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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09-30 00:00

50年家乡人·家乡事·家乡情

第11版(农村经济)
专栏:

50年 家乡人·家乡事·家乡情
  共和国50年巨变,可谓翻天覆地。本报几位家在农村的记者娓娓道来的一件件小事正是巨变的生动注脚。这些小故事,生活气息浓厚,感情真挚,文字轻松,特别推荐给读者,相信不虚此“读”。
  ——编者
  走出万兴冲
  本报记者 黄彩忠
  年过60的兰哥去广州探亲,一去就两年多。小儿子告诉他:“走出万兴冲,一个就顶仨。”——他一直怀疑这个“论调”,于是前年特地做了一身新衣服,来到广州看看两个打工的儿子。
  想不到这一来便走不成了。在小儿子带领下,村里十几个年轻人在同一家工厂搞摩托装修,干得红红火火,收入“一个顶仨”还是留有余地的。兰哥想到田里那点活一年干不了三四个月,全租给他人干也就是件“打个招呼的事”,便决定留下来替老板看大门。兰哥历来勤快,看门之外还主动打扫工厂里里外外,帮老板擦车,时不时捞个小“红包”,很快就“一个顶仨”了,忙得他春节也回不了家。
  大嫂有一次对我说:“是不是屋场风水的关系?打你走出万兴冲后,这间屋就留不住人,年轻人一个跟一个往外走,我那个老倌子也凑热闹,如今一家就有5个人在广州。”我笑她“老脑筋”,扳着手指头给她算细账:人越来越多,田越来越少。土改时人均1亩4分田,大包干时人均只剩下8分了,又过了20年,眼下人均4分田都不到,这一点点田哪够种的啊!
  大嫂也觉得世道真是大变了。她回忆说:1958年乡里修了杨梅塘水库,“干死青蛙,饿死老鼠”的万兴冲从此就不要车水抗旱了,田都自流灌溉,一些后生连什么是水车都不甚清楚了。变化最大自然是包产到户以后,兰哥当年刚40出头,干起活来还虎虎生威,他说:“如今有了田,累死在田里也认了。”其实,田里的活是越干越不累人了,农业科技帮了大忙。如今的年轻人下田都不打赤脚,穿着袜子,套着水鞋,种起“相公田”来了。有实力搞水稻旱育抛秧的更神气,“弯腰驼背几十年,如今栽秧不下田”了。
  在我的家乡江西萍乡市,300多口人的万兴冲,只剩七八十个人种田。完全走出万兴冲,离土又离乡的,不到20个。他们人少却很有吸引力。春节期间串门,只见那些城里打扮的乡下人吹“外边的世界很精彩”。多数留在村里也不下田干农活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万兴冲的“倒蛋部队”有名气,田间小道上骑自行车贩运鸡蛋,水平可与省里的杂戏团比一比。彩胜弟是开着卡车跑运输,在村里第一个盖了两层楼,风光了好几年。万兴冲还有一支“部队”专制鞭炮,可别小看这传统手工业,还是棵摇钱树。新凡叔的儿子智强把鞭炮生意做到了国外,在村里盖了三幢别墅,瓷砖贴墙面,屋里装空调,一点也不吹牛,硬是把湘赣边界方圆十几个村子镇住了。
  换煤
  本报记者 王彦田
  我的家乡在山东省寿光市城南的一个普通村庄。想起少年时候的一段故事,对家乡的变化感受深切。
  1976年11月,秋收已过,天气变凉,父亲要到百里外的淄博市的煤矿拉煤准备过冬,问我能不能一起去。我当时12岁,读五年级。听说父亲要带自己去远处的城市,兴奋极了。
  父亲拉了一架两轮人力车,带了铺盖卷和干粮、咸菜,还有几百斤选好的玉米,是用来换煤的,听说城里开矿的人粮食不够吃。离开家的时候,天还很黑,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走了30多里地。那时候沥青路还不多,多数路都是土路,中间要过两条河,桥很窄,一边来了汽车,对面的车就要停下来等。记得当天快半夜了,我们才在淄博市的一个朋友家住下来,住得很暖和,吃了白馒头和米饭,撑得肚儿圆。
  第三天,天还没亮,我们拉上煤车开始了艰难的回程。人力车装满了煤,有1000多斤重。父亲在车辕的旁边拴了根粗麻绳,做成套,我拉着。拉着煤车,走在平的路上,已是很费劲,可偏偏上下坡特别多。从一大早走到天黑,只走了50里,累得腿直抽筋。晚上住宿在一个叫普同的地方。在一家路边旅馆,我们拿出自己带的饼子,让旅店帮着煮了,记得自己足足吃了一斤饼。袜子和鞋子都被汗水湿透了,父亲告诉我把袜子放在褥子底下,这样晚上睡觉可以热干。天亮了,继续赶路。有一段路是长长的上陡坡,当地人说,“从淄河到普同,累死别吭声。”意思是说这段路是上坡,拉车不能出口说话,一说话就会松了气泄了劲。父亲和我使足了劲,有时路人还会上来帮一把力。一个多小时才爬完这个陡坡。
  这些年,我时常想起走过的这段路,也多次走过这段路,不过不再是步行。济南到青岛的高速公路经过淄博和寿光,我从淄博下火车,改乘汽车,回到家只要一个多小时。坐在时速100多公里的汽车上,我又想起了那句话:“从淄河到普同,累死别吭声。”
  儿童世界
  本报记者 蒋安全
  我的家乡在苏北大丰市农村。前年冬天,大丰港导堤工程开工,我曾回过一趟家。因为几年没回去了,回家前,父母特别在电话里嘱咐,不必为他们操心,农村什么也不缺,但千万得记住给妹妹的孩子和堂弟的孩子带几件小礼物。我心里想,俩小东西还不好伺候?
  谁知道,自认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我,却让两个孩子给上了一课。我给小侄女送的是一盒水彩笔,那胖女孩倚在她妈怀里,见我拿出礼物,瞟了一眼,说:“24色的,不稀罕!我家有36色的,我们同学还有48色的呢。”说完,不再理我。
  在妹妹那里,我就更被动了。当小外甥知道我给他送的是一件漂亮的小衣服后,就躲在房里掉泪,不肯出门。原来,他早已在小伙伴们面前吹下牛皮,他舅舅从北京回来,一定会给他送一个很大的机器人玩具。
  为了不让孩子们太失望,我父亲一面哄着这些宝贝,一面让我到县城重给他们买礼物。县城百货大楼儿童柜台的售货员对我说,以后,你们从外地回来一般不用大老远的往家乡带什么了,就说儿童玩具吧,多是南方产的,不见得北京就比咱县城的品种多多少。
  看着货架上琳琅满目的玩具娃娃、电玩、游戏机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具,我想起了诗人苏金伞解放前写过的一首诗的意境:一位母亲在劳动,她的孩子正趴在一旁的地上玩一只棉桃和泥巴。我也回想到了我的童年,那种在拾了一个忙假麦穗或稻穗之后,从生产队保管员手上接过一块香橡皮、两支铅笔时的欢欣。
  是啊,农村富了,孩子们已经拥有与城里孩子一样色彩斑斓的世界了。
  家乡的路
  本报记者 杜海涛
  前不久,父亲给我打电话,说北京—日照的52次特快列车已在我们县设站停车,从此,我们县有了直达北京的火车。父亲说,往后你就可以在北京坐火车直接回家了。听罢这个消息,我不禁感慨万千。
  我家在山东省莒南县,地处沂蒙山区。革命战争年代,那里是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一度有山东的“小延安”之称。山东省人民政府就是于1948年在那里宣告成立的。然而,长期的交通不便,也造成了家乡的闭塞落后。一直到80年代后期,当地的交通条件还没有完全得到改善。我念高中时在县城,每周自我家居住的镇子到县城往返一次。那时,联系我镇和县城的是一条20公里长的土路。夏天,雨后的泥泞不堪暂且不提,即使在平常,人骑车走在路上,每有汽车从旁边驶过,就会掀起滚滚飞尘,把人淹没在里面。而到冬天,寒风毫无遮挡地吹在人的脸上,直钻进脖子里。那时,由于年小体弱,父母心疼,通常叫我乘汽车去城里上学。但当时,载客的汽车很少,从镇上到县城每天只有一班汽车,而且还很不准时。有一次,为了等车,父亲陪我在镇上的小车站整整等了一个下午。
  直到1990年我考进了北京的大学,家乡的情况仍是如此。在那时,直接坐火车到北京是我心中的梦想。
  然而,就在我念大学的那段时间里,家乡开始发生变化。我考上大学的当年,联结我镇和县城的那条土路就铺上了柏油。路上的客车多了起来,去县城,再也不用等那唯一的一班汽车了。在我大学毕业念研究生时,我县实现了乡乡通柏油路。再回家时,坐车行驶在宽阔平直的柏油路上,可以走进以往最偏远的乡村。
  如今,家乡终于有了直达北京的火车,我当初念大学时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小保姆
  本报记者 彭俊
  最近家里事比较多,我和妻子忙不过来,让母亲从老家的亲戚中物色一个人来帮忙。本以为很简单的一件事,却把生病的母亲忙了个够呛。眼下农忙刚过,我的那些农民亲戚们能出去的都出去打工了,剩下在家的不是看家,就是年长,挪不开身。
  亲戚们,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农闲季节喜欢出来打工,一则挣钱,一则长见识。对这一点,我早有所闻,但外出到家里唱空城计的地步,却是我未曾料想到的。还好,母亲到十几里以外的乡下跑了两趟,终于在远房亲戚中给我请来了一位小外甥女。
  外甥女到北京的第一天,得知我们单位有图书馆,提出来能不能帮她借几本书,以备活闲的时候看看。我忙问,要哪一类小说?答曰:哪有工夫看小说呀,我带了几本英语书,想再借一些,以前自学了一个财会的中专,觉得不够用。从请不来帮手,到请来了一个想学洋文的,面对亲戚们的变化,记者又一次大跌眼镜。
  我的家是赣中北的一个丘陵小市,赣江水穿城而过。由于工作的关系,记者也算走过了大半个中国,感觉自己家乡并不算是一个最穷的地方,辛勤劳作、踏实种地,一年下来总能图个温饱。然而新一代农民并不这么看,他们说,人活一辈子就为了不挨饿、不受冻,太没意思。
  嫁妆
  本报记者 张毅
  1951年,爸爸的姑妈出嫁了。按习俗,娘家侄儿要跟着送亲。当时家里刚挨过一次大饥荒,一贫如洗。不过,还是从邻居家借了辆牛车,一路颠簸出了门。陪嫁的只有一个三尺布包袱。地里的豌豆苗已经泛青,6岁的爸爸眼馋得唾沫直往肚子里咽。
  1970年,妈妈嫁到了张家。带过来一桌、一凳、一对木箱,枕套是托人从南京买的,暖水瓶也是熟人到大寨学习时捎回来的。那年月,什么都紧张,置办这些嫁妆很不简单。爸爸找亲朋好友,现打土坯,扎柴把,在老宅子上接了间屋子作新房。贺喜的热心人送来了《毛主席语录》。爸爸送给妈妈一个方巾,上面挂满了主席像章。结婚那天,在公社当团委书记的爸爸,生来第一次穿上了裁缝店里做的衣裳。
  农村改革后,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1981年,四姑出嫁了,我挎着包袱去送亲。陪送的除了大衣橱、写字台,还有蝴蝶牌缝纫机、永久牌自行车。送亲的队伍在人家喝了糖茶吃了糕点,“刁难”姑爷一番,说说笑笑回了家。家里摆了十四五桌,鸡鱼肉蛋一应俱全,客人吃得满面红光。
  年前,大姑家表妹结婚,那才热闹呢。衣橱、地柜那些组合家具不消说了,彩电、冰箱、洗衣机、VCD、本田摩托车……陪送的嫁妆,大件小件满满当当装了两卡车。(附图片)
  土改中分到棉衣的农民(1951年贵州平坝县)
  农村改革后,出现科学种田热。湖南桃江县龙山港区连续几年大丰收。
  成百万农民到城里找活干,往往比家里多些收入。北京永定门火车站的新来客。
  小城镇建设日新月异。山东荣成市石岛镇南车村新貌。新华社记者冯杰摄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示意图(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供稿)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阳光集团现代化纺织车间。本报记者张雅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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