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太和 |
1999-10-30 00:00 |
1949年7月下旬至8月中，陈云同志在上海召开的有华北、东北、华东、华中、西北五大解放区财经部门的领导人参加的财经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历史珍藏
1949年7月下旬至8月中，陈云同志在上海召开的有华北、东北、华东、华中、西北五大解放区财经部门的领导人参加的财经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
“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
周太和
1949年的7月下旬至8月中，由陈云同志主持，在上海召开了有华北、东北、华东、华中、西北五大解放区财经部门领导人参加的财经工作会议，至今已经整整50年了。这次会议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有重大的意义。陈云同志为这次会议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会议决定，从那时起，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并要求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陈云同志当时在沈阳，他号召财经工作各方面的同志，认真学习二中全会的精神，转变思想，学习管理和建设大城市的本领。紧接着，中央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同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任命陈云同志为主任，统筹全国解放大军的供应，接收和管好新区的大中城市，迅速恢复经济，为建立新中国打下经济基础。陈云同志受命，赶到北平，搭起中财委的框架。中央这两项决定，为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面对复杂和严重的任务怎么办？陈云同志反复思索。他认为，现在和过去建设根据地的情况不同了，要治理几亿人口大国的经济，过去的经验和方法已不够用了。在西北管财经是摆小“摊子”，在东北主管财经是开“商店”，现在要办大“公司”了，各方面条件都不适应，需要重新试点，探索路子，先搞好典型。于是，他请示中央决定在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召集五个大区财经负责人开会，征求在经济和城市管理方面有见解、有经验的党内外人士的意见，共商大事，拟订治理方案。
当时，上海和全国经济情况都非常困难。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是一堆烂摊子，国库空虚、生产停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新中国尚未建立，百万大军正向全国新解放区推进，军需民用供应极为紧张，而税收有限，财政入不敷出，靠发行货币支持，物价随之上涨。如何解救上海当时的危急，如何克服全国财政经济困难，是摆在中财委面前十分紧迫的重大问题。
这次会议由华东财委曾山、潘汉年同志负责组织和安排。陈云同志到上海后，经过短时间的调查，与各大区同志交换意见，初步摸清了上海和各大区财政收支、物资积存、货币发行和流通等情况以及物价上涨趋势。他认为，解决全国的困难，必须从上海突破，于是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得到各大区财经负责人的赞同。会议决定，集中优势力量，先解决上海问题。而上海主要是粮食、棉花、煤炭短缺，即“两白一黑”的问题。为此，需要从老解放区调出一批粮食、棉花、纱布和煤炭，紧急调运上海。当时，中央如何统一调度全国的主要物资，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大问题。陈云同志以全局观点，对各地负责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他针对有些人提出，粮食、棉花运走后物价会涨，有害国计民生的观点，指出：凡禁止粮食、棉花自由流通的地方，粮食、棉花就卖不到高的价钱，而城市因粮食、棉花贵了，工业产品成本提高，引起工业品价格上涨，这对农民、对城市都有害无利，而由于城市工业生产不能维持，对将来国家建设也是不利的。陈云同志把道理说清楚了，各地调拨粮食和棉花、纱布的数目，保证如数、准时运到上海。
陈云同志对解决上海问题，经过细致测算，作了全面安排。他测算了货币投放数量和物价上涨的指数，需要调进多少物资？物价会上涨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可能稳住？然后，他决定先从打击投机，平定物价，抑制恶性通货膨胀入手。上海解放初期，一批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商乘着经济混乱，兴风作浪，操纵重要物资，扰乱市场，掀起了三次物价暴涨的风波。第一次是“银元风波”，第二次是“纱布涨价风”，第三次是“粮食抢购风”。在中央指示下，陈云同志直接指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先平息了银元风波。接下来，从外省调进了相当数量的粮食、棉花、纱布，与投机商低价竞销，同时运用收税、收公债、不放贷款、追交欠款等经济手段，刹住了纱布涨价风和粮食抢购风，迫使囤积居奇的投机商全部吐出物资，从而将这批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商制服了。取得这几场商战的胜利，就在经济上完全占领了上海市场。如此迅速、果断地平定了上海飞涨的物价，制止了国民党多年来的恶性通货膨胀，使中外舆论为之震惊，称为“奇迹”，更被毛泽东同志赞誉为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上海物价的平定，影响到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的物价亦随之降落。到1950年底，全国物价一直比较稳定。上海等大中城市居民，亲眼见到人民政府治理经济的出色成就，都欢呼庆幸，认为共产党的天下定了，这对全国保持社会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在上海财经工作会议期间，还解决了两个重大政策问题：一个是关于上海工厂搬家问题，另一个是关于接收旧政权人员问题。由于敌机轰炸，出海港口又被美帝国主义的军舰封锁，使进出口中断，生产困难。因此，上海和内地同志多提出工厂内迁的意见。陈云同志经过缜密考虑，明确认定工厂不能搬！他认为：内地要做到完全具有搬厂条件并非易事。如果搬了，一年半载很难开工生产，而且将造成上海工人失业，两方面损失都很大。因此，会议决定上海工厂不内迁，要加快恢复生产，向内地推销商品，使工人就业，稳定职工生活。同时，大区有一些同志认为，在旧政权下工作过的人员，政治上不可靠，如果用他们，财政上负担太重。陈云同志则认为：如果裁了这部分人，让他们失业，没有饭吃问题会更大。养着这部分人，从财政上说是个损失，但从另一方面看，政治影响好。劣迹昭彰为群众痛恨的人，当然不能用，但只是极少数。待解放区的人看到，旧政权人员生活有保证，就不怕了，反抗的人就少了，这样，战争可以更快结束，全国财政负担可以大为减轻。他说：“要注意到广大旧人员的心情，使他们感到天下定了，人民政府定了”，愿意为新政府工作。以上这两项决定的实施，对上海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起了很大作用。
上海的生产恢复和经济稳定，有力地发挥了上海支援全国的作用。首先是物价稳定，物资供应有保证，居民对人民币信用大为提高。人民币很快占领了上海大城市，并向新解放区城市流通，人民币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通用货币。随之，中央可以根据新区的扩大和急剧增加的军需民用以及恢复生产的需要，增加货币的发行量。也在这次会议期间，为了减缓人民币过量发行引起通货膨胀，经中央批准，征得上海工商界同意，决定发行国家公债。由于工商界头面人物带头认购，从而顺利完成了公债发行任务，保持了人民币的稳定。
其二，上海工商业的顺利恢复和发展，五金交电商品的增产和各种驰名全国的名牌日用工业品的大量生产，以及向全国各地的推销，帮助了内地和新区的建设，解决了城乡居民的需求。由于上海商品畅销，经营有利，国家财政税收也随之大幅度增加。当时计算，上海一个市的工商税收相当于5个天津市的税收。
其三，上海是全中国经济中心，也是人才荟萃的地区，特别是现代科技人才及先进工商业的管理人才，是国家一笔宝贵财富。经过人民政府的工作和民主进步人士的联系，其中很多人认清了形势，愿为新中国服务；有的经过短期教育、培训，改造成为新中国工商业发展的科技骨干和经营管理人才，这使上海成为大量向内地输送建设人才的基地。
陈云同志到上海主持召开财经工作会议，同时带了中央两项重大任务。前面所说的是稳定物价、稳定市场的任务；另一项任务是为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做好准备，制定方案。由于长期的战争，各解放区处于被分割状态，各地财政和经济工作存在管理不统一、收支脱节等严重的分散现象，如不采取坚决有效措施，势必会不断地增加货币发行，造成物价猛涨，影响人民的经济生活和国家政治局面的安定。显然，这是一个关系到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能不能巩固和发展的重大问题。陈云同志认为，财经必须统一，而统一要从金融、财政、物资三个方面同时进行，由中央统一调控，各地互相配合，统一行动。
关于统一金融，主要是规定人民币为全国通用货币，其他货币（东北暂时除外）禁止流通，限期兑换；货币发行权在中央，发行数目、发行时机由中央掌握；建立全国统一的金库，全国各项收入，统交金库，未得中央命令，不许动支。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掌握货币发行数量。陈云同志认为，货币发行一定要保证金融、物价的稳定，他反对搞通货膨胀。他说：“通货膨胀，什么人都要吃亏。”那时，有人提出，可以搞温和的或轻度的通货膨胀，他指出，轻度和高度难分界限，通货膨胀发生以后，就很难控制了。货币发行要考虑物资供应量及物价涨落的关系，要力求发行适度，信贷平衡。
关于统一财政，主要是规定全国财政统收统支，各种收入上交国库，各种支出由中央审批；各大区编制年度预算、决算，也由中央审批。陈云同志说：“实行统一，所遇的困难小，为害亦小，而不统一带来的全国性金融物价风潮困难大，为害亦大。”预算要力求收支平衡，地方可打足机动费，但不要搞赤字财政。他说：搞赤字财政，会愈搞愈大，不易收拾。他主张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
关于统一物资，主要是规定全国重要物资统一收购，统一调拨和储存；同时建立粮食储备制度，初步要求中央储存半年用粮，积谷防荒；大力提倡发展农村土特产，鼓励城乡交流。陈云同志多次与地方同志和有关部门计算重要物资供给和需求的大账，想方设法力求实现物资供需平衡。
要做到“三统一”于中央，中财委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力争信贷、收支、供求平衡，并进行三者的综合平衡，总的要求是全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这是陈云同志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大平衡保证了全国的三大统一，为新中国建立统一自主的经济和为尔后经济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到1950年3月，中央正式作出“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从而使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得以顺利进行。
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当然不是一次可以解决的。1950年春夏之交，上海及一些大城市出现了商品滞销，一部分私营工厂停产，商店关门，失业人员不断增加，上海市电请中央尽快帮助解决。陈云同志和中财委又集中力量抓了调整工商业和扩大城乡物资交流的工作，协助私营工商业度过了暂时的困难，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目标。陈云同志在1951年初总结建国后第一年的工作时写道：“去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只有两个重点，一是统一，二是调整。”一统一调，“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50年来，新中国经济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与领导经济工作的艰辛，不能不令人缅怀陈云同志及老一代革命家在上海财经工作会议期间所显示的重大作用，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在今日的辉煌成就中有其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附图片）
1957年6月，陈云同上海永安纺织厂总经理郭棣活（左）、上海安达纺织厂总经理刘靖基（中）交谈。
照片选自《陈云》相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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