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堃 |
1998-03-02 00:00 |
星陨光犹在 花落香更浓 ——忆“文革”中周恩来同志维护统一战线的业绩
第5版(专页)
专栏：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星陨光犹在 花落香更浓
——忆“文革”中周恩来同志维护统一战线的业绩
宋堃
在隆重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干部，深深地缅怀周恩来同志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尤其是怀念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坚定维护统一战线所付出的巨大精力和取得的伟大业绩。
周恩来同志最后的十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至今人们会想到，如果那时没有周恩来这棵参天大树，起中流砥柱的作用，“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正是周恩来同志以对党、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忠诚，鞠躬尽瘁，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没有让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周恩来同志的光辉形象和巨大历史贡献，将永远铭记在全国人民心中。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重要法宝，是中国人民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一个重要武器。在长期的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争取、团结了众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并同这些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结成了亲密合作的关系，充分发挥了他们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的统一战线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破坏，一大批民主党派、无党派知名人士受到严重的迫害和摧残，致使统一战线被搞得七零八落、奄奄一息。而统一战线的原则和根基所以得到维护和保存，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得到巩固和发展，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凝聚力，这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文革”中坚持和维护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作用是密切相关的。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同志处境非常艰难，始终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百般攻击、诬蔑和陷害，被视为他们篡夺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周恩来同志始终坚定不移、竭尽全力地维护国家的正常运作和稳定，尽量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尤其是他坚定地捍卫统一战线，努力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殚精竭虑，费尽心血。正是由于周恩来同志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具有巨大的政治上、思想上和道义上的力量，使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能够体谅和理解，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失误情况下，他们始终对中国共产党抱有希望和信任，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事实上，在“文革”中，凡涉及统战工作的问题，无不凝聚着周恩来同志的心血，事事都需要周恩来同志亲自指示。我想，这段不平常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早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江青等人就向中央统战部发动突然袭击，围攻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声言要炮打中央统战部司令部。他们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统一战线的伟大成绩，诬蔑全国统战、民族、宗教等部门执行了“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由此，随之中央统战部也被诬蔑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其后，随着全国混乱局势的发展，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越来越遭到破坏。
1966年9月，周恩来总理就明确指示：中央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下去。并指示徐冰等负责人：共产党员要坚守岗位，在任何时候也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就是你们受到揪斗，也要把民主人士保护好。与此同时，就在红卫兵“造反”，勒令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中央及有关人民团体宣布解散时，周总理得知此情况后，立即加以制止。并指示：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等可以先停止办公和活动，但绝不能宣布解散，任何人也没有这个权力。周总理这个非常明智的处理，为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在粉碎“四人帮”后恢复活动和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文革”中，周总理苦心保护了党内和党外的许多负责干部及文化、教育、科技专家，特别是他保护党外人士的事例，感人至深，不胜枚举。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张治中、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华罗庚、李宗仁、马寅初、邓宝珊、朱学范、屈武等，无不受到他直接的关怀、照顾和保护。尤其是这年8月30日，毛泽东主席接到章士钊讲他被红卫兵抄家的信后，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为此，周总理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同时写就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要求对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人士，对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均予以保护。9月1日，他又命301医院准备接收张治中、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邵力子等入院，告以这些人士年老多病，政府应负责保护。
这其中，我亲身接触到的是周总理对著名爱国人士李宗仁先生的保护。当时，有关单位的群众要到李宗仁先生家中批斗，北京市公安局将此情况告我，周总理知此事后当即指示：不能进到李宗仁家里去，不能在李宗仁家里搞斗争。以后，周总理亲自安排，由国务院管理局接李宗仁到301医院，保护起来。
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与李宗仁先生进行了亲切交谈，毛主席说：红卫兵把全国政协、民主党派封了，但政协还是要的，民主党派还是要的。这是毛泽东主席在“文革”后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处境最困难的时刻，所作的最早也是最明确的指示。
1969年1月底，李宗仁先生病危，周总理指示：尽一切可能抢救。李先生病逝后，周总理又亲自修改和批准了李先生的治丧报告，指示除国内报纸发讣告和消息外，香港报纸也要发消息。后来周总理亲自主持李宗仁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这在当时来说，已是很高的礼遇了。程思远先生当场向周总理递交了李先生生前留下的一封致毛主席、周总理的信。信中主要表达他回国后受到党和政府礼遇的谢意，他认为自己回国这条路是走对了，表达他对新中国前途的信心，并寄希望于台湾国民党人士，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的心愿。周总理看了这封信，嘱咐有关人员妥善保存，并说：李先生的这封信，是一个历史性文件。
与此同时，周总理还关注更大范围内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境遇，并尽一切可能加以保护。据当时我听到的传达，1969年5月和1970年2月，周总理两次对进驻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作出指示：对民主人士不能随便揪斗，如果党外人士有历史问题，可以背靠背地进行审查，历史问题既往不咎。之后，他又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把已下放劳动的民主党派人士中的中央委员以上人员，从干校抽调回来。这对保护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其领导机关，制止和纠正乱批乱斗民主党派人士的状况，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70年10月，根据中央和周总理的指示，统战系统军管组起草《对在京部分统战对象被查抄财物的处理意见》，我参与了这项工作。这个文件，于1971年2月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下发。这是当时条件下第一个处理“文革”中查抄财物问题的政策文件。文件规定：除敌我矛盾外，查抄的爱国人士财物应一律发还；但对巨额存款冻结，留待以后再议。其后在北京上层爱国人士中开展了落实这项政策的工作。这体现了周总理对民主人士的关心和对贯彻统战政策的重视。
大约是在1971年初，在一次活动中，由于工作人员对党外人士不熟悉，未让某位党外全国政协副主席签名，结果漏掉了他的名字。周总理知道此事后责令有关负责人向对方赔礼道歉，并指示：今后凡有党外人士参加的活动，应有统战部熟悉情况的同志到场，弄清党外人士出席的情况，不能再出差错。此后，我经常担负此项工作。由此，可看出周总理对党外人士是多么地尊重。
1971年8月，中共中央曾决定于这年10月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8月间，我参加《政府工作报告》中“统一战线问题”部分的起草工作。当时，我们先听了周总理重要指示的传达，指示说：这次要开四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将来也要开，现在不开。统一战线是毛主席几十年一贯的思想，现在还要注意这个问题。国际统一战线的形势很好，国内也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在当时统战政策很不明确的情况下，周总理的这一指示，为起草这一部分内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9月6日晚上10时，周总理召集了一次专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稿）的会议。在讨论草稿之前，他先是对参加会议的各方面同志表示慰问，然后一一询问，显得格外亲切、轻松。当问到我时，我回答了自己的岁数，他又问我何时参加工作的，我回答是1948年到李家庄中央城工部工作的。周总理听后引起了注意，因为我到城工部时，他还兼任中央城工部部长。他说：啊！你是在李家庄呆过的，一直在统战部工作？我答说：是一直在统战部工作。他说：那很好嘛！我立刻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他老人家还记得李家庄！那是当年中央城工部也就是中央统战部的所在地，那时周恩来同志常到李家庄去，指示城工部工作，会见已到李家庄的民主人士。
当研究到统一战线内容时，周总理曾关切地问到民主党派问题怎么办，随后，他就向当时陪同毛主席南巡的国务院负责同志问道：毛主席有些什么指示？这位负责同志当即转述了毛主席的指示：民主党派问题，毛主席的意思是现在要采取一个拖字。到四届全国人大以后，过一两年“五一六”查清了，斗批改差不多了，再挂牌子，显得有秩序。周总理在听了这位负责同志的回答后，沉思了一下，接着对统一战线问题讲了一段话：统一战线其实最广泛，党与非党，党外帮助整党，其实不是没有话可说。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一强调，气势就大了。剥削阶级只能占少数。党与非党是最大的统一战线，要强调一下，然后再说与其他阶级的。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叛党叛国，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周总理协助毛主席机警、周密、妥善地处理了这一事件，消除了隐患，稳定了局势。此后，周总理得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处境有所改善，并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恢复。
当时，如何向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传达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是周总理缜密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统战部军代表于这年11月间就写了请示报告，提出初步方案，分步骤扩大传达。这年12月29日至31日，在周总理的主持下，于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始向党外上层人士传达，并组织座谈讨论。参加听传达和座谈的党外上层人士有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以上的部分人士。传达开始，首先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文件。然后，周总理就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作了详尽的说明和讲话，指出：林彪问题乍听起来是坏事，但再听，再看，再想，又是大好事，是最大收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他说：基本的就是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路线清楚了，就要团结绝大多数，不仅党内如此，就是劳动人民和爱国人士中，也要团结大多数。在正确路线下，组织问题就是团结问题。在开会期间，周总理还亲切地询问了一些民主人士的身体情况，肯定他们对党和国家所做的工作，提倡大家做党的诤友。由于周总理细致周密的安排、同党外人士诚恳的语重心长的讲话帮助党外人士正确了解这一事件，统一了思想，增强了他们对党的信任和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当时我亲身感受到，党外上层人士众口一词地衷心拥护和称赞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应当说，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向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亲自传达讲解中共中央文件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一次重大的统一战线活动。党外上层人士对恢复统一战线的工作活动，也备感欣慰和高兴。其后，统战部经请示周总理批准，1972年下半年在更大范围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传达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并组织了座谈讨论。不久在全国政协建立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学习领导小组，主要由各民主党派负责同志组成。
1972年3月，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在关押中被迫害致死。徐冰是周总理非常熟悉的党内负责干部，在重庆南方局时曾长期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建国后因从事统战工作的关系，与周总理接触是很频繁的。当周总理得知徐冰同志的死讯，当即指示要告知其家属，并为此约有关负责同志谈话，要求全面检查一次被拘留、关押、监护人员的身体情况，指示：中央精神要落实，有病的治疗，病重的住院，全面检查一下。周总理从徐冰的死，想到的是其他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和民主人士。
“文化大革命”中，每年国庆节时，对参加国庆活动（包括国宴和上天安门城楼）的党内党外人士，周总理都十分关注，经常借此时机，解放党内负责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国庆见报名单已成为“文革”中具有特殊含义的现象，颇为各方关注。特别是自1971年以后，周总理每次都仔细认真地审阅名单，以便让更多的党内和爱国人士见报。直到周总理病危去世前，每次都对名单提出增补人选意见。如民革中央屈武和民建中央孙起孟都是在“文革”中被关押在狱，是在周总理的直接干预下才获得自由，并于1974年从狱中出来直接去参加周总理主持的国庆宴会的。
1972年11月，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传达了周总理、李先念同志的指示：对上层爱国人士，不仅在物质生活上照顾他们，而且在政治上还要给予照顾，让他们看看文件，遇到国际国内重大事情给他们通通气。他们自己愿意出去，可以让他们到外地看看。对一般爱国人士，也应给予适当照顾。这是当时较全面恢复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指示。据此，统战部业务组起草了《关于爱国人士政治待遇问题的意见》文件。后来，周总理还提到这个文件，说以后再研究修改。这个文件虽未最后形成，但当时统战业务工作，都是按此精神去做的。
对在世的民主人士，周总理备加爱护和关心，对逝世的党外人士也是备加关怀和照顾，周总理当时就亲自参加过不少党外人士的遗体告别活动。何香凝女士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于1972年9月1日在北京病逝。何病危时，周恩来曾亲往医院看望，何提出在她去世后，希望将遗体送到南京，与廖仲恺先生合葬。周总理指示统战部军代表立即按何香凝遗愿写丧事安排请示。在周总理审阅后，报经毛泽东主席圈阅同意。9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何香凝的追悼会，周恩来亲自出席。追悼会后，立即将停放在中山公园的灵柩运往北京站的火车专列，启程去南京。随同的有邓颖超、廖承志和民革中央负责人陈此生、刘斐、甘祠森等，还有具体负责安排治丧事宜的负责人，我作为工作人员也随同前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事先已通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中山陵下的廖仲恺先生墓后面打开一道墓穴，做好迎灵的一切准备工作。在专列火车上的灵柩旁站有礼兵，礼遇是很高的。当专列抵达南京后，立即将灵柩由火车站经中华门送抵廖墓，并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下葬廖墓中。出席仪式的除护灵人员外，还有许世友、江苏省党政领导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个举动非比寻常，显示了党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仍然存在，政治含义很深，影响是非常好的。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胡说孙中山先生是“牛鬼蛇神”，因此停止了建国以来一直在孙中山先生诞辰和忌辰举行的纪念活动。统战部业务组先后于1972年11月和1973年3月，就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忌辰的活动写了请示报告，经周总理批准，先后恢复了纪念活动，仍由全国政协、民革中央分别出面举行纪念仪式。
1973年2月，统战部业务组经请示周总理批准，首次恢复了纪念“二二八”台湾人民起义的活动。当时周总理曾说：这个会对外固然是有影响，有作用，还要着重抓国内政策的落实工作。国内工作做好了，更有利于对外工作。周总理对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在纪念“二二八”座谈会的发言稿，亲自认真阅看，并作了重要修改，更好地体现了对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政策。这也是第一次以全国政协名义公开召集并见诸报端的会议。
这年5月间，统战部业务组经请示周总理批准，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在京爱国人士外出参观活动。当时，分了中南、华东和北京三路，有120多名上层民主人士参加。这也是“文革”以来首次组织如此重大的参观活动。我参与了中南路的工作。该路由沙千里、罗叔章、陈此生率团。当时统战部负责人在组织安排爱国人士外出参观工作上存在问题，周总理把他们找去，当面严肃批评说，你们懂不懂统战政策！并对爱国人士外出参观作了详尽指示，强调指出：爱国人士年纪大了，各方面应有所照顾，你们的安排有极“左”思潮，不能搞得那么紧，怎么能要求每个人自己背背包呢？！他们可带秘书或家属照顾，一个人住一间房，要组织服务人员拿行李和搀扶，饭要软些，菜要适合老年人的口味，参观、座谈也不要安排得太紧，不休息好怎么参观呢！由于周总理的这些非常细致、明确的指示，保证了各路参观团能够圆满地完成参观的任务。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在周总理的主持下，经过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终于在1975年1月召开了。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报告中的这段非常重要的论述，是“文革”中第一次这样明确讲的。
1975年5月，统战部业务组再次就组织爱国人士外出参观问题，向周总理写了请示报告。5月25日，周总理作了重要的也是最后一次对统战工作的批示，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此类参观人员，如尚未与他们协商就突然宣布，似应分别约他们座谈一次，征得他们同意后再定，以示我们历来主张的民主协商精神。……统战部同志请多采取这种工作方式，不要通知一下了事。”周总理在他病情极为严重的情况下，仍谆谆告诫我们应当如何做好统战工作，真是字字千钧啊！这也是周总理最后对统战工作同志的教导和嘱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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