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左化与凯恩斯主义抬头

第6版(国际)
专栏：年终专稿

　　欧洲中左化与凯恩斯主义抬头
　　本报驻德国记者江建国
　　继去年上半年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先后上台执政以后，今年10月，在野长达16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绿党组成联合政府。几乎同时，欧洲另一大国意大利政府更迭，左翼民主党总书记达莱马出任总理。至此，在欧盟15个成员国中，除西班牙和爱尔兰之外，其余都是社会党单独或参与执政，11个国家由社会党人出任政府总理。欧洲的政治地图变成玫瑰色，政治出现中左化。共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使这些国家在欧洲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解决各自社会经济问题方面，形成比较相近的设想，标志着欧盟的工作重点和一系列重大政策在发生变化。
　　最突出的变化是把降低失业率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12月，维也纳首脑会议委托德国起草《就业公约》，要求把它当成与欧元《稳定公约》同等重要的文件来看待。而从完成这一任务的政策主张来看，欧洲的社会党政府普遍重祭凯恩斯主义法宝，突出国家干预，强调创造市场需求，重视收入再分配对促进增长的作用；而对“大包干”福利体制的改造，对产业的结构改革不列为优先任务。
　　变动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要求货币政策为就业和增长政策服务，直接后果是对《马约》、央行独立性和《稳定公约》提出质疑。德国财长拉方丹上台伊始，连连向德国央行和欧洲央行发动攻势，要求降低利率，放松银根，声称“货币政策应该更有力地与经济增长和就业挂上钩”。
　　然而，随着德国态度的转变，欧盟内各种主张偏离《稳定公约》的论调纷纷抬头。10月下旬，欧盟委员会委员马里奥·蒙蒂致函桑特主席，提出对30％的预算赤字界限的规定，要区别消费性和投资性支出，实际主张突破这一界限。意大利财长钱皮认为，应该重新解释《马约》和《稳定公约》；法国总统希拉克呼应道，在这方面不要设置“讨论的禁区”；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德洛尔也持此议；意大利总理达莱马进而说，不要对《马约》预算赤字的标准进行“原教旨主义式”的解释。欧元区11个成员国的社会民主党政府11月下旬在布鲁塞尔通过了一份题为《欧洲新道路》的文件，提出“欧洲央行应实行照顾增长与就业的货币政策”。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和法国雇主协会主席认为，目前欧洲正在出现一个“偏离欧元标准的波恩—巴黎—罗马之间的凯恩斯主义轴心”。德国有舆论说，社会党人要的是一个“红色的欧元”。
　　其二，主张扩大公共开支。9月底，意大利总理普罗迪建议，欧盟各国从总计2700亿美元的外汇黄金储备中拿出1200亿美元投资于大型基本建设项目、技术研究开发以及用于减少失业。法国总理若斯潘进而主张在资本市场上筹集特别欧元贷款，用于类似的项目。
　　其三，限制市场竞争，控制资本流动。拉方丹提出，欧盟各国应统一税率，避免“不公平竞争”。他还提出，在美元、欧元和日元之间建立联系固定汇率，控制资本全球性流动。
　　其四，增长政策重在提高购买力，刺激内部需求。德国新政府的税制改革侧重为低收入阶层减税。为了提高购买力，甚至提高了部分福利，如子女补助金。
　　其五，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法国将从2000年1月1日起实行每周35小时法定工时制，新工时制的推出，体现了社会党政府坚持的社会“公平与公正”的信念，让大家分享工作机会，以缓解失业压力，尽管这项政策在企业界遭到抵制，被认为它将“扼杀企业精神”、“是意识形态对经济规律的胜利”。另外，法国推出一项“青年就业计划”，政府和地方财政拨款350亿法郎，在非私营部门创造35万个就业机会。德国新政府也提出10万青年紧急就业计划，从国库中拿出20亿马克，主要用于补贴企业的工资支出。
　　应该注意到，欧洲的社会党并不完全一致，实际存在三派：英国一派、法国一派、德国处于两者之间。布莱尔的“新工党”认为应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把它作为推动英国经济现代化的动力，强调社会体制和人要适应这股潮流。他强调向人力资源投资，强调“机会的平等”，而不是“分配的平等”。他不推行财政扩张政策，福利政策也从平均“撒芝麻”改为选择性倾斜。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介于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这个理论在经济上主张在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寻求平衡，试图把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协调起来；位于左翼的是法国，仍然奉行“国家干预主义”；德国则既强调革新，又强调扩大需求政策的作用。
　　凯恩斯主义抬头引起经济学界和舆论界的一场大辩论。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凯恩斯主义在世界普遍发生经济衰退时确实发挥过作用，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国界面对资本和商品的全球流动日益丧失其意义的今天，如果对“欧洲病人”不作根本性治疗，仅凭刺激需求，难以从根本上改善欧洲的投资条件，增加就业。德国“五贤人委员会”11月发表报告批评说，“需求政策将导致经济政策陷入很难自拔的死胡同，其结果是预算赤字增加，货币扩张政策将无法确保物价稳定。”报告认为，只有通过竞争和结构转变才能不断创造新的劳动岗位。相当一部分旧有劳动岗位的不断丧失，是具有活力的经济体制的特点。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在70年代末经历了一次大失败。法国密特朗的第一届政府在1981年至1982年间，进行了那个时期的“最后一次左翼凯恩斯主义”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凯恩斯主义卷土重来，会不会给欧洲带来福祉？欧洲面临着新的抉择。
　　（本报波恩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