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的“自由”

第7版(国际)
专栏：大千絮语

　　残酷的“自由”
李新烽
戴安娜走了，噩耗传出，世人普遍为之愕然。悲哀、惋惜、同情之时，人们不约而同地思考同样一个问题：谁是残酷杀害戴安娜的真正“凶手”？
据报道，戴安娜罹难的车祸起因已初步查明：为其开车的饭店保安人员非职业司机，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标，出事时车也超速。
然而，司机违章超速的目的，完全是试图摆脱紧紧尾随其后的摄影记者。可以说，戴安娜是被那些被称为“帕帕拉兹”的“盯人虫”“追”杀和“逼”死的。
正如一代影星梦露一样，一代王妃戴安娜也是在３６岁的锦绣年华含悲离开人间的。人们叹惜如此艳丽之花不该早谢。不过，倒是戴安娜本人对其悲剧性的人生结局早有预感。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３日，她在英国一家慈善机构发表演讲时指出，自从进入皇室以来，她就意识到新闻媒体会对她“感兴趣”，但是，“我那时没有认识到媒体干扰我的公务活动和私生活的程度，以至于无法忍受”。她同时向社会真诚呼吁：“给我比以前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以便安静地生活。请求大家理解和原谅我的处境。”当时，包括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内的各界名人纷纷发表谈话，对其呼吁表示“惋惜和同情”；英国《每日镜报》、《太阳报》等也曾作出“暂时远离”王妃的许诺。然而，“高树多悲风”。新闻媒介未能践诺，镜头始终没有离开她。“无冕之王”经常对她实行“围追堵截”，粗暴干扰她的正常生活，不但毫无收敛之意，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使她始终无法摆脱这种“精神压力”。甚至在惨祸发生后，那几位摄影记者还见死不救，忙于抢镜头。
西方新闻媒体为什么要时时处处紧紧盯住戴安娜、以至于把她“追”杀后还不肯放手呢？戴安娜之成为记者的众矢之“的”，乃至于新闻媒体的牺牲品，西方的“新闻自由”无疑是始作俑者。在“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谬论误导下，在金钱至上的“自由”竞争中，许多西方媒体拼命追求揭人隐私的秘闻，大量发表色情、凶杀、犯罪新闻和各种丑闻，并用耸人听闻的编排手法，刺激受众感官，以牟取暴利，毫不顾及社会责任和效果。
西方媒体之间的“自由”竞争是残酷无情的，记者之间的“自由”竞争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又以戴安娜为例，四年前《每日镜报》刊登了侵犯其隐私权的照片，受到各界谴责并被判赔偿精神损失费。可此举未能阻挡住“新闻自由”竞争之狂风，一些记者靠追踪报道戴安娜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另一些便垂涎三尺，窥探时机。就在上月初，一名意大利摄影记者在地中海意外地发现戴安娜与其男友愉快度假，一按快门就腰缠万贯。试想，在这种新闻的“自由”竞争中，在巨额金钱的驱使下，记者哪有职业道德可言。
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滥用自由必然走向极端，新闻自由亦然。有西方式的“新闻自由”，便没有戴安娜及其他人的自由和隐私可言；有西方新闻自由残酷竞争，便没有戴安娜等人的安宁生活。戴安娜无力改变“新闻自由”竞争的残酷性，于是，戴安娜们便自然成为这种“自由”的受害者。难怪戴安娜死前还通过法国《世界报》谴责“新闻媒体是残酷无情的”；她哥哥在她死后也愤怒地指出，他早就预料到新闻媒体会“杀害”她妹妹。有论者认为，戴安娜如今死于西方新闻媒介的“追杀”是偶然的，但她死于这种“追杀”则是有其必然性的。
戴安娜之死与个别记者和个别媒体的行为有关，而西方残酷的“新闻自由”是罪魁祸首。戴安娜最终以宝贵生命的代价向这种“残酷的自由”发出血泪控诉，不知这一血的教训能否唤醒西方人士对所谓“新闻自由”进行反思，以防此类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