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幸福——怀苏秉琦师

第12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生命的幸福
——怀苏秉琦师
俞伟超
今年的７月１８日，北京正处在半个世纪来少见的酷热季节中，人们很少走动。但考古学界却实现了一次人数空前的相晤——没有专门的邀请，没有特意的联络，见面后没有问候，只有相视和默默无言——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六百人，聚集在八宝山，向考古学界的一代宗师——苏秉琦先生告别。
我知道，此时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沉甸甸的感激。大家感谢的是，他三十至四十年代在宝鸡斗鸡台的研究中，首先把欧洲创立的考古类型学理论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并在五十至六十年代通过洛阳中州路东周墓和仰韶文化的研究，把考古类型学的理论和实践，提到了新高度，而且在七十至八十年代初，又进而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在全球范围把考古类型学理论推向了新高峰。
大家还感谢他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结合辽西地区的考古新发现，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是从氏族公社向国家转变的典型道路，“古国、方国、帝国”是古代国家形态发展的三部曲，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续生型是我国国家形成的三模式的考古学的、也是古史的理论。
大家更感谢的是，他在建立了上述理论的基础上，至九十年代初，又提出了“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奋斗目标。我理解，他再一次地提出这个目标，是要告诉大家史前史不等于史前考古学，应当是把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合为一体的研究成果；而这正是在下一个世纪要奋斗的目标。
秉琦师对考古学最珍贵的贡献，我感到是他在生命最后年代为寻找中华古文明的民族灵魂和精神支柱所作的探索。他已经开始提出善于工艺、精于创造和富于兼容性及凝聚力等等是中华文明悠久传统的想法。可惜生命的规律停止了他的思考。但他把古今文化联成一体而寻找内在联系的思想，无疑已触及考古学最根本的价值，而这正是考古学生命之树的根系。
秉琦师是极厚道的人。他对四方的求教者，永远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告诉别人。他对别人从不苛求，只有鼓励，而且是热情洋溢的鼓励。如果你做事有毛病，想法不对，他总是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我深深地体会到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管遇到什么委屈，即使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从不发怨言，只是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一心地工作。
他对全国考古工作者的关心，几乎是有口皆碑的。这本是他出于对生命的热爱，而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我体会尤深。
６月５日，秉琦师因癌症引起肠梗阻而进协和医院开刀。动手术前，疼痛难忍，口不能语，手不能动。动手术自然要麻醉，至６月７日下午醒来，见我在旁，就紧握我的双手反复说，“我前几天手不能动，嘴不能说话。现在手能动了，也能说话了，我感到，（有）生命真是太幸福了。”数天以后，他进入昏迷状态，中间曾清醒两三天，但仍不能说话，直至６月３０日１时３０分安详地告别人间。我听过秉琦师无数的教导，但这回是最深刻、最动人的人生真谛的阐述。秉琦师为考古学的进步，为考古学能阐释人生真谛，为全国考古界的团结和共同进步而奋斗终身，我理解，他是为了报答生命的幸福。
秉琦师的去世，使我不禁想起我的另一位老师，我上大学一年级时最接近的老师，大约每周有一两个晚上到他家去求教的沈从文师。那时，他已远离文坛，似乎专心研究古代的丝织品和瓷器。我对古文物研究的兴趣是他传授给我的；他对学生，普通百姓，甚至是整个人类的相爱之心，也在我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这种印记，在我年轻幼稚时，似乎还不懂其价值；当我经过一些挫折后，就慢慢明白这是从文师和秉琦师先后给我的恩赐。世间万事，有时也发生巧合。从文师去世后，张兆和师母只在八宝山举行了仅十余人参加的告别活动。报上也只有滞后的小消息。我是过了十多天后才到他家中的小灵堂里默哀。当我联想一位文学大师和一位考古学大师告别人世后在新闻报道方面类似的反映，虽然有些难受，但还是完全明白整个文坛和考古学界仍然会按照自己的认识，长久地、深深地哀悼这两位光彩夺目的大师。
对生命的赞颂是秉琦师的最后留言，也是一切理想主义大师的一种崇高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