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建民 |
1998-03-31 00:00 |
车窗前、茶桌旁，与一代数学大师交谈 “孤独”杨乐
第5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科星灿烂
车窗前、茶桌旁，与一代数学大师交谈
“孤独”杨乐
本报记者 任建民
参加政协大会的采访，在科协组的名单中，见到杨乐这个名字，不禁怦然心动。
从小学起就听过杨乐的故事，他和陈景润、张广厚的名字联在一起，成为中国科学家的象征：不计条件艰苦，在科学的道路上苦苦钻研。
另两位大师已逝去，杨乐现在怎么样了？
政协最后一次大会发言结束后，记者跟着委员们坐上回宾馆的大巴。车后部，一位衣着得体的委员独自坐着，旁边有一个空位。
记者坐下，与身边人搭话：“对不起，我能看一下你的出席证吗？”
他和善地笑，把身子转过来——杨乐！一头浓密的灰发，棱角分明的脸，不胖不瘦的高大身材，与想象中不太一样，却又格外亲切。
他话不多，用词简单，语调平缓，不时用呵呵的浅笑声代替省略的词语，却又有问必答。于是，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杨乐讲了以下这些话：
我今年59岁了。我住的房子，有一个书房、一个客厅，还有两间卧室。
我老伴也在中科院工作，在软件所，研究数理逻辑。
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双胞胎女儿都在美国工作，成家了。也不见得每年都回来。
1980年以前，我都是自己做饭，后来请钟点工做饭。有的做饭很好吃，有的做得确实不好。
没有锻炼身体，最近一年，有时去颐和园走走，所里派车。
我现在研究数学中的复分析，做研究的人，很难分得出业余时间还是工作时间，我的时间和精力基本上放在这上面了。
我和老伴，在工作上基本上帮不了对方。也没请秘书，搞纯数学的，人家帮不上忙。
我平时在家里时间长，在单位事太多，很难安静下来。
我也用计算机，主要用于通信，和国外交流信息。有时打印文章、文件和资料。
在杨乐的“现任职务”一栏中，写的是中科院院士、数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杨乐说他1995年辞去了所长的职务，“其实1990年就不想当了，时间太长，对工作不利，对我本人的研究也不好”。
第二次见到杨乐，是政协闭幕大会前。人民大会堂休息厅里，他坐在一张桌子前，独自饮茶。
“请问您这次有什么提案吗？”相对无言，记者提了一个普通至极的问题。“没有。小组讨论我发了言，说我们国家应该重视基础研究。”杨乐回答。
1980年我国恢复学位制，杨乐带了两个硕士研究生，如今，这两位学生已人在异国。近20年时间里，他总共又带了六位博士，其中包括一位在读研究生，明年毕业。
“数学研究不需要人很多，但要求质量很高。”杨乐对这几位年龄在三四十岁的弟子还比较满意，因为是精挑细选、着力培养的。
杨乐最担忧的是整个国家的基础研究工作：“现在国内也有优秀的年轻人。我国数学的整体研究水平比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只是与其他学科相比，情况相对好一些。”
记者试探着问他：“你们几位都是世界有名的大数学家，当初的条件不也是不好吗？”
“以前大学毕业都是56块钱，年轻人愿意到数学、物理领域内下工夫。现在一个大专毕业生，到公司去，每个月挣几千块钱。而一个博士，在大学或研究所远比不上公司里大专生拿得多，反差太大。”杨乐接着说，“搞数学的，脑筋费得很多，应该有一定的生活条件作保障。其实也不是奢望太高，应该能安下心来，在社会上也能得到尊重。”
大师说话，不紧不慢，却字字掷地有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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