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振铎 |
1954-08-31 00:00 |
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地下文物的意义和作用
第3版()
专栏：
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地下文物的意义和作用
郑振铎
随着我国各方面基本建设的发展，不可避免的都要翻动地面，把埋藏在地下的古墓葬、古文化遗址重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中。有的地下埋藏，像安阳小屯的殷代遗址，西安附近的西周时代的丰镐二京，洛阳的周代王城、汉城，西安的汉城都是不能有二的极重要的古代和中古的文化遗址，可以提供出不少历史上重要的宝物资料，而且必须坚决的加以保存、保护，即使在发掘了之后，——需要极精心在意的发掘清理工作——也还需要把这些地区保留下来，像保护意大利的庞贝古城似的保护他们；他们的本身就是重要的古史，就是古代和中古的计划都市的生动的具体的例证。但像这样的地区，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很多。大多数的建厂、动工的地方，都是若干古墓葬所在地，只需要考古工作者们加以发掘清理，取出地下埋藏的历史文物之后，就可以填平了开始施工的。四年多来，在全国各地因为以上的基本建设工程而出土了的历代文物，在数量、质量上都是极为惊人的。随着全国各地的各项基本建设工程的发展，将会有更多和更惊人的发现。
我们参观了于今年五月间开幕的，在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午门大殿里所举行的“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这个展览，包括除了少数地区之外的全国各地在四年多来的在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的历代文物。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国出土文物在十四万件以上。这里陈列出来的，只不过是经过初步选择，认为较精的三千七百六十件。但即就这三千七百六十件的历史文物而论，也已足够使我们感到兴奋，感到惊奇，感到光荣。
在过去，不可能有那末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发掘、清理工作，更不可能公开给应该享有这些新资料的科学工作者们去充分的研究、应用。但破坏和盗掘的规模却并不很小。我们的发掘与清理工作，证明了过去的破坏文物行为是多末严重，多末彻底，多末范围广大。没有经过盗掘的古墓，在千百座里难得遇到一二。那些盗墓匪，盗掘地下埋藏的历史文物，目的只是为了求财。有利可图的，像铜器、瓷器、珍宝一类的东西就取了出来。有科学研究价值但不大能卖钱的，像铁器、木制品、破碎的陶器等等就任意抛掷或仍听其掩埋地下。盗出了之后，更多半的偷运出国，不能为我们的科学工作者们所见到，至多留下些器物的拓本，照片，以供想像的摩挲之资。极少数的考古工作者们只能在其中拯救十一于千百而已。直到今天，我们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根绝了盗墓匪和盗运出国的行为，才能结合着基本建设工程的进行，有计划的从事于古墓葬、古文化遗址的科学的发掘清理工作，才能把祖国的前天和昨天的灿烂的物质文化的遗物充分的陈列在今天和明天的人民和科学工作者们的面前。
这些出土的古代文物，除了其本身所具有的高度的科学的和艺术的价值之外，将给予我们的科学界和艺术家们以无穷尽的新鲜的研究资料和吸取丰富的养料的泉源。过去所发掘出来的古代文物，除了安阳、龙山和鬪鸡台等少数地方的发掘是有科学纪录之外，绝大多数的发掘由于都是盗匪和古董贩子勾结的破坏活动，不仅没有任何现场的记载，而且，有时故意混淆观听，连出土地点也都弄得模糊，甚至张冠李戴。所以，那些出土物的科学价值如何是很有疑问的。我们在这里所陈列的出土文物，
虽然未必每一件都经过很精密、很妥善的科学的纪录和整理，而且，这些发掘的方法也有大大的提高的必要，但较之过去的那些一笔笔的糊涂帐来，却是可以不必怀疑的引用来作为科学研究的依据的了。可特别举出的是：
（一）人类对于“数字”的计算，向来是发展得不太早的。埃及古文，在文法上，“三”的数字就指的是多数。纸草纸上写的象形文字，书写着一匹马，两匹马，指的就是一匹马，两匹马。如果画着三匹马，那就指的是多数的马了。我国的古代，也以“三”为多数，“九”为极多数。三跪九叩头，就等于是叩无数次的头。清汪中写了一篇“释三九”，曾引了很多的例子。后来，文化进步了，就屈指以计数。因为人的手指是十个，就创造了十进的数字。法国人则更将十个脚指也计算上了，故
“八十”就说是四个“二十”，“九十”就说是四个“二十”，再加一个“十”。英国人以十二两为一磅，自称是最文明的计算法，因为“十二”是可以用二、三、四、六的四个数字除得净的，不像
“十”，只能用二、五的两个数字来除净。但我们在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的天平上用的法码，却是以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的。这个发现很重要。（二）讲起我们的科学史来，在这里还可以看到不少辉煌的古代科学的成就。在殷代，我们已有了精美的青铜器。冶金的技术在那时不会是很低的。同时，也有了挂了姜黄色釉的薄的硬陶出现。这是中国磁器的祖先，恐怕也是世界上釉陶的老祖宗。丝织品和麻织品在那时也就有了；那染的颜色到今天还隐约可辨。周代也有釉陶，显然是继承了殷代的传统的。（三）铁的工具，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已经出现了。不久就被很广泛的应用着。我们在热河出土的战国时代（燕国）的铁范（有锄、镐、锛、刀等范）就可以证明在那个时代铸铁的技术已经是很发达了。此后各时代的，特别在汉代的，铁工具和铁用具都陆续的被我们发现了。这些铁制的东西，在过去是完全被盗墓匪所忽视、所抛弃了的。在研究我国的物质文化史上，这些过去被抛弃了的东西，正是具有无比的珍贵的价值。
此外，远远的从“资阳人”的化石，旧石器时代的遗物算起，差不多每一个时代都留下其杰出的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上、科学上、艺术上的遗存物在这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得更多了，在福建省就发现有印纹陶器，这和浙江、广东沿海所发现的是能够联接起来了的。
在安阳以外的殷代遗物，特别是在郑州二里岗
一带的，也都被发现了，且有带字的骨。陕西省岐山县青化镇也出土了商代的玉刀和铜尊等。河南省郏县出土的一群周代铜器，使研究周代文化的感到兴奋。在这批铜器群里，有五件有铭文；其形制朴质，但显得厚重，是战国以前的周器的独特的风格。
战国是一个惊人的大时代。河北唐山出土的燕国的铜器和陶器，无论在器形上和图案上都是精美动人的。北京陶然亭出土的燕国的圆形陶圈，可能是水井的圈子，其规模的弘伟，正和燕下都出土的瓦当等物相同。郑州出土的战国彩绘陶器，那色彩还鲜艳如新。一只立在盆中的陶鸭，张开嘴，鼓着双翼，显得多么神气。长沙出土的战国竹简、木偶、漆器、兵器、铜器和木雕板等，件件都是能够说明大诗人屈原时代的生活的。
汉代又是一个文化辉煌的时代；继承了殷周以来的传统，又融合了春秋、战国时代各地区的文化上的发展和成就；并就在这个浑厚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和前进。很少有一个历史上的时代，在这个时候被发现那末多的遗存物的。汉代的水田模型、房屋建筑图样，以及所种植的粮食种子、水果核也都被保存下来了。
北京清河镇等郊区汉墓出土的陶鸡等，塑造得很有神气。特别重要的是，河北望都县东关发现了一个有壁画的汉墓。在墓室的东西壁都绘有人物像。每壁分为上下两层；上层约有一公尺高，绘的是“寺门卒”、“门亭长”、“伍伯”、“门下小史”、“门下贼曹”、“门下游徼”、“门下功曹”，“主簿”、“主记”等二十四人的像，大约都是墓中主人翁的侍从人物。人物的下层，约高四十三公分，则绘着“羊”、“?子”、“鸡”、“鹜”、“鸾鸟”、“白兔”、“鸳鸯”等鸟兽。在这两层里，也间杂绘些器物。这些人物都是先用墨描绘轮廓，再涂以朱、青、黄三色，那色彩至今还很鲜艳。这两堵相当完整的壁画不仅把汉代的地方政权组织的人物全部都表现出来，而且在绘画艺术本身上也可算是早期的杰作。在从前，要说发现汉代绘画，那是荒唐无稽的事。但从东北营城子汉墓壁画出土之后，继之以辽阳的几个汉墓壁画的发现，我们研究汉代绘画是有实物可征的了。辽阳汉墓的壁画以宴会、出猎等景象为主，作风与望都的不大相同。望都汉画的题材虽然简单，但人物的衣褶是刚劲有力的，人物的面部表情是生动的。在人物画的成就上要比营城子的汉画高明得多。
山东的福山、安邱、沂南三地均出现有画像石的汉墓。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沂南北寨村的汉墓，墓室的主要部分是画像石，一共有五十多方，内容极为丰富，有人物车马、乐舞百戏，以及日常生活，宴饮祭祀，乃至历史的故事，神话中的鸟兽等等的图象，似较著名的武梁祠和孝堂山等画像石，尤为生动活泼，且更能表现出当代的社会生活。
在四川，在修建成渝铁路和宝成铁路的时候，发现了不少的古代的，特别是汉代的文物。成都扬子山汉墓出土的一批画像石和画像砖，和山东的画像石相比较，又别具一种题材和作风。画像砖最可注意，是用模子压印在湿的泥砖上的，等到干了，再绘上颜色。虽是用模子压印的，线条和形态却极为活泼生动，毫无生硬之感。有一幅描写打盐井及熬盐的情况：四个人在井中汲上盐水，通过竹管，流入釜中；两个人从山上运木柴下来；一个人在灶口烧火。还有描写农民割稻、猎人射雁的。这些都是前所未见的汉代生活的写实主义的作品。此外，在宝成路上所出的画像砖和在成都站东乡及德阳黄浒镇所出的画像砖，在研究汉代的艺术、生活乃至建筑，都是很有用的上好资料。有一幅画像砖，画的是近代四合院式的建筑图，有一幅画的是一所房子，房角有两株树，一树上立着一只鸟；有一幅画的是一辆马车跑过一座木桥，那桥有栏杆，那桥板的结构是十分合于桥梁建筑的理想的。
四川的汉俑也以塑造一般人民生活的形象为主，像治鱼的厨夫俑，持铲和箕的立俑等等。最可注意的是成都扬子山出土的一匹马俑。我们过去所见汉代的马俑，大都是只有身首而无四肢的，像这样活生生的张嘴扬尾，在举足前进的马俑是第一次见到。
福建和广东出土的汉代陶器，其中有一部分具有相当浓厚的地方色彩。广州东郊木椁墓出土的一批陶器，像陶屋、陶廪等，都是下有木柱支撑住的。在同地出土的木船模型，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长沙出土的木船同是研究汉代水上交通工具的最可珍贵的实物资料。
三国两晋的地下埋藏物向来出土得不多。前几时在山东东阿县整理了相传是曹子建的古墓。这里所陈列的江苏宜兴周墓墩出土的晋代青瓷器极可注意。研究中国陶瓷史的，得到了这一批新的材料，是可以改动了其发展的论证的。
南北朝的文物，特别是南朝的，向来不多见，在这里也有了新的发现。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北魏墓里，出土了差不多全套的陶质明器；在陕西省咸阳县秦故城遗址附近的底张湾村工地里，清理了北周墓，出土了陶俑人、牛车、骑士和生活用具等。北朝的陶俑虽曾出现了不少，但这样的新的资料还是很有用的。我们看那个席地而坐，拍手应节而高歌的女俑，便觉得那是新鲜有力的优秀的一尊塑像。在一个北周墓里还有壁画，可惜只有临摹的一部分保存着，原画已经毁失了。
南朝的石刻不多，除栖霞山的以外，简直很难遇到。在这里，我们就有了四川成都老西门外发现的一批这个时代的石造像。石质是坚硬的红砂石，雕刻的技术很高超。面部是圆匀秀静的，和北魏时代造像的瘦长的脸相不同。有一尊金刚立像，虽头部失去，但全身的表现是刚劲有气势的；手臂的肌肉有力地隆起，仿佛还透出力士的热力和威武。北朝的石刻，由于河北曲阳县发现了二千二百多件从北魏到唐的石造像，而大为丰富、充实起来。在那里可以看出北朝雕刻的发展情况。其中优秀的作品，像北魏时代的弥勒交脚像，像好些半裸体的菩萨像、胁侍像都是能够把坚硬的白石使之仿佛柔和起来而且具有生命的。
在南北朝的陶瓷器和其他日用工具方面，我们也有了大批的新的出土物。
隋、唐时代的陶瓷器，也有动人的新的发现。在四川、湖南、福建、广东、河南各省，都发现新的窑址，我国的瓷器史，其渊源的悠久是完全未为从前的研究者所明了的。有了今天的新的实物证据，崭新的瓷器史是可以写得出的。
唐俑是十分显赫而熟悉的艺术品。但像咸阳底张湾出土的游山群俑，人物极小，而形态极为生动的；咸阳出土的大俑，特别是俯拜在地的那一个；西安出土的带有蓝彩釉的女坐俑；福建出土的十二神俑；北京出土的石雕的十二神俑等，却都是过去很少见的杰出的东西。
咸阳底张湾村唐墓所出的壁画是惊人的优秀的作品。唐代的绘画卷轴，存世的寥寥屈指可数，吴道子等大家所作的壁画，早已烟消云散，片堵不存，所可作为研究的依据的，只有敦煌千佛洞的壁画而已。现在把咸阳出土的这些壁画增加进去，为唐代绘画史增添了不少生气。作者虽不署名，但其笔触是纯熟而高明的，能够以少许的勾抹，深刻的表现出人物的神情和姿态出来。
宋代的文物，向来很少见，除了震动一时的巨鹿出土的遗物，和传世的瓷器、绘画、刻本书之外，大批的接触到他们，却是最近几年的事。我们不曾见过宋俑，几乎要作出“宋代无俑论”。但四川广汉出土的三彩俑，杭州老和山出土的木俑，有力的提出了宋代有俑论的证据。广汉出土的一批三彩陶俑是很重要的，有武士俑，有跪拜俑，有书生俑等等，但也有形象特殊的俑，像脚上生有人头的俑，一个身子的两头各有一个人头的俑（两头俑在南京的南唐二主陵也曾出土过）等，似是神话的人物，而至今还未能有解释的。老和山的木俑，出土的共有二十六个，那雕刻的手法是十分高明的。没有动多少刀，便能把人物的神态完全体现出来。就在壁画里，也还爱运用一部分雕刻的工夫。河南禹县白沙宋墓所出的壁画，其主人翁的夫妇对坐饮酒的一幅，人物和棹椅用具，就是用浮雕表现出来的。我们在其他地方也曾见到过，在彩绘的建筑里，那窗户是雕刻的；或者画着两扇半掩着的门，门里露出一个女子的半身，那女子有时是雕刻出来的。
在宋墓里还出土不少各式各样的瓷器、漆器、铜镜等等。小型的瓷器，模拟着种种的日用品，像盘、碗、粪箕等等。也还有用青田石一类的石料，雕刻着小型的日用品以及人物像的。元代的俑，在山东济南东郊祝店凤凰岗出土了一部分。有二个立像，都是深目高鼻，大概是元代的色目人。但出土得最多的是西安南郊。在那里发现一整套的元代的男女立俑和骑马俑。那些俑是深黑色的，面貌很丰腴，女子的脸部仿佛都浮现着甜蜜的微笑。马俑的制作显得拙笨些，比起唐代的马俑来，缺乏的恰是生动活跃的姿态。明代的马俑也继承了元代的作风，那马的四条腿老是显得过份的短而臃肿。在人俑方面还能表现出当时的社会生活情况来。像上海博物馆所陈列的北京近郊出土的那一整套的明俑，第二批还不曾遇到过。但在北京董四墓村明代妃嫔墓里出土的金珠镶嵌的首饰——特别是凤冠的残存部分——纯金或镀金的器皿等，那手工艺是精致的，而像这一类精工的属于珍宝性质的首饰、器皿，历代古墓里也都有，但绝大多数都不被当作文物而仅视为有金钱价值的珠宝而加以处理了。明墓里的这批珠宝、金器能够被保存着，完全是依赖了全国解放以来的新的政治觉悟和对历代文物的新的认识。
以上只是选择了比较突出的，最可注意的各个时代的文物，作些简要的介绍。
这个展览，会给各部门的专家们以无限的兴奋。我们的科学史，我们的艺术史，都是不平凡的。过去曾经是“数典忘祖”，原因之一是资料的缺乏。今天在全国考古工作者们的努力之下，资料是一天天的累积得多，累积得更多了。我们的科学史、艺术史将会有怎样光芒四射的光彩的新的篇页和新的论证啊！
考古工作者们的任务是十分的重大艰巨的，他们首先必须迅速充实自己的队伍。而一切和基本建设工程有关的机构和工作人员，特别是工人们，也必须重视地下的文物宝库，而处处采取不毁坏任何一件文物的谨慎小心的态度，认识明白：凡一切地下文物都是属于人民的国家的公共财产，毁损了它，就是毁损了国家的公共财产；要时时和考古工作人员发生密切的联系，如有发现，一定要向他们报告。考古工作人员们和工人群众必须密切的联系，共同做好这个工作。这对于发展我国今天和明天的文化、艺术，是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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