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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 1998-11-30 00:00

积极看待经济发展中的低谷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观点

  积极看待经济发展中的低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 刘世锦
  两个基本认识: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总体上说是相当好的,增长速度是不低的;以积极态度看待经济发展中的低谷,把低谷时期应做的事情做好。
  处理好五个重要关系:短期增长与中长期发展,宏观政策和结构政策,深化改革与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内需和外需,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
  当前经济形势的复杂程度是多年来所未有的。我们认为,对当前经济形势,应形成两个基本认识,并处理好若干重要关系。
  第一个基本认识是,在内外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总体上说是相当好的,增长速度是不低的,对此应有充分的估计和评价。今年以来,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特别是当危机延伸到日本以后,其现实和潜在的影响大大超过了人们原先的预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已降至2%以下。在东亚,除包括中国在内的三四个国家和地区外,其余皆为负增长。国内则遇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灾。在这种特殊背景下,我国经济今年以来能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实属不易,在全球范围内仍名列前茅。这个增长速度对缓解包括就业压力在内的一系列矛盾,对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对增强人们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完全可以起到其应有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年初提出今年经济增长目标时所考虑的预期目的已基本达到。在这一点上,应有正确地观察和理解问题的方法。
  第二个基本认识是,以积极态度看待经济发展中的低谷,把低谷时期应做的事情做好。经济发展有高潮也有低谷,政府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只能减缓而不可能消除波动。对提高企业素质和竞争力有基础意义的工作,如结构调整、企业重组、技术开发、强化管理、调整经营战略等,在低谷时期强大的外在压力下,企业才肯下大功夫去做。市场经济的历史表明,那些最重要的技术和制度创新往往是在经济低谷时期出现的。我们的许多企业习惯于高速增长环境(如10%或以上),不适应速度较低的环境(如8%以下);习惯于铺新摊子、搞数量扩张,而不适应通过抓技术、抓管理出效益;习惯于按老办法行事,而不适应通过创新摆脱困境。当经济进入低谷时,它们的“不适应症”就突出表现出来,产生了新形势下的“等、靠、要”,即消极地等形势好转,靠政府扶持,要优惠政策。这种态度将使企业经营状况变得更糟。从政府的角度看,一方面要扩大内需,尽可能减少速度下滑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要向各级干部和企业讲清楚低谷出现的不可避免性,讲清楚低谷也是机遇,低谷时期应当和能够做什么。
  在以上两个基本认识的基础上,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需要处理好经济全局中的若干重要关系。
  第一,短期增长与中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全面、认真地理解、落实中央决策,努力实现今年的增长目标,同时还要考虑明年和中长期的经济发展问题。从实际情况看,在当前落实扩大内需措施过程中,应警惕并防止“旧病复发”,一方面要增加资金供给,另一方面要防止和尽可能减少低效和无效投资;一方面要促进今年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不能给以后发展造成障碍。我们所做的工作不仅要对当前负责,更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第二,宏观政策和结构政策之间的关系。仅靠宏观政策并不能完全解决促进经济回升的问题,特别是中长期经济稳定发展问题。就近期经济回落的起因而言,不能归结于宏观政策过紧,也难以用传统的周期理论来解释,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亦是次要的,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经济中存在着“结构转换缺口”,即80年代与90年代前期支持经济快速发展的一批增长点趋于平缓或衰弱,而新的能够有力带动经济成长的增长点尚未形成或尚未积极发挥作用。不消除这个缺口,下一步的经济回升和稳定增长将缺少坚实基础。而该缺口能否消除,将取决于城市经济中一批新消费热点以及相关联的投资热点能否形成,取决于体现结构升级并能带动结构调整的一批主导产业能否较快成长,取决于在农业稳定基础上农业人口非农化、城市化能否取得新进展。对促进经济回升,也应当是“两手抓”:既要抓基础设施建设,又要抓直接生产性部门的升级和调整;既要有政府的投资热,又要有民间的投资热。随着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举措的逐步到位,对旨在推动直接生产性部门升级和调整的结构政策应予以更多关注。
  第三,深化改革与宏观经济稳定增长之间的关系。目前经济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尤其是结构升级和调整中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真正解决。就改革促进发展而言,在目前一个时期会表现得特别明显。理想的情况应当是某项改革的宏观效应与当时宏观政策导向相一致,即在经济低谷时期出台具有扩张效应的改革,在经济高涨时期出台收缩效应强的改革,这样可使改革有助于当时的经济稳定增长,同时适宜的外部环境也使改革易于推进和成功。
  今年在复杂而困难的形势下,政府出台了几项难度大的改革举措,取得了程度不同的进展,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多方面原因,有的改革与预期目标尚有一定距离。如住房改革,在停止福利分房以后,必须集中力量在住宅货币化、公平分配、售后住宅上市交易、降低非生产费用等问题上取得突破。否则,在逻辑上具有扩张效应的住房改革将难以促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又如,养老、医疗、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面临着较大的资金缺口,这方面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多渠道筹措资金,以足额、按时向职工发放有关保障金,并逐步形成稳定、规范的资金来源。如果老的保障体系不再起作用,新的保障体系由于资金、制度等问题无法有效运转,不仅影响短期稳定,而且必然增加居民预期的不确定性,不得不通过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而进行“自我保障”,在宏观上则会产生收缩效应。在稳定经济的基础上,今后一个时期改革的力度应适当加大。
  第四,内需和外需之间的关系。即使在对外开放度有了很大提高的情况下,我国仍然是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这一点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在国际金融和经济形势动荡的背景下,这一优势表现得更为明显。今后若干年,我国仍然是全球范围内经济最具活力、贸易和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这对中国经济的内循环特性将会起到强化作用。“内需为主,外需为辅”,既是现实,也应是基本的政策导向。
  第五,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关系。我国经济改革的最初突破在农村,经济发展的结果最终还要看农村。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解决有两个基本支点,一是农业本身的稳定和发展,一是农民的非农化、城市化。后一条是农民收入大幅增长、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的主要途径。近年农村经济中农民非农化进度的放慢,其原因主要是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管道阻滞”。尽管农业和农民问题经常被强调,但在实际工作中最易被忽视和受伤害的恰恰是农民,某些具体决策仍然体现着对农村和农民的歧视。近年来城市中出现的排挤农民进城就业的现象,就集中反映了这一点。其实,忽视、伤害农民的最终结果是损害城市经济本身,在市场经济逐步成熟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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