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
1999-10-30 00:00 |
伟业千古风范长存——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伟业千古风范长存
——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当我们迈着雄健的步履，以辉煌的成就和高昂的姿态即将告别20世纪的岁月，准备跨进21世纪门槛的时候，回首往昔的沧桑巨变，一个伟大而崇高的形象会在我们心灵的殿堂里浮现出来。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在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在他出生前父亲去世，出生后不久母亲病逝，襁褓中的李大钊即遭遇不幸，孤苦伶仃，与祖父母相依为命。当时，在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下，国家遭受着更大的不幸和劫难：甲午战败，戊戌喋血，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美国军队的炮弹炸开了天安门……年幼的李大钊在国难家祸中成长。1905年，他考入永平府中学，1907年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在读书期间，他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国家的危亡局势和黑暗的社会状况，深为忧虑和痛苦，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振兴的出路。
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帝制，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进入人心。但是，革命果实很快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十分关心国家命运的李大钊，这时已敏锐地感受到新的共和制度存在着“隐忧”。1913年，他以愤怒而沉痛的心情尖锐地指出：“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这年冬天，他得到朋友的支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读书。在留日期间，他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秘密发起组织“神州学会”，反对袁世凯祸国殃民、企图恢复帝制的倒行逆施。1915年，当得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李大钊立刻奋起反对，先后编印了“国耻纪念录”，撰写了《国民之薪胆》一文，同时还散发了“敬告全国父老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狼子野心，号召国民起来奋起自救。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曾被聘担任北京《晨报》编辑，但他很快就投入到当时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之中。在这场运动的前期，李大钊积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真理，反对封建迷信和盲目服从，宣传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人生观，反对消极保守的人生观。他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斗争。他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了猛烈斗争。他积极奋进的态度，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一代的朝气和进取精神。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备受鼓舞。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以极敏锐的眼光，比同时代的人更早更深刻地看到了这场革命与18世纪法国革命的本质区别，看到了它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将产生的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希望。他指出，十月革命的时代精神和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于法国革命，它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始。十月革命所引起的世界革命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他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他自己的觉悟得到了迅速提高，很快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李大钊积极投入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上街散发传单，并积极奔走联络社会各界营救被捕入狱的陈独秀，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李大钊在这个时期的一个最大贡献，在于他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并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系统地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批驳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因此，他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是20世纪初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在李大钊的影响、引导和直接培育下，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李大钊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培养了一代革命家。
应当指出的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不是纯学理式的，不是把它当作书斋里的学问，而是看作改造中国社会现实的锐利武器；不是把它看作呆板的教条，而是看作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南，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实际运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应当研究它“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他指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时就组织过“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辩论，并由他担任裁判员。他认为，社会主义“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当人们“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即在运用中得到发展。由于具有这一特点，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十分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去观察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社会问题，并注重在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因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一旦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根、开花，就会结出硕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李大钊从1920年初开始，就与陈独秀商议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与此同时，从1919年秋到1920年4月，李大钊多次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代表进行接触，对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进行了探讨。1920年4月，他把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行介绍给在上海的陈独秀，此后他又多次与陈独秀通信，商议建党的具体问题。当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他和其他一些同志组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为党的诞生做出了重大贡献，人们把他与陈独秀对建党的贡献形象地称为“南陈北李”。
党的“一大”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负责指导北方地区的工作。他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成立后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他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书记，积极领导建立北方的工人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参与领导著名的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1924年底，他担任党的北方区委执行委员会书记。在他的领导下，北方党组织派出很多同志在京、冀、晋、鲁、豫、陕、内蒙古和东北等广大地区创建党组织，在北方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由李大钊领导建立的北方地区党组织，对北方地区大革命高潮的掀起，以及后来土地革命运动与抗日运动的兴起，起了重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
1922年8月，党中央在杭州召开了西湖会议，开始确定国共合作的策略。李大钊出席了会议，并在会后受党中央的委托，赴上海与孙中山协商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的问题。1924年1月，他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之一，担任了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并在会上对国民党右派的“排共”活动进行了斗争，被大会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对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实现所做出的贡献，受到孙中山的高度称赞。此后，他在1925年孙中山北上和逝世的时候，以及随后的五卅运动中，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进行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对国民党的右派的分裂活动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李大钊十分重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若不解放，就是全体国民不解放。他早在1919年写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就号召青年到农村去，了解农民的疾苦和要求。在大革命时期，他先后撰写了《土地与农民》、《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文章，对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进行了较深入的论述，并领导北方党组织为发动农民群众参加革命运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领导北方党组织成立了北方各省的农民协会，开展了农民运动，与轰轰烈烈的南方农民革命运动相呼应和配合，成为大革命时期党领导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
李大钊是我党最早注重做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他亲自出面做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国民军将领的工作，在国民军中扩大革命影响，积极发展共产党组织，推动冯玉祥和国民军参加国民革命。他还先后派共产党人刘伯坚、魏野畴等一批人到国民军中工作，并对如何开展国民军的工作做出了明确指示。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党在国民军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对争取和壮大国民军成为一支国民革命的劲旅、策应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打败吴佩孚和张作霖等军阀势力，起了很大作用。他还选派一批青年进黄埔军校学习，为党培养了一批重要的军事干部。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举行了反对日本等八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当游行群众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时，遭到血腥镇压。李大钊参加和领导了这次斗争。“三一八”惨案后，他面对严酷的白色恐怖，不顾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通缉，继续领导北方党的工作。虽然一些同志和朋友担心他的安全而劝他离开北京，但是他认为党的工作比个人的安全更为重要，仍然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坚持领导北方地区的革命工作。
北伐战争开始后，李大钊向党中央作了《守常政治报告》，并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了《关于晋阎之报告》。这些报告分析了北方地区的政治形势，并提出了如何利用奉系军阀内部矛盾来分化敌人、扩大北伐军力量的军事战略，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同时，他积极发展北方地区的国民党左派力量，并代表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致信武汉国民党中央，坚决反对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决反击下，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控制国民党中央的阴谋遭到破产。
李大钊不但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和战士，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教授，是20世纪初我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位杰出人物。从1909年到1927年短暂的十几年时间里，他留下了577篇（部）著作、文稿和译著，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伦理学、美学、新闻学和图书管理学等许多领域，对20世纪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李大钊生前曾亲笔书写过一副对联给友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正是他一生真实而生动的写照。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崇高气节和操守，以及为人忠厚、谦和、质朴的品格，得到当时社会各界人士的公认和称道，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和楷模。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反动军警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尽各种严刑拷问，始终坚贞不屈，保守着党的秘密。他的妻女同时被捕，但他“在狱中二十余日，绝口不提家事”。同年4月28日，反动军阀张作霖不顾革命群众和社会舆论的谴责，悍然绞杀了李大钊和同时被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临刑前，李大钊视死如归，从容不迫地走上敌人的绞刑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对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无限忠诚和坚定信念，也表现了对敌人的极端痛恨和藐视。李大钊牺牲时，年仅38岁。
伟大的革命者虽然被绞死了，但他开创的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却永不磨灭。历史的发展，正如李大钊临刑前所慷慨指出的那样：“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72年过去了，李大钊的预言早已变为了现实。李大钊和其他千千万万个革命烈士为之奋斗牺牲的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事业，获得了伟大的胜利；由李大钊等同志开创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取得了辉煌而巨大的成就。
今天，当历史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更加怀念李大钊同志，更加敬仰他的理想、追求和事业，更加崇尚他的革命精神、革命气概和高尚品格。我们今天纪念李大钊，就是要学习他那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精神，为了实现祖国的统一、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强大而努力奋斗；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始终不渝的坚定信念，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学习他那“与时俱进”、紧跟历史发展潮流、不断探索和进取的自强不息精神，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世界观，不断探索解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学习他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大公无私、谦逊虚怀、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处己以约、待人以诚等优秀品质，把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总之，我们站在世纪之交纪念李大钊同志，就是要继承以他为代表的革命先辈所开创的伟业，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新的腾飞。（附图片）
建党前夕的李大钊同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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