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学术的转型与演进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

　　20世纪中国学术的转型与演进
　　中国学术的转型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固然是由于民族危机的加剧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民族命运和前途的理性求索的结果，但从学术自身的逻辑看，早在18世纪中叶，考据学初显式微时，其“学术趋向之细微”，就预示了百年后这场“若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陈寅恪语）的学术转型的必然性。
　　考据学是清代经学的正统。经学在近2000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个非常精致强固的“道经圣”三位一体的偶像结构。在经学家看来，所谓六经者，圣人代天地言道之书也。六经未作，道在天地；六经既作，道在六经。这便简洁地说明了道、经、圣相互转换、互为表里的关系：经是文本化的道，道是精神化的经，两者由圣人来转化与阐释。这样，经学就通过“道在天地”向“道在六经”的转换，不但确立了“经”的地位，从而结束了先秦子学时代，而且把学术本体由自然转向经籍，整个学术也只剩下通经一项。通经便是明道，便能成圣，就此而言，经学也就是通经之学。
　　作为经学的最后形式的清代考据学，是以经典之“实”来确保圣人之言在重建中国文化精神中发挥主体核心的作用。清初从抗清战场退回书斋的学者，其求实观念还包含着一种与以往经学绝然不同的倾向，这就是在与朝廷力量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力图走一条以学术自身的逻辑力量来统一经文、发展经学的道路，即所谓“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也；吾所谓非，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于是在经学的规范内，“实事”第一次被赋予决定是非的价值。这无疑有助于知识主义的产生。但其“实事”主要仍然是指圣人的教义。对此，著名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曾指出，考据学所谈的事实，“并不是弗朗西斯·培根感兴趣的事实，而是有关中国文化传统的史实”。考据求实无法克服观念与方法、偶像追求与知识追求的深刻矛盾，从而使考据学走向歧途。
　　考据学的衰落，也象征着经学的衰落。它留给历史的启示是，中国学术必须走出经学规范，必须由文献史实的研究转向对自然、宇宙、社会、人生的研究。但求实的经学规范却使它缺乏转型的动力和明确的方向。正是在这一点上，西学对中国学术的意义才真正突显出来。
　　科学主义的确立，直接促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的范式革命。进化论的思想正是在这一科学主义的氛围中，被当做自然、宇宙的终极真理，当做社会、人生的根本之道而为知识界广泛接受的。进化论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经学的宇宙观与世界观。进化、发展的直线取代了经学循环往复的圆圈；物竞天择的对立斗争，取代了天人合一的古典和谐。进化论很快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第一个规范，并对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五四”前后的中国学术起到主导性的作用。
　　中国现代学术从进化论规范向历史唯物论规范的过渡，最后由后者取代前者，同样也是科学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从科学求真的立场看，历史唯物论远比进化论优越，更具科学的真理性。特别是当它对人类社会规律和人的精神现象作出充满辩证智慧的阐释时，更显出进化论直接把自然规律搬用至社会人文领域的机械局限性。因此，当年的李大钊、陈独秀等就是把历史唯物论当做新的真理来向学术界传播的。就此点而言，他们与20年前严复译介进化论时的心情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从进化论到历史唯物论，是在科学主义的统一旗帜下的逻辑演进。从物种间的生存竞争到人类社会中的阶级斗争，从天择原理到历史和经济决定论，中国学术无疑在朝着科学求真的方向不断深化。
　　（摘自《文史哲》1997年第6期，原文题目：《徘徊于经学与科学之间的20世纪中国学术》。作者：夏锦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