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庶 |
2000-11-30 00:00 |
中国近代思潮回眸——访程歗教授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访谈
中国近代思潮回眸
——访程歗教授
□本报记者 卫庶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指出，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样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近代百年思潮的历程，表现的正是中华民族经历了前两次历史性巨变而通向第三次巨变的认识史。这个时代距离今天不远，当年人们所思考的一些课题，有的已经解决，有的仍是需要人们进一步思索并为之继续奋斗的。因此，讨论近代思潮，自然会进一步引发我们探根溯源的兴趣，总结经验的自觉，特别是能够加深我们对于中国国情和邓小平理论的来源及背景的理解。为此，记者专访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一书的主编之一程歗教授。
程歗教授说，我们所探讨的中国近代思潮，是指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那些特定的阶级、阶层、集团的社会心理、人文观点及其意识形态的总和。
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规定了中国走出中世纪的思想进程同当年西方用人权反对神权的启蒙运动之间具有很大的不同。中国近代思想史对启蒙的要求是在多种问题交织的场景中展开的。中华民族既要勇敢反对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又要明智地吸收来自西方的先进文明；既要捍卫民族独立和自尊，又要克服文明古国沉积下来的负面的心理障碍，剔除民族文化传统中不适应于历史发展的落后成分；既要努力赶上国际社会，又基于本国国情而不需要再重复西方的资本积累的老路。从晚期中华帝国尤其是明清数百年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若干新趋势，到本世纪初期新旧军阀统治下层出不穷的社会危机，都深刻地制约着近代思潮的历路。因此，在探索近代思潮的起源上，我们既要充分把握中国外部条件的变化，更要认真考察中国社会内部的变迁和文化积累。程歗教授认为，可以将近代思潮的主题归结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的现代化。
中国近代思潮的演进，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程歗教授指出，民族抗争、政治变革和思想启蒙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相辅相成地扭结为一体。鸦片战争之后，自乾嘉以来在士林中逐渐形成的经世思潮，受到列强入侵、国门破碎的刺激，发展为形形色色的应对危机、要求改革治世“大法”的论说。士大夫阶层不再把关心政治看作在位谋政的官僚专利，而视为自身应有的职责。但这些议题仍集中表现为一种重建传统帝国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努力。甲午战争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引发了理论危机。无论是经世不变的纲常名教还是半旧半新的道器之辩，都已不能容纳民族救亡和社会变革的内在要求。危机意识促进了思想界一方面继续努力发掘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可以和时代要求相衔接的因素，另一方面更急迫地向外部世界吸纳思想营养。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虽由此揭开，其诸种救国方案却又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盟夹击下几败俱伤。
程歗教授认为，从辛亥革命及其余波的失败、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到本世纪30年代中叶，是中国思想界调整思考方向和发生更深刻的分化组合的年代。20世纪初，科学社会主义在各种思想流派的争论中异军突起，是比民权观和社会进化论更具有历史意义的划时代的理论跃进。越来越多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努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重新认识历史，反思文化，考虑中国的命运。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的深入调查和几乎是同一年代的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以及东西方文化的论争，使中国国情这个根本问题进一步明晰化。这些认识成果，构成了毛泽东所创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重要来源。
此后到新中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开花结果的灿烂阶段。在经济相当落后的中国西北角，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国最先进的思想文化。这一思想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成为人心所向的思潮。只有到这时，自戊戌、辛亥以来虽历经挫折但仍程度不同地吸引着某些思想者的资产阶级思潮，才最终走向破灭。
最后，程歗教授用“忧患、抗争和探索”来概括这漫漫的百年心路。他说，这个长过程，凝结了几代仁人志士将本土优秀传统和外来先进文化融合会通，将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互相结合的创造精神。他说，我们现在又处于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在20世纪的上半叶，我们有幸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获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20世纪下半叶，我们又有幸看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又一次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取得了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鉴往而知今，在新的世纪，我们坚信将看到再一次结合所取得的更加辉煌的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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