体生存空间的渺小狭隘与时空想象的浩漫宏阔；对传统文化的情感性依恋与对现代文化的理性向往；生存现实的压力与对这种压力的形而上反抗；传统的性别角色与现实的调整要求，等等。这种种矛盾冲突是世纪之交某些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主题。主人公们的悲欢离合和心灵冲突，牵动着我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因而也具有了历史层面的厚度。在表现２０世纪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存与心灵处境方面，小说以精神的现实性切入了当代生活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