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雄 |
1998-11-28 00:00 |
创新：在历史与未来之间——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八年的启示
第5版(理论)
专栏：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专论（2）
创新：在历史与未来之间
——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八年的启示
张雄
内容提要：●浦东的创新，既是中华民族创新精神在新时代的显现，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实践——创新”精神的弘扬。
●浦东开发开放是国内经济发展与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需要，也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抢占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的需要。
●浦东开发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套用，只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方法的创新、构筑人才资源高地的创新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创新等方面，全方位地探索可能的成功之路。
●迈向21世纪的浦东，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更面临严峻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开拓创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浦东从现实走向未来的创新，从区域的农业经济形态转变为现代化都市经济形态，实质上是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走完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自然历史进化的全过程，其间人的能动性发挥尤为重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最具有创新意义的伟大实践，是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们不断发问，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换言之，市场经济能不能同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作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相适应；市场经济能不能同作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相适应；市场经济能不能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相适应。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八年的创新经验，对此作了回答。
八年前，浦东基本上还处于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宁静之中；八年后，新区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GDP由六十点二四亿元提高到六百零八亿元；工业总产值由一百七十六点八五亿元上升为一千三百五十七点六九亿元；外贸出口商品总值由十点一三亿美元（1993年）跃升为三十七点五五亿美元；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由十四点二八亿元上升为一百六十二点二三亿元。浦东的创新，既是民族创新精神在新时代的显现，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实践——创新”精神的弘扬。从创新角度来总结浦东八年的成就，更能证明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是完全成功的；证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继续与发展。
开发浦东：一个跨世纪的创新举措
早在二十世纪初，不少仁人志士就提出开发浦东的设想。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在其建国方略中提到，在此地建造“东方大港”。但是，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如果缺乏成熟的客观历史条件，再美好的发展创新理念也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
九十年代初，历史赋予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有利条件：一方面，邓小平理论为浦东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财富和支柱。尤其是邓小平同志的南方重要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相容的问题，从而为浦东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打世界级的“中华牌”，奠定了十分重要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物质成就和良好的国际信誉，提供了成熟的发展经验、方法和道路，提供了强有力的、可靠的物质资源和外部融资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上海市委、市府，高度重视并领导了浦东的开发开放。
1990年3月，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因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邻近世界环球航线，拥有中国最大的港口群和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工农业总产值近一半的长江流域这样的广阔腹地；具有区位优势明显、城市化水平较高、科技教育力量雄厚等综合优势。处于龙头地位的上海，还有着主动吸纳由国际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各种经济发展机遇的能力。上海产业基础好，投资环境优良，市场空间广阔，人员素质较高，在吸收国际先进产业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有可能跨越某些发展阶段与国际水平同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从经济发展的跨世纪目标来说，浦东开发开放既是国内经济发展与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需要，也是中国瞄准二十一世纪，抢占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需要；更是重塑上海经贸中心地位，发挥上海“龙头”作用的客观需要。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战略构想，并将这一战略构想变成重大战略决策，正式拉开了浦东开发建设的帷幕。
实践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之路
浦东的发展，创新至关重要。因为，浦东的开发开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进开放型区域建设，沟通两种经济形态和两种经济运行机制的社会经济系统，毕竟是一项独特的宏伟的改革实践，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套用。同时，它又面临着众多外部环境的挑战。比如，来自各经济特区扩大开放度和市场准入度方面的挑战；面临各地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实施体制创新的挑战；面临各地高科技园区在高新技术发展方面的挑战；面临国际国内在招商引资方面的双向挑战；在新区内部，新的经济结构、新的利益格局、新的思想观念、新的科技革命，也对现有的体制与机制提出了挑战。如果没有大胆的创新精神和实践，就很难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领先一步或几步，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遵循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依靠自身的实践和努力，浦东新区全方位地探索可能的成功之路。择其重点，有以下四个方面。
体制创新。浦东是上海市的一个开发区，它的体制创新既要强调超前领先、兼容国际惯例，同时也要兼容改革中的国内体制。体制创新是浦东开发开放的重中之重。它关系到走什么路、如何走、走得好不好、走得长不长、走得稳不稳的问题。浦东体制创新遵循的原则是：结合自身区域特点，结合本地实际，创造符合国际惯例、具有国内先进性的体制模式。多年的体制创新实现了四个方面的突破：建立并正在完善适应宏观调控、间接管理机制的“小政府、大社会”行政体制；按市场规律建构完善的起点高、内在动力大的市场体系，形成从现货到期货、从消费资料到生产资料、从实物商品到金融商品到人力资源在内的多层次市场体系；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新区近五千家外资企业、二万五千家公有或公有控股企业依法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为市场经济运行奠定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依托重点功能小区创造土地资源市场化利用的新体制；在国家支持下对金融体制、进出口贸易体制、国内零售商业体制等一些重大体制实行突破性改革。
产业升级方法的创新。浦东原有产业结构的基本特点是：高物耗、高能耗、粗放型、传统型产业的比重高。要构造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产业结构，尤其是接受知识经济、高科技时代的挑战，必须对原有的产业结构进行重整和升级。浦东在产业升级方法的创新方面主要有三点：（1）对产业升级的定位高、新、特。如确立以现代金融保险、商务贸易和管理服务为中心的产业格局，其特点是层级高、能量大、辐射远、功能强。截至1997年底，新区已集聚五十七家分行级以上的金融机构，外汇存贷款总额逾一百二十亿美元，人民币存贷款总额近二千亿元。（2）加速提高主导产业的高科技含量。新区产业升级瞄准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趋势，大范围地充实主导产业知识底蕴，发展知识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层次，加强其发展的稳定性；尤其关注浦东产业的智能空间开拓，注重设备更新、技术改造、人员培训、产研结合，对无论是重型产品还是轻型产品，都从知识含量、高科技含量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如金桥和张江两大科技工业园区，拥有大批现代化内资、外资和合资、合作企业，依托上海的雄厚科技实力，在产业发展上开拓智能空间有一定的优势。（3）借助关联效应，特别是发挥大项目的关联效应。大项目具有极强的结构层次的提升效应。它们技术先进、高科技含量多、市场前景好，新的富有活力的支柱产业将由此产生并不断壮大；大项目的引进又往往伴随着成熟的技术管理制度和市场营销机制的介入，这些可贵的软件资源同样会渗入浦东的经济细胞和产业组织，从而有效地推动新区产业体系向高度化、外向型方向演进。
构筑人才资源高地的创新。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发达国家已经实行从依赖物力资本到依赖人力资本的战略转变。浦东开发要在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上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就必须实行人力资本积累优先战略和政策，加快构筑人才资源高地的创新，形成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新区政府十分注意营造良好的人才资源开发环境。既做到打破地域、行业、部门、职业的限制，保证高层次人才、紧缺人才的规模流量和合理流向，基本满足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大项目的人才需求；又做到高效益用才，通过建立人才信息库，推广人事代理和人事咨询，积极盘活人才存量，实现人才资源优化配置，并强化对优秀人才的激励机制。在人才资源开发措施的创新方面，新区政府注意提高全社会对人才资本的投入，形成以利益为导向的投资回报机制。比如，合理制定企事业单位职工培训基金的提取比例，倡导集约化的培训方式，提高使用效益；不断强化各类岗位培训，促进人才素质的复合性发展。探索大学——科研所——博士后流动站的一体化人才基地建设，强化高层次人才的内生能力。制定企业与大部分事业单位的市场工资政策，完善财政拨款单位的绩效工资政策，充分发挥工资报偿的激励作用。探索企业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的“购股期权”等风险补偿机制，“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在人才保障方面，加快实施社会化、货币化的人才福利政策，在住房津贴、购房贷款、养老保险等方面对高层次、高学历人才给予政策倾斜，并探索以固定工作年限替代现行退休制度，更好地发挥已到退休年龄的中高级人才的作用。
精神文明建设的创新。浦东精神文明建设创新总的指导思想是：紧紧围绕浦东开发建设总体目标，以人为本，重在提高党员、干部和市民的整体素质，使新区精神文明建设更上一个新台阶。在法治建设方面，努力营造社会稳定、法制健全的良好投资软环境，其中重点抓社会的治安环境。一方面抓好“严打”斗争，坚决制止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另一方面下大力气抓好综合治理。新区开通了全国第一台110报警电话和999市民求助电话，成立了法律援助中心，积极探索并初步形成了对外来人口的教育和管理机制。八年来，新区经历了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和超常规的社会转型，但仍基本保持了社会稳定。在道德建设方面，主要是通过确立和宣传“浦东精神”来带动整个新区精神价值的导向和凝聚。新区提出的“浦东精神”是：“争创一流的意识，建功立业的抱负，忘我工作的境界，廉洁自律的情操，海纳百川的胸怀。”并大力宣传浦东开发开放以来创业者中的先进典型和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先进集体。在文明市民形象塑造上，重点抓党政机关干部、窗口行业职工和招商引资办事人员的职业道德形象。在城区形象塑造上，重点抓好繁华商贸街区、景观路线、主要干道周边市容环境的“绿、洁、亮、畅、美”。
迎接新世纪挑战：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浦东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浦东城市化过程本质上是农民的现代化过程，是村民向市民的转变过程。应当承认，农民在开发开放浦东中的确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但也应看到，一些农民身上仍存在着与城市化进程不相适应的一面，如小生产者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传统习性；静观市场、缺乏创业冲动和风险承受力的脆弱心理。只有当浦东农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市民，具备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心理素质和行为准则，浦东的城市化才能达到现代化水准。新区政府农村工作有待进一步创新的问题有：如何培育和规范新区农民的现代意识和行为方式；如何促进新区农村社区建设；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合理地保障农民的利益，加大对农民的社会就业和保险力度；如何增加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如何在浦东农村实施相对集中的区域建设和管理，合理配置农村社会资源等问题。这都迫切需要新区政府拿出创新的理念和办法。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如何趋利避害、发展自己。亚洲金融危机对浦东虽然没有直接冲击，但间接影响也不可小视。其不利影响有多方面，最主要的是浦东外贸出口面临更激烈的竞争，对东南亚出口增幅趋缓。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给浦东经济发展也提供了不少难得的机遇。它有助于投资者增强对浦东的信心。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经济运行健康，改革开放继续深化，与亚洲金融危机各受害国形成鲜明对比。浦东新区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作为长江流域开发开放的龙头，更是外商理想的投资场所。它有利于浦东企业走向世界。由于金融危机，亚洲许多国家已大大放宽对外资进入的限制。这就为新区的企业走出国门低成本购并东南亚、东北亚的一些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在机遇与挑战面前，需要新区政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规避金融、经贸市场风险，拿出新对策，制定新方案，积极主动地解决招商引资的战略问题。当务之急，所要探讨的新问题有：如何加紧推进多元化外贸战略，努力开拓全方位国际市场；如何及时调整新区的产业结构，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力度，改善投资环境，完善配套措施，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加快出口产品升级换代的步伐；如何积极拓展外商投资渠道，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尤其需要在利用国际投资基金，到海外发行债券、股票等各种筹资方式，加紧拓展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利用外商间接投资的渠道等方面，拿出开拓性的思路和方法。
题图照片：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开发区。纪海鹰摄（附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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