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彩虹 |
1998-03-29 00:00 |
诺贝尔奖的偏颇——对一九九七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点异议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诺贝尔奖的偏颇
——对一九九七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点异议
陈彩虹
199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位发明“期权定值公式”的美国经济学家。当新闻媒体热烈报道之时，经济学界不少人士却感到有些意外与茫然：难道经济学的最高成果就是那么一道A＋B＝C类的数学算式？
颇感意外的首先是两位获奖者本人——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罗伯特·默顿和斯坦福大学教授迈伦·斯科尔斯。在他们看来，如此的公式是“玩出来”的。连同1995年去世的费希尔·布莱克教授，他们仅仅是出于兴趣而开始研究期权交易，根本没有想到研究的结果会大量运用于“金融衍生产品”的实际操作之中，更没有想到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获奖者不知道自己研究成果的经济价值，并不能作为否定其价值的依据。
应当说，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表彰的数学公式，对于单个“金融衍生产品”的投资者而言，有某种分析风险与收益的作用。但是，它所涉及的“经济”领域，是人类经济社会运行中强烈不确定性的领域，是巨大投机活动的场所。作为这样一种福祸未卜投机运作之中的计算公式，其历史使命可能不仅是短期的，还可能是负面意义的。而且，在经济学的深层意义上，这一公式既不代表经济学理论的革命，又不代表经济学方法上的创新，它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特别重大的表彰之处。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学问，以服务于人类经济社会的进步为目的。“期权定值公式”所涉及的“虚拟产品”及其市场，现实生活中表明的是风险远远大于它的价值，既有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运作，已经上演过无数幕金融灾难的悲剧和闹剧，英国巴林银行倒闭、日本大和银行巨额亏损，以及至今还未完全平静下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无一不与“金融衍生产品”有着直接的关系。可见，从“金融衍生产品”对社会经济已经带来的巨大波动与震动，可以肯定人类的这种“创新”所奏响的并非都是“福音”。对于一个服务于如此险象环生市场中的算式，应当不难判断它对于人类经济进步的作用决不是明晰正向的。
本来，诺贝尔经济学奖或多或少有着记录经济学发展路线的意味，也或多或少有着引导经济学研究方向的作用。如果让根本不涉及到真实经济财富内容的“算式”获取经济学的皇冠，将使人们对此奖的评定是否与经济学的发展有确切联系大大怀疑；而对于有意追随现代经济学的年轻一代，则如同陌生人在巴黎凯旋门外面对数条发射状道路一样茫然，不知该读谁的著作。
其实，以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有过几多的历史尴尬，多种得奖的经济学理论并未从后来的经济实践得到足够的支持和印证。但是，所有这些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魅力，毕竟经济学是不能试验而只能经验观察与说明的学说，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根据这些理论而产生的政策建议，也具有强烈的时空限定性。我们根本就不能指望经济学里产生什么世世代代永恒正确的理论，因此，也就对诺贝尔经济学授奖的某些历史的尴尬，给予更多的宽待。而且，正是“某种历史缺欠”带给经济学的风险，使经济学研究具有特殊的魅力。
但是，如果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委们不能从评奖的历史中取得经验，不能够在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海洋中寻找到真正具有历史价值的学说，而只是试图通过向数学领域的靠拢，来实现“永恒的正确”，那与其说是减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风险，不如说是引导经济学理论走入一种虚无境地。这是一种善良的愚蠢行为，最后将使经济学的风险，转化为经济学的灾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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