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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梧 1997-08-30 00:00

我国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的战略选择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我国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的战略选择
宋晓梧
在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过程中,对于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来说,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始终既是需要高度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同改革、发展、稳定密切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
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所面临的问题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历史原因,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方面存在的一些基本矛盾并未解决;同时,由经济体制转轨而带来的新问题开始显现出来。当前,我国在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口数量过多。我国人口和劳动力长期过量增长,到本世纪末全国人口数量将逼近13亿。到下世纪中叶,人口数量将达到15亿至16亿。以这样巨大的人口压力为背景,近期每年新增劳动力将达1500万到2000万,其中城镇新增劳动力600万;产业结构的变动还将使1.5亿以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非农地区转移;而体制转轨的深入又会使传统体制下包容的高达1500万国有企业冗员显现出来。这表明我国劳动力总量将长期供过于求,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
第二,人力资源总体质量不高。囿于传统体制的束缚,人力资源开发部门长期存在脱离经济、脱离生产、自我循环、自我服务的倾向。教育培训结构严重背离经济结构,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和工人技术等级偏低,社会急需的国家职业技能和操作水平标准尚未确立,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短缺,不足以支持深层次经济资源的开发利用,难以满足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率的要求。
第三,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的外部环境不够宽松。我国主要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均低于世界人均水平,部分重要资源(如淡水、耕地、草地等)特别短缺,农业资源开发过度,金融资本和技术资本也都处于严重不足状态。经济增长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与污染严重。如何尽可能高效率地利用有限物质和生态资源实现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是实现跨世纪发展战略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的战略对策
由上可见,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课题。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必须把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合理利用作为中心,围绕这一中心制订战略和对策。
第一,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人力资源开发与就业体制改革。按国家计划严格配置劳动力资源,实现就业的统包统配,压抑了企业和劳动者双方在人力资源开发和就业中的积极性,造成“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等严重的人力资源配置失调现象,导致“大锅饭”、“铁饭碗”及国有企业人员大量过剩等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出路只能是从以计划为主转向以市场为主配置人力资源。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政府应逐渐改变以往那种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转变职能,让企业和劳动者在市场竞争机制的激励和压力下活跃起来,充分挖掘自身开发人力资源的潜能,扩大就业数量,提高就业质量。当然,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也有其局限性。政府有责任伸出自己那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包括采用经济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人力资源开发与其他产业活动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其投资者往往可能不是收益者,而收益者也往往可能不是投资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别经济单位(包括企业和个人)本能倾向尽可能多地享有人力资源投资收益,而尽可能少地承担人力资源投资义务。例如,目前许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劳动者个人,把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国家教育培训机构作为他们的免费培训基地。由此发生的矛盾,不但引起一系列劳动争议,而且影响整个国家人力资源投资的力度。这就需要在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保持政府的权威,运用政府宏观调控和行政干预的力量,防止和弥补由于市场机制本身可能带来的弊病。
第二,确立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是由它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源开发总水平决定的。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源开发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两大支柱,在物质资本积累达到一定规模和水平后,其中的人力资源开发更显得重要。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在人力资源投资方面明显不足。我国与其他获得经济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比较,一个最大的差距是至今未建立起一种激发全民族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源积累热情的机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各类要素市场的日趋发展,一个全民族的物质资本积累的热潮正在形成。但是,如何动员起全民族的积极性,掀起一个全民族的人力资源开发热潮,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要着力解决人力资源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运作秩序不规范的问题;要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全面考虑和设计我国市场政策、就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以及财政、税收、利率等政策,使人力资源积累与投资的收益逐步提高,真实反映人力资源收益高于物质资本收益的客观关系,从而真正走出一条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中心的发展路子。
第三,把就业列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在“九五”期间,以及到下个世纪初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就业压力及其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物价波动和国际贸易等的影响会越来越强烈,因而我们必须把就业放到国家近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上。而这就要求我们从国情出发,在近中期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通过发展经济,从根本上扩大就业容量。当然,这并不妨碍在出现经济过热或恶性通货膨胀时,政府应集中力量抓稳定经济或稳定物价的工作。
第四,树立优先保障就业水平的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水平、工资水平与就业量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并有内在的制约关系。在当前以及今后20年内,我国应坚持就业优先的目标,兼顾社会保障与工资水平。在社会保障方面,覆盖面要广,起点要低;原国有企业较高的养老保险待遇应适当降低,并增加个人负担的比重;现在已经确定了较高水平的,今后应注意缓调标准。在工资方面,我们不主张恢复以牺牲劳动生产率为代价、“三个人活五个人干”的“低工资、多就业”政策。但是“高工资、低就业”的做法也行不通,要防止最低工资的确定导致过高的工资水平,抑制就业水平。总之,在处理社会保障、最低工资与就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各地各部门不能各自为政,只考虑自己这个子系统内的逻辑,不考虑宏观大局中各个子系统组合的逻辑。
第五,从侧重总量控制转到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整并重。在促进就业上过去往往考虑总量问题多,即从增加劳动力的总需求、减少总供给着手,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安置新增劳动力上。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部门与地区之间相互分割壁垒森严、劳动力流动率低决定的。毫无疑问,在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条件下,就业总量的调控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就业总量调控的重要指标是失业率。但是,就业结构调整对就业总量平衡影响已越来越大。改革初期,我国就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是所有制结构变动,对于就业总量而言,今后调整就业的所有制结构的意义将越来越小,而调整就业的产业、技术结构的意义将更加突出。因此,在实现跨世纪发展战略过程中,在继续发挥所有制结构调整作用的同时,今后应强调发展第三产业,发展中小企业,以此作为就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并根据科技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确定符合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方向,指导就业结构调整,减少结构性失业。所以,从就业发展战略看,从90年代后半期到下世纪初,工作的重点应从重视总量逐步转向总量与结构并重,从主要抓新增劳动力就业到就业与再就业并重。
第六,从重城镇轻农村转到城乡统筹,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化过程就是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速度问题,最终可以归结到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问题。农村就业与城镇就业的关系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途径、规模和速度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往往只考虑城镇就业,似乎农村不存在就业问题。随着全国范围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农村劳动力必将逐步进入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过去用行政手段隔离城乡劳动力资源的做法将越来越失效,只有统筹考虑城乡劳动力的开发利用和流动,才能最终解决好全国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城镇地区的就业问题。当然,我们决不能毫无节制地任农村劳动力盲目涌进城市,而是要把就业工作从城镇延伸到农村,特别是在乡镇建立就业服务机构,统筹考虑,有序转移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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