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的胡适和杜威

第3版()
专栏：

五四运动中的胡适和杜威
王若水
在五四运动的过程中，胡适唱起“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调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倡点点滴滴的改良主义，这件事情是大家知道的。但我觉得还有一件事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就是当时有一个帝国主义的“学者”，和胡适勾结在一起，参与了这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阴谋和公开活动。这个帝国主义的“学者”就是胡适称之为“良师益友”的杜威。
杜威是美国实验主义哲学的头子，美国资产阶级报纸捧他是“西方文明的救主和保卫者”“人类心灵的伟大领袖”。他的学说在中国曾起过不小的影响。但杜威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美帝国主义的“大棍子”政策的拥护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竭力主张美国参加这场帝国主义的火并。多少年来，他一直捏造着“苏维埃帝国主义”的弥天大谎。他鼓吹过“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好战论调。尤其不应当忽视的，是他还公然支持过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朝鲜的战争，赤裸裸地暴露他自己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这就是这个学者的政治面目，这就是胡适所说的“真爱中国，真爱中国人”的“良师益友”的面目。
不过，如果说杜威是胡适的“良师”那是一点也不错的。胡适在美国留学时，这位“良师”就向他表明了他对中国问题的“关心”。胡适归国前在他的“留学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昨往见杜威先生辞行，先生言其关心于国际政局之问题乃过于他事。嘱适有关于远东时局之言论，若寄彼处，当代为觅善地发表之。此言至可感念，故记之。这段记载很简单。究竟杜威仅仅是表示他的“关心”呢，还是在“关心”之外对“远东时局”（当然首先是中国时局）有什么具体的“教导”，不得而知。但以后的事实可以证明，胡适对中国政治的“言论”，和杜威是完全符合的。
胡适回国的时间是一九一七年七月。据他自己说，他一回国就“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在他打定这个“决心”之后的三个多月，俄国就爆发了震动世界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正是历史大变革的年代。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来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接受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他们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中国的方向。一九一八年十月李大钊同志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之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局，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两篇文章在当时起了很大的影响。
显然，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先进的人们已经看出了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腐化无力和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生气勃勃的力量。
正是在这个时候，杜威用事实表明了他的“关心”：他亲自到中国来“讲学”了。而在他到中国之前，胡适也就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实验主义”。这时离胡适“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的时候还只有两年，他的“决心”一时好像还不便变更，而这篇文章好像还是一篇“纯学术”的介绍。但以后发生的事情，不但暴露了胡适输入实验主义的政治目的，而且也说明了杜威的“讲学”是为了什么目的。
杜威是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三十日〔一〕到中国的。他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碰上五四运动。他来迟一步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谁要想把它扑灭下去是不可能的了。这时胡适赶到上海恭迎杜威去了。北京的学生既没有时间去听杜威这位“良师”的教导，也没有机会去接受胡适这面“旗帜”的指引，就举行罢课游行了。
这以后发生的事情就是：七月，胡适“忍不住了”，“发愤要想谈政治”，在“每周评论”上写了他那篇针对左翼共产主义者而发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立刻遭到李大钊同志的反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实验主义的第一次交锋——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十二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正式提出“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在同一期的“新青年”上，又开始连载由胡适口译，高一涵笔录的杜威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讲演录。（根据当时北京晨报的记载，这个演讲是九月二十日起开始的。）在这个“讲演录”的前面，胡适加了一段值得注意的引言说：
杜威先生这一派的实验主义，……独有政治哲学一方面还不曾有系统的大著作出世。……所以今年杜威先生同我商量讲演题目时，我就提出这个题目，希望他借这个机会做出一部代表实验主义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他很赞成我这个意思，故有这十六次的长期讲演。这是杜威先生第一次正式发表他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我很希望中国的读者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从来不会“正式发表”过“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杜威，为什么会“很赞成”胡适的意思，特地为中国人作这个题目的讲演呢？本来“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的胡适，为什么在自己“发愤要想谈政治”之余，还要“希望”杜威也来“谈政治”呢？
这里面是大有奥妙的。
如果我们把杜威的这个讲演录和胡适当时的言论对照一下，就可以发现，原来他们两人是在一唱一和，异曲同工，调子的名称都叫“反对马克思主义，提倡改良主义”。
杜威：比方有一件东西，若没有学理的补助，不久就会消灭了，若是得了学理的补助，把他变做抽象的学说和主义，这件东西便可以固定，便可以永远存在。但是这种效果是狠危险的。〔二〕
胡适：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是啊，世界工人运动若得了“学理的补助”，变成了马克思的学说，这种“效果”对胡适和杜威所代表的阶级来说，的确是很“危险”的。
杜威：到了危急的时候，只有几个抽象的名词可以轰动一世，连那金钱势力也都丧失作用了，这还不是学理的功用吗？
胡适：历史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种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去替他们争权夺利，去做他们的牺牲。胡适和杜威是在这里“指桑骂槐”，表面上好像是说别的东西，其实是暗示共产主义也属于这“好听的抽象名词”之列。所以那意思是叫人不去接近共产主义。
杜威：从前的哲学家不是完全推翻现制，就是完全保持现制。这第三派的哲学（按指杜威自己的哲学）不说这样笼统的话，只注意个体，研究特别情形，绝不承认有包医百病的药方和百世不易的定理。
胡适：“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胡适替杜威作了注解，“包医百病的药方”就是指“根本解决”。杜威也替胡适作了说明，所谓“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就是“只注意个体，研究特别情形”。换句话说，实验主义是“绝不承认”从根本上治病的，它只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杜威：必定先要观察社会冲突的原因，……能够如此然后才能够对症下药，预先来设法救正他，调剂各群的地位，让他们有平等发展平等进步的机会；不但不互相冲突，并且可以互相帮助。
胡适：阶级战争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得劳动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杜威的话，是以善于绕圈子出名的。胡适虽然是他的高足，这一套本领究竟不如杜威。不过这样一对照，杜威的真意倒明显了。这就是说，不要促进无产阶级的觉醒，不要让被剥削阶级起来斗争，而要使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互助”，让剥削阶级永远剥削下去。
　杜威：现在世界有许多野心家，高谈阔论，一张口就说要改造社会，我想改造社会绝不是一件笼统的事，绝不是一笔批发的货，是要零零碎碎做成功的。
胡适：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笼统改造”这个名词有点不大容易明白，但我们参考前面引过的杜威的话就懂了：“笼统改造”者，“完全推翻现制”之谓也。别的地方很清楚，毋须注明。
像这样的双簧还很多，不过我想引证到这里也够了。这些东西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杜威之所以特地发表他那“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演讲，目的就是抵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在中国的影响，贩卖他那一套反动的改良主义。胡适就是杜威的传声筒，而杜威的演讲也就是为胡适撑腰。这两个人，一师一徒，一个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一个半殖民地的文化买办，一个站在当时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的讲坛上，一个蹲在“每周评论”和“新青年”的编辑部中，表演了一幕滑稽的“二重唱”。
如果我们再看看杜威对“五四”的态度，事情就更明白了。杜威对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是恐惧的，仇视的。他诬蔑五四运动是“偶然的”“感情的”“消极的”，诽谤反对帝国主义是“排外”。他装出一副学者的态度，竟然向中国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忠告”：
……说到这里，我又想到贵国的学生运动。五四以来，学生很难专心读书，大半因为外交紧急，也因为学生感情用事。教育上受了莫大的损失，要是长此不改，损失恐怕还要大，教育一定要瓦解了。……诸君要知道，爱国是一事，排外又是一事。排外是消极的，……诸君应该努力去做积极的事业……〔三〕请看，“感情用事”“排外”这些话，还不是十足的帝国主义的口吻吗？杜威虽然善于辞令，但字里行间所流露的对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运动的敌意却是明显的。值得注意的是，杜威对“五四”的这种态度，恰恰也就是胡适的态度。在五四运动期间，胡适也同样担心“教育一定要瓦解了”，出面劝说学生复课。从此他就不断强调“学生的职责是读书”。十六年之后，他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这篇文章里，还模仿杜威的腔调，污蔑五四运动是“最浅的排外”。
既然不满意五四运动的道路，那就必须指出另外一个方向了。于是杜威又发出了“号召”：
学生啊！你们以各人的智识，一点一点的去改革，将来一定可以做到吾们理想中的大改造〔四〕。
这也就是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这篇文章的根本思想。这篇文章的实质，是企图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来“规定”五四运动的发展方向，把五四运动的领导权从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那里夺过去。胡适后来自己说：
实验主义从达尔文主义出发，故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我在“问题与主义”和“新思潮的意义”两篇里，只发挥这个根本观念。我认定民国六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再造中国文明，而再造文明的途径全靠研究一个个的具体问题。……当时（民国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种趋势的危险，故发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五〕这是一个很好的招供。它表明了胡适和杜威当时在中国贩卖实验主义这种哲学的目的，是影响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使五四运动变质，成为一个改良主义的运动。
关于哲学上的实验主义和政治上的改良主义的关系，需要一篇文章来作专门的说明，我在这里只想指出，这种思想是有它的社会背景和阶级根源的。五四运动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它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性质。由“五四”到“六三”，斗争日益广泛和深入，由知识分子的范围扩大到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及山东、安徽各地都有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在革命的浪潮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迅速扩展，怕得要死的军阀政府三番五次地下令“严防”和“查禁”所谓“过激主义”（这是他们给“布尔什维主义”的名字）。六月，陈独秀被捕。而不料在一些官僚的眼中，胡适也成了“过激党”〔六〕。这种种情势把胡适吓倒了，他感觉到他必须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在这个时候写出来的。胡适在“问题与主义”里质问左翼知识分子说：“请问我们为什么要提倡一个主义呢？难道单是为了‘号召党徒’吗？还是要想收一点实际的效果，做一点实际的改良呢？”这句话明显地透露了他的害怕群众运动，害怕革命的情绪。作为五四运动的右翼代表，胡适拼命想把五四运动限制在单纯反对文言文和某些封建文化等的狭隘范围内，拼命想使五四运动不超出对他所代表的阶级有利的范围以外。这样，他们就必须争夺五四运动的领导权。这样，他们就必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提倡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这就是五四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
但是为了执行这个任务，需要有一种思想武器。于是亲美的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也就很自然地从美国资产阶级那里借来了实验主义这个武器。五四运动的锋芒，首先是对准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准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政府的。而这时，美国一面和日本协同来侵略中国，一面又和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发生冲突。所以，一方面，美国也高兴看到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受到打击，（附带说一句，胡适在“问题与主义”里也提出了一个解散段祺瑞的安福部的“问题”，这也是反映了美国的要求的。）但是另一方面，美国更害怕五四运动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害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无产阶级的兴起。因此，它就要极力抵制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它就要在文化思想上向中国的新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进行反攻。而打着“讲学”的幌子来到中国的杜威，也就负起了这个任务，亲自出马来帮助胡适。杜威在中国为时两年零两个月，遍历十一省，大肆贩卖他的实验主义反动哲学，这正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部分，而胡适就是实验主义在中国的经纪人，就是这个文化侵略的工具。
所以，五四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斗争在中国的表现。
杜威回国时，胡适欢送他说：“我敢预定：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永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七〕但是胡适这个愿望被历史粉碎了。在如今，开出灿烂的花，结出丰盛的果的，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杜威和胡适的影响虽然还未被肃清，但也到了最后被清算的日子了！
附注：
〔一〕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中说是五月一日；此处根据当时上海申报的记载。
〔二〕自此以下所引杜威的话均见“新青年”上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讲演录，胡适的话均见“问题与主义”和“新思潮的意义”两文。
〔三〕此处引文根据晨报社出版的“杜威五大讲演”。
〔四〕同上。
〔五〕“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六〕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中述说：“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李大钊同志也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提到这件事。
〔七〕“杜威先生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