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明冲突论”的几种看法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研究动态

　　关于“文明冲突论”的几种看法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经问世，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成为近年来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概括起来，对此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第一，认为亨廷顿关于冷战后时代世界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主要的全球性政治冲突将发生在具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和集团之间；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的差异将成为未来战争原因的所谓文明冲突论，其主题是以文明冲突消解国际政治的真实意义。他的用心所在是建议美国政府联合同类文明以打击、遏制异类文明。他以“西方文明优势论”的心态且又暗含着“文明末日论”的学说，来图解活生生的国际现实的时候，则不可避免地遁入了理性的迷津。纵观冷战后的世界现实，冲突的主因当在经济利益和权力平衡关系方面；文明间的差异固然可以是导致冲突的一个因素，在冷战后时代，可能更是如此，但它不是根本原因，甚至也算不上是主要原因。就国际视野而言，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不平等，权力关系不平衡，民族特性（爱好和平抑或是好战）、政治结构（极权主义抑或是帝国主义）、急剧的社会变革所引致的思想危机都是构成冲突的重要根源。其中，经济利益和权力平衡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认为亨廷顿以文明为范式立说，而在诸文明因素中特别强调宗教，实际上他是以文明———宗教———种族三位一体来提出其观点的。他最深刻、最核心的范式是种族界限。亨廷顿在他的关于文明冲突的三篇文章中，其真正想要说的话，简单地说就是：西方文明并无普世性。发端于西方的现代化传遍了世界，然而其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却日益萎缩，不但被非西方人远远超过，而且除非发生常情无法预料的激变，还有被淹没的危险。这些文章还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这种前景所感到的忧虑和恐惧。亨廷顿理论内在的悖论是十分明显的。因为人类自古以来的各大宗教、各大思想体系，都不但把自己的价值观看成是普世性的，而且都预言人类有统一的价值标准，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和革命思想家也不例外。然而亨廷顿的观点也值得重视，因为这种恐惧不仅仅代表他一个人，而是代表着一大批人。恐惧会产生仇恨，仇恨又能孕育战争，而亨廷顿所设计的自保方案竟还是已有半个世纪历史的人类史上最大的军事集团———拥有核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虽然亨廷顿声称冲突并不等于战争，然而他也不排除冲突可以是战争。“文明的冲突”是一种说着说着就会自动实现的带恶兆的语言。人类的生存空间几乎已经塞满了，甚至已经是过度拥挤了。布热津斯基曾经说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丑恶的“大死亡的世纪”，同样他也不能排除21世纪不爆发同样的惨祸。亨廷顿说，我相信我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相信普世文明终会出现，但是几十年、一二百年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只不过是一瞬间。人类是否还要流血流泪地再走过一段满布荆棘的道路才能到达开满玫瑰花的芳草地呢？
　　第三，认为对美国学者亨廷顿文明冲突的讨论提供了另一个契机，可以把国际政治置于人类文明史的轨迹上来加以历史的、综合的考察。文明的发展自有其内在规律，对亨廷顿关于文明的讨论，其意义主要不在于讨论本身，而在于它可以启发我们使国际政治从大厦的一隅走向世界文明史的整个大厦。即使是亨廷顿笔下的“文明”，也分明是政治化了的（或意识形态化了的）“文明”。然而，“文明”既已在“国际政治”中出场了，那就需要把这个持之有故的问题抓住，并深究下去。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应当把它弄得能够自圆其说。各种文明还具有不同程度的外扩性质。人类越是深入到文明时代，文明的外扩品格便越会为人们所体验到。不同的文明在交会中总免不了相互排斥或相互吸引。相互排斥表明文明含有不易改变的个性，相互吸引则表明文明具有可塑性和可变性。因此，在历史进程中，一成不变的文明是没有的，在一个时期内全然改观的文明也是不可思议的。沿着文明的外扩性去想，则会发现人类社会必定要走向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依赖，从而取代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状态。把关于文明的一条线索，化为一个世界历史框架内的“公式”，就是：文明———国家（民族）———国际政治———全球化进程（人类社会的走向与前瞻）。这条线索与康德提出的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更高阶段的理性发展是重合的。文明与国际政治似乎有两重意思可说：一是既然文明可以决定一国的发展，由此自会影响该国对外关系中的思想、政治、政策以及国际政治的样式；二是在“全球化”的远视角下的不同时代的国际政治，归根到底不过是人类文明史（冲突和融合的历史）大舞台上的多幕戏剧；无论舞台上进行着怎样的表演，“戏剧”的进行总是越来越接近人类文明的目的地。也许可以说，前者是政治学的命题，后者是哲学和人类学的命题。
　　（中国社科院世经所学术动态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