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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伙成 1997-07-31 00:00

党创建红军时期的毛泽东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

  党创建红军时期的毛泽东
陈伙成
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所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和北伐战争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独立领导人民,举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进入创造红军的新时期。随着党的斗争形式的改变,毛泽东也转为领导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战争。
毛泽东对军队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是随着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和北伐战争的发展而加深的。1926年11月,毛泽东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是年底,湖南、湖北农民运动迅猛发展,组织起来的农民感到拥有武装的重要性,纷纷组织农民自卫军。国民党右派立即表示强烈反对,我们党内有些人也加以指责。毛泽东经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深入考察,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提出,革命党不应害怕武装农民,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1927年6月,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当局急速地转向反共反革命的一边。7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讨论湖南问题的会上提出,党应当注意保存农民武装,“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制定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陈独秀主动放弃对军队领导权的右倾错误,指出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南昌起义后,党中央决定毛泽东任湘南特委书记,领导湘南起义,以策应南昌起义。8月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申在湘南组织1个师的主张,并提出如果在湘南斗争失败,军队则应“上山”。8月中旬,毛泽东受命回到湖南,参加领导秋收起义斗争。他在湖南省委会议上坚持工农武装起义必须有军队作骨干的主张。他的坚持,促使湖南省委放弃没有军队作骨干的湘南起义计划,确定以退到江西修水铜鼓一带的党控制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和安源工人纠察队等武装力量为骨干,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湘东七县镇的武装起义。毛泽东随即奔赴湘赣边界,担负这次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将上述部队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领导其起义。
9月11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但工农革命军各部在向长沙攻击前进中遭受挫折,原定的湘中、湘东七县镇的农民起义也没有造成足以牵制敌人驻军的强大声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从保存革命的武装力量着想,力主放弃进攻长沙的原定计划,转为沿罗霄山脉南下,转战井冈山地区,不仅保存了这次起义的武装力量,而且使这次起义和向井冈山的进军,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起点。
但是,部队放弃进攻长沙计划,使一些急于革命胜利的官兵失望,原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也有许多人不愿远离家乡,不辞而别,离开部队。当月25日,部队又在转进路上的芦溪遭到敌军袭击,受到损失,部队失败主义和离队现象更加严重。针对着这种严重情况,毛泽东于9月29日至10月2日,在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改编。除了在组织上将1个师缩编为1个团以充实连队外,还实行三个新制度:一是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在营以上各级建立党委;二是实行以同级党委书记兼党代表的新的党代表制度;三是实行民主制度,规定“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经济公开”。
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部转战到井冈山地区,开始了伟大的井冈山斗争。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宁冈新城一仗,打败了江西国民党军的第一次“进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后来,毛泽东把井冈山的斗争形式称为“工农武装割据”。这一斗争形式的创立,解决了弱小的革命军队生存发展的关键,从实际上开拓了中国革命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成为全国红军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一面旗帜。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同时,毛泽东继续加强和完善人民军队的建设。他提出了军队要担负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制定了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条纪律是: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二、打土豪要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禾草,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特征。随着红军政治工作制度和民主制度的建立、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制定,加上1928年2月新城战斗后毛泽东提出实行优待俘虏的政策,使得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等原则在实际上形成。
1928年4月,朱德、陈毅和王尔琢率领南昌起义保存的一部分队伍及湘南农军,转战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党委书记。井冈山斗争的力量更加强大了,但井冈山斗争也更加激烈了。由于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得当,加之朱德、王尔琢战斗指挥卓越,红四军连续打败了江西国民党军的三次“进剿”,取得了歼灭和击溃敌军各1个多师、缴枪千余支的重大胜利。
红军第四次打破江西敌军“进剿”后,井冈山根据地已由2月初创时的基本是宁冈一个县,发展到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部,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和酃县东南部。期间,召开了湘赣边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建立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建立了湘赣边界“苏维埃工农兵政府”;土地革命全面开展,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群众武装也得到大发展,县建立赤卫大队,区建立赤卫队,乡建立工农暴动队,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赤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井冈山会师后,在毛泽东的倡议下,红四军全军实行“三湾改编”确立的各种制度、三大任务和三条纪律六项注意,并且制定了《党代表工作大纲》。5月下旬,毛泽东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后,鉴于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实为政治部少数人的工作,而广大官兵单纯军事观点严重的弊端,毛泽东在朱德、陈毅支持下,采取了过渡性措施,暂不设政治部,在军和团两级(当时没有师编制)设党委机关代行政治部职能,后又建立宣传兵“制度”,增设各级宣传队,以此来推动和培养广大官兵做群众工作的习惯。经过这样的过渡,1929年3月,毛泽东又倡导把各级党委机关改为同级政治部。
1928年7月至8月,由于中共湖南省委“左”倾盲动主义残余的干扰,井冈山的斗争造成了“八月失败”,红军第二十九团冒进湘南被敌击溃,井冈山根据地因为分兵无力实施对敌的反攻,县城和平原地区被敌占领。毛泽东先是极力反对红军转战湘南的意见,在“八月失败”后,又亲自率队前往湘南,迎返冒进湘南的红二十八团,而后,从9月到10月,组织进行4次反攻作战,给进占根据地的江西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使根据地大部得以恢复。此后,召开边界第二届党代会,改选边界特委,并按中共中央指示,建立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统一领导红军和地方斗争。
在恢复根据地斗争的同时,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坚持井冈山的斗争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文,从中国的国情、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角度,阐述了红色政权发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与条件,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1928年12月,彭德怀和滕代远领导的红五军主力,由湘鄂赣边转战到井冈山地区,与红四军会师。但是,湖南和江西国民党军也在计划着对井冈山根据地红军的更大规模的第三次“会剿”。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与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但是不料遭到敌之重兵追击,没有可能按预定方案打破敌之“会剿”。为了保存红军,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率部沿粤赣边界东去,随后折转闽赣边,杀敌一个回马枪,在瑞金大柏地取得歼敌1个多团,缴枪800多支的胜利,初步扭转了被动局面。
进而,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率部转进闽西,取得了歼灭敌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和占领长汀的胜利,完全恢复了主动。1929年4月1日,红四军主力返回瑞金,与由井冈山根据地突围的彭德怀部队会师。在瑞金,前委接到党中央的“二月来信”。这是一封对革命前途充满悲观论调的指示信,要毛泽东、朱德将红四军分散成为小分队,以藏匿于群众中,并要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四军到中央工作。
毛泽东在4月5日以前委名义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红四军和红五军应当实行“争取江西,兼及浙西闽西”的战略计划,他和朱德也不应当离开红四军,而应当全力以赴,领导红军实现争取江西计划。他主持召开前委会议,明确红四军主力任务是大力营造赣南、闽西根据地,而以彭德怀部队返回湘赣边界,恢复根据地,使两个地区的斗争连成一片,以实现争取江西计划。
在4月5日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总结了红军三年来的游击战争经验。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还向中央汇报了红四军建设的具体情况。中央将红四军的“支部建在连上”、实行民主制度等建设经验,以及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基本原则,推荐给全军。
然而,中央的“二月来信”,也给红四军党内带来了不良的影响。1928年冬和1929年春,红四军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主力转战赣南的一段时间内十分被动,时时有被敌人包围消灭的危险,留在井冈山坚持斗争的部队,被迫突围,根据地一度全被敌军占领,红军的部分官兵存在一股失败情绪,怀疑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道路行不通。另一个方面,由于旧军队的影响,使一部分官兵不习惯毛泽东主张实行的集权制(即后来所说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他们把它看成是党管一切,把毛泽东看成是搞家长制领导,主张实行“由下而上”的名为民主制实为极端民主化制度;同时,农民的自私散漫习气也顽固地支配着部分官兵,以至于产生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而党内对这些问题也未能达成一致认识,坚决予以纠正。1929年6月下旬,红四军在闽西龙岩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力图纠正这些问题,但会议缺乏正确的政治方向,结果导致更严重的争论。会议在极端民主化气氛的支配下,越权改选党的前敌委员会,将党中央指定的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选掉,致使毛泽东不得不离开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
红四军“七大”后,继任前委书记的陈毅感到“七大”的主流是错误的,当即向中央作书面报告,继而又亲自赴上海,向中央作当面报告。当时,主持中央军事工作的是周恩来。周恩来在收到陈毅的书面报告后,于当年8月21日以中央名义给红四军前委指示,批评了“七大”的错误。在听取陈毅的汇报后,周恩来又指示陈毅,代中央起草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就是“九月来信”。这封信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一是“发动群众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是“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是“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并且指出,红军中的党必须实行集权制领导原则,不允许以“家长制”这个名词来掩饰其极端民主化;红军中的取消观念、单纯军事观点、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等错误观念,都应当通过教育而加以肃清。中央指示陈毅带着这封信回红四军,请毛泽东回前委复职。中央的这些指示,特别是“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提供了根据。
1929年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了红四军前委,在朱德、陈毅的协助下,于12月下旬在闽西上杭古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次会议,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其决议也称古田会议决议。会议还按中央指示,选举产生了前委委员,组成新一届前委,毛泽东任书记。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一面领导各级党组织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一面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对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作了进一步的总结与阐述。
从1927年秋到1930年春,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创造人民军队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毛泽东以他的过人的智慧,超乎寻常的革命胆略,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与他的战友一起,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初步解决了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军与作战三大基本问题,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最为杰出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崇敬和怀念。(附图片)
图为1931年的毛泽东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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