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文学的转机与希望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军旅文学的转机与希望
陆文虎
新时期以来，中国军旅文学曾经掀起过阵阵高潮。当年，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最早代表军旅文学向中国文坛吹来一阵清风，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也曾引起过全社会的轰动，此后又陆续涌现过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均臻上乘的精品佳作，无论是在文学圈里还是在大众的文学消费中，军旅文学都曾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进入９０年代以后，军旅文学却逐渐转向沉寂。如此明显的峰谷反差，引诱着我对它进行深长的反思和研究。十分可喜的是，近年来，军旅文学出现了新的转机与希望，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发展势头。
出现转机与希望的第一个标志是，军旅文学不再画地为牢，自外于中国文坛。
早几年，军旅文学一度落入低谷，踟蹰不前。这当中的原因很多，但是，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不应当忽视，那就是：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的三五年间，军旅文学被人为地画地为牢，过于疏离中国文坛，使得我们一下子掉了队，落后了。而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的文学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这种发展至少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文学观念更新了。文学具有更加独立的品格，按照美的规律生产。它的审美功能得到大大增强，它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得到真正发挥。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都更多地把文学当作艺术品而不是当作宣传品来对待。实际上，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作为艺术品的文学，有时能够起到比宣传品更重要的作用。尽管文学很可能不如政治课那样立竿见影，但是由于文学是通过诉诸情感而陶冶情操、净化心灵，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从而达到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基础素质的目的，因此，它的作用带有根本性，能够达到更深的层面、更广的范畴。第二，文学多样化了。历史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文学承担着体现民族精神、弘扬时代主旋律的重任。但是，由于社会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丰富多样的，读者对文学的需求也就各不相同。同时，由于作家们的创作个性充分张扬，作品就有了万紫千红、异彩纷呈的景观。现实主义作品几经消长，仍然稳居主流地位；现代主义等探索性、前卫性作品也有一席之地。在文学品位方面，业已形成纯文学、俗文学共存共荣的局面。第三，文学已成为真正的人学。不仅当代英雄的辉煌业绩能够在作品中搬演，而且那些小人物、普通人的散淡生活也能够在文学中得到表现；不仅叱咤风云的激烈壮怀能够在作品中展示，而且悲欢离合的儿女情长也能够在作品中叙说。第四，文学已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学不仅注重社会效益，也开始注意经济效益了。文学的创作固然重要，文学的经营也是应时之需。事实证明，真正既有艺术独创性，又能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社会效益好的作品，其经济效益是不会错的。第五，中国文学不再是闭关自守的，而是同世界文学形成了全面的交流态势。国际互联网络的兴起，各种数字式记录和传输媒介的飞速发展，使这种交流的即时性成为可能。当今我国的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人民的文学，军旅文学理所当然地应当是其中的一部分。军旅文学只能是我国改革时代文学主流的一部分，它不应当有另外的流向，也不应当成为支流。军旅文学只是文学主流中写了军人或由军人所写的那一部分。因此，不论从哪个意义上说，军旅文学都只能是文学的一部分。军旅文学首先应当是文学。文学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军旅文学如果只记得自己是军事题材的，却忘了自己是文学，就不可能进步和发展。事实上，我国的文学事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正在同步发展，文学越来越紧跟时代、贴近生活。因此，军旅文学自外于中国文坛，实在是不智之举。可喜的是，近年来，军旅作家们更多地与军外作家加强了联系、协调和沟通，一种相互学习、相互切磋的风气正在形成。
这中间，有几部较好的长篇小说脱颖而出，保持着与国内文坛同步发展的态势。韩静霆的《孙武》以史笔为诗，以诗心记史，其浪漫主义的写法为历史小说开了新生面。他的粲然妙笔把司马迁《史记》中的寥寥四百字，经过渲染铺叙、腾挪跌宕，生发一千倍，完成了四十余万字的大制作。朱苏进的《醉太平》是一部严肃的作品。作者对时弊深恶痛绝，乃沉恸乎言之，语虽峻刻，但是，谁又能否认书中的人物就是生活中的你、我、他呢？乔良的《末日之门》则别出心裁，借鉴电影蒙太奇手法，熔国际政治、军事传奇和科技新知于一炉，让我们提前进入了对未来战争和社会的思考。因其内容符合当代读者的阅读期待，其假定性反而吸引了不少读者。朱秀海的《穿越死亡》具有较强的震撼力。作品以战壕的真实，表现了战争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冲击，描绘了人在直面死亡的瞬间如何战胜自我，揭示了普通人成长为英雄的秘密。这几部书的共同特点是，视界开阔、思路奇创、富于建设性。
出现转机与希望的第二个标志是，曾经多年受到忽视、处于自流状态，曾经多年彷徨、心怀抱怨情绪的军旅作家队伍，已经开始重新集结，一场新的文学总攻正在酝酿当中。
有一段时间，军旅文学被认为可有可无，或者被当成小儿科。于是，作家中便有人感到失落，有人意气难平。在一些作家辛勤劳作并取得可观成绩的同时，另一些作家却始终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总是在那里怨天尤人，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其实，就全局来说，繁荣是等不来的；就个人来说，作品是靠自己一字一句写出来的。更多的作家认识到，当务之急是迅速调整创作心态，努力解放文学生产力。
诚然，文学是更多地体现了作家个人色彩的个体生产活动，但是，创作其实也并非纯粹的个人行为。一方面，如果文化部门对作家不组织、不动员、不管理、不安排活动、不开展正常的文艺批评，这种漠然的态度，就会有意无意地伤害作家的创作热情；另一方面，如果作家长期不参加酬唱应和、琢磨切磋等以文会友的活动，也会钝化思想的深刻性，弱化作品的表现力。有感于斯，１９９４年底，总政文化部组织一批较有创作潜力的军旅作家聚集一堂，畅所欲言，认真研讨发展军旅文学的大计。此后又组织各类座谈会、笔会等有十几次之多。新的发动收到了实效，作家们决心接受时代的召唤，不错过历史的赐予，积极投入到创作当中去。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作家们的血热起来了，劲鼓起来了，面对着现实，憧憬着未来，他们不再止于坐而论道，也不再彷徨犹疑，整个创作队伍开始骚动，热气腾腾的，充满生机。
全国从事军旅文学创作的作家不过一二百人，大部分在军队。几年来，他们辛勤耕耘，创作了一大批作品，其中不乏佳构杰作。长篇小说有黄国荣的《兵谣》、刘增新的《美丽人生》、简嘉的《兵家常事》，报告文学有江宛柳的《没有掌声的征途》，散文有金辉的《西藏墨脱的诱惑》、张为的《四海之内》等，作品的思想性都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作家们对党、国家、军队和人民满怀深厚的感情和高度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牢牢把握时代的脉搏，紧紧跟随改革的鼓点，大力弘扬了主旋律；他们的作品充盈着生气，洋溢着激情，篇篇都是英雄诗，件件都是正气歌。这些作品以自觉的时代精神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从审美的角度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作出了有独特个性的反映和概括，具有强烈的感召和激励作用。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红军长征胜利６０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７０周年，一批有较高质量的小说和报告文学应运而生。还有一些军旅作家致力于反映军队现实生活，举凡部队的作战训练、抢险救灾、官兵生活和军民关系等等，新时期军队的新姿新貌，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几部反映我国军事科技战线和高技术部队成长发展的作品，如徐剑的《大国长剑》、苏方学的《原子弹四部曲》等，或振聋发聩，或感人肺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也是第一战斗力，高科技领域理所当然地被文学所表现。
十分难能可贵的是，所有这些新创作的作品，在艺术手法方面都有一定的创新，各具特色。既有以塑造人物、编织故事见长的，也有通过瑰丽奇谲的描写寄寓哲情覃思的；既有以磅礴大气舒卷历史风云的，也有以鲜活细腻刻画当代军人风貌的；既有对语言、技巧的创新，也有对意境、情韵的孜孜追求。作家的观察视界开阔了，表现手段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厚实了，艺术品位提高了。
出现转机与希望的第三个标志是，军旅文学正在顺应时代的要求，开辟新的道路，培养新的作家。
唐代文豪白居易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他一生高标的文学主张，也是他创作经验的总结。应当说，所有的伟大作家都是表现了时代精神的，一切不朽的作品都无一例外地带着鲜明的历史印记。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屈原、李白、苏轼、关汉卿、曹雪芹，还是外国的荷马、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巴尔扎克，莫不如是。这些写下传世之作的大文学家们都无缘见到中国在２０世纪崛起的雄姿，更不可能想象今日世界的格局和中国的变化。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是一个历史大发展、社会大进步、经济大腾飞、观念大变革的新时代。对于作家们来说，毫无疑问，这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作家们只有强迫着自己去认识和熟悉这种全新的、充满刺激和活力的现实生活，并且满怀激情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录下这巨大历史洪流的轰响，才算是没有辜负我们所亲身经历的这个伟大时代。而要正确把握时代，又谈何容易？有多少新生事物需要认识，有多少陈旧观念必须更新，有多少崭新问题应该研究，又有多少过时理论有待清理！程童一等人合著的《开埠》展示了中国近现代都市的发展史，有一定的哲学蕴涵、文化意味和认识价值。黄传会的反贫困系列报告文学声情并茂，引人瞩目。黄传会在反映人民疾苦的同时，自己的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净化和升华。江山代有才人出。赵琪是近年来较为活跃、也较为扎实的一位新作家。他的中篇小说《苍茫组歌》写红军长征，真情灌注，有历史感，人物塑造典型，能够撼人心魄。任真的报告文学新作《边关》，以散文笔法和诗的意境，表现某边防团官兵们平凡而伟大的业绩，有独特的美学追求，在使报告文学回归文学本体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平心而论，军旅文学在近两年中取得了一些成果，并且也有了一个好的势头。但是，毋庸讳言，其中的精品还是太少，军旅作家们还是任重而道远。让我们祝愿他们取得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