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和他的“文存”

第10版(大地周刊·读书天地)
专栏：书与人

　　杨义和他的“文存”
　　秦弓
　　《杨义文存》的出版消息一经披露，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杨义文存》，所收都是学术专著，其中既有现代文学方面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中、下）、《中国新文学图志》（上、下）、《中国现代文学流派》、《鲁迅作品综论》，也有古代文学方面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楚辞诗学》、《李杜诗学》，还有文艺学方面的《中国叙事学》、《中国现代学术方法通论》。这些个性鲜明而内蕴厚重的专著，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学术态势与学者风范。
　　学术著作出版难，使得多少学者为之苦恼，然而杨义的学术著作却能一版再版。杨义十几年前的著述，今天收入“文存”重读起来仍是清洌醇厚，耐人品味。他继承了前辈“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优良学风，耐得住寂寞，从浩如烟海的原始材料中披沙拣金，积十年之功，推出三卷本一百五十万言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他的文学史研究，既不是某种既定框架的套用，也不是外来概念的演绎，而是从第一手材料出发，凭借敏锐的悟性与执著的理性旨趣，由悟入析，悟析兼济，去寻踪真实的历史轨迹，还原真正的文学本性，再现多彩的艺术风貌。他视野开阔，注意汲取前人与同代人之所长。
　　在对文学传统追根溯源与中外对话走向深层的过程中，杨义认识到：中国文学有自己独立的悠久历史，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文体表现形式，它与西方文学是两个虽然相切但并非同心的圆。譬如神话，古希腊罗马神话有复杂的情节与史诗的结构，而中国神话则于非情节化中蕴涵着神秘性与多义性；再如小说的叙事方式，西方崇尚科学主义，把完整之物通过破裂而窥其原理，而东方崇尚生命主义，透过表层的形迹而体悟其形成圆融的生命的神理。西方的文学观念与学术规范是西方文化土壤的产物，对于中国文学研究无疑具有借鉴、化用的价值。但若完全移植起来，或寻扯西方文学观念的皮毛，牵强附会或隔靴搔痒地给中国事例贴标签，或满足于为西方观念做例证，则不可能准确把握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无法传达出中国文学独特的生命形态。中国文学许多领域是尚未充分发掘与进行深度现代化转化的富矿，它的充分发掘与深度转化，不仅可以创造出适于中国文学自身的学术体系，而且将与西方学术平等对话，引起人类文学观念的巨大拓展，甚至深刻革命。这一跨世纪的历史课题唤起了杨义强烈的探索激情，近几年他把主要精力投入这一探索之中。
　　他先是从古典小说切入，抓住《山海经》的神话思维、《穆天子传》的史诗价值、汉魏六朝志怪书的神秘主义幻想、唐人传奇的诗韵乐趣、敦煌变文的佛影俗趣、《金瓶梅》世情书与怪才奇书的双重品格、《红楼梦》人书与天书的诗意融合等，予以富于灵性与智慧的品味。接下来，他的视野又扩及历史文化与散文叙事，从现代作品远溯至钟鼎文、甲骨文，从年、月、日的时间表述顺序与“叙事”、“结构”等基本概念的源流探询入手，以结构篇、时间篇、视角篇、意象篇、评点家篇的构架建立起独创性的中国叙事学体系。经过杨义的梳理、阐释，人们眼前展示出一个涵蕴深厚、风采独具的中国叙事学天地。完成了《中国叙事学》之后，杨义又走向了广阔而丰腴的中国诗学厚土。楚辞研究已是积累丰厚，但经杨义对文本的细读与重品，又能见出人所未见、道出人所未道。譬如《天问》，人们多以为是人问天，晦涩难解与错简有关，杨义则认为在这里天是主语，以天问人，乃属玄思之问，在代表着自然、上帝、命运、天理、天数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天面前，人间的时空就不足道了，所以才有时空的错乱。他认为屈原创造了心灵史诗，虽然其场面描写比不上荷马史诗恢弘壮阔，但精神探索的深度则有荷马所未及之处。
　　杨义在开阔的视野里涵养着民族文化的元气与气魄，在脚踏实地的耕耘中思考着跨世纪的学术战略，这其实正是中国学者的代表性学术姿态。为这样一位学者出版“文存”，正能见出出版者的眼光与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