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呼唤现代慈善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发展慈善事业为国为民分忧

　　时代呼唤现代慈善
　　爱心缘何变痛心
　　今年上半年，新闻单位连续报道了两则社会捐款管理问题的事件。一则来自去年遭受特大水灾的江西。5月18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一审判决新建县望城镇民政所原所长徐兵荣无期徒刑。去年9月，徐伙同他人截留、贪污社会捐赠的价值20多万元的救灾物资。另一则消息来自延安：社会捐建的部分小学竟成了“豆腐渣”工程，共青团宝塔区委原书记杨海滨因贪污希望工程款被开除党籍，司法机关已对其立案审查。
　　慈善捐助运作中的腐败、管理混乱等问题，使人们的爱心被伤害、真情被亵渎，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人们对社会公益事业的信任度。
　　现实表明，我国现有的慈善方式还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表现在：
　　募捐活动发起者和善款管理者的非专门职业机构问题造成运作失范。近年来慈善活动的发起组织者，少数是专门的慈善机构，更多的是媒体、学校、机关、群众团体甚至个人。这些单位或个人的募捐行为往往缺乏科学统一的运行机制和规章制度，缺乏连续、完整的工作环节和具体的操办经验，很不规范。
　　募捐活动缺乏严格、严密、有效的监督。往往是有人遇到特殊困难，媒体或单位发出呼吁，好心人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但到底收到多少善款善物，如何使用，结余款项如何处理等，基本上处于自发、自流状态。多数活动没有财会人员参与，审计部门很难了解，更谈不上监督。
　　受助者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衡。由于募捐活动的分散性、小型化、自发性，难以在一定范围综合、平衡和调控，往往出现少数受到媒体关注的特困者容易得到较多资助甚至超出实际所需，而众多特困者甚至比“受助明星”更需要资助的却不为人所知。慈善事业走向现代化，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唤。
　　杨晓霞救治金的启示
　　1995年2月，13岁的山东农家女杨晓霞，因患罕见的肢体溃烂症四处求医，最后被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收留。其困难境况经媒体报道后，一个多月内就收到海内外捐款87万余元。这笔巨款采取“社会捐款、社会管理、社会监督”的方式，得到严格管理和合理使用。在救治金管委会核销杨晓霞各项治疗费用、装修假肢和相关费用，还清其在山东治病期间所欠债务，并对她今后的学习、生活、医疗等事项作出相应安排后，杨晓霞将剩余的45万元捐款转赠给宋庆龄基金会，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救助更多疑难病患者。整个捐助活动达到捐助者满意、受助人满意、媒体和社会各方满意的良好结局。其经验在于：
　　第一，将善款管理置于法制轨道之上。当时社会上对这笔捐款如何管理，有着不同看法，最后，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厅、总政司法局和北京市公证处的帮助下，按照“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从协议”的准则，采取“协议、公证”的方法，即由杨晓霞的法定监护人、其家乡政府代表和受委托代收捐款的北京军区总医院三方，就善款善管善用的主要原则达成共识，签订了《“杨晓霞救治金”管理使用协议书》，并作了公证。
　　第二，变“个人管”为“组织管”，充分体现各方的利益和意志。对于给杨晓霞的87万元的巨额捐款能否善管善用，社会各界非常关注。在综合比较“个人管”、“医院管”、“家乡政府管”等多种方案后，最终确定采取“社会管”的方式：由杨晓霞的监护人、其家乡政府、捐助者、新闻单位和北京军区总医院五方的代表，组成“杨晓霞救治金管理委员会”，对捐款的范围界定，如何接收和保管，如何开支，用于什么项目，数额多少，如何审批和核销，如何审计和监督等问题，经委员会集体研究，2／3以上委员同意，制定了严格周密的“救治金管理办法”。
　　第三，操作透明公开，实行严格、有效的社会监督。一是财务监督。接受杨晓霞父母的委托后，北京军区总医院指定两名干部负责清点捐款，每一笔都详细登记，每一份汇款都给予复信，在财务科专门设立户头，指定专门的财务人员每日核收入账。账目对社会公开，任何人都可查询。二是法律监督。有关三方签订协议并经过公证，任何一方违约，都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委员会聘请了两名法律顾问，及时为捐款的管理使用提供法律咨询。三是舆论监督。救治金管委会有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北京电视台、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和山东电视台6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参加，随时向社会报道捐款的管理使用情况。四是审计监督。委员会聘有审计师，对账目管理提供指导。剩余捐款转赠前，由北京长城审计事务所对救治金各项收支账目进行审计，结果表明，全部收支项目用途正当、合理，手续严格、完备。
　　杨晓霞救治金的管理作为一个特例，其模式、方法也许不能普遍运用，但它对于转型时期的慈善活动和公益捐款事业，无疑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北京军区总医院庄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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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华慈善总会和本报群工部主办的“发展慈善事业为国为民分忧”征文自6月下旬开办以来，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与支持，大家各抒己见，从理论与实践方面，为发展我国慈善事业献计献策，不少文章已见诸报端。目前征文仍在进行，望广大读者继续赐稿。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