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代转型中的文学潮涌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站在二十世纪的终点回望一个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一种凛然的历史感会油然而生。不管人们对这一段文学历史的评价存有多少分歧，有一点却毋庸置疑，那就是它与中国历史巨变紧密纠结，为历史也为自身的现代转型所作出的艰难而卓有成效的努力。
　　历史现代转型中的文学潮涌
　　孔范今
　　在这个世纪里，文学已不再仅仅是历史河床中的波澜，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它还直接成了用来开凿历史河床的工具。前所未有的沉重与激情，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张力，使文学之潮波涌浪叠，回环奔突，形成了一道道迥异于前的文学景观。它既留给我们财富，也留给我们思考。
　　二十世纪无疑是个“革命”的世纪，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无疑是以其“革命性”为特色。纵览百年，从梁启超高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到陈独秀、胡适等人声势更为凌厉的“文学革命”鼓吹，到八十年代中前期再次标举五四文学精神的人道主义文学潮涌，这三次文学界革命的大澜，既凸现了文学发展的基本动势，也提供了文学时空拓展的基本动能。“革命性”显然包括着否定和探索两种内涵，即便是那些在文学革命退潮与分流发展时期出现的各种文学现象，相对于古典文学来说，在生存状态上也无一不是革故鼎新的结果。
　　文学观不同于文化观，但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二者在价值观念和心理结构取向上则是密不可分的。作为历史转型重要构成因素的文化变革，势在必然地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革命性变化的直接前提。早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戊戌变法的失败为梁氏的三界“革命”提供了契机。梁启超在日本期间如饥似渴地读习西方文化，“脑质”为之变易，有幸走出了康有为式今文经学的笼罩，率先觉悟到苟欲救亡，必须拔本塞源，“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并据此发出了“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的召唤。为通达“新民”的目的，他首选的方式和工具便是文学，尤其是小说。基于对小说魅力之所在即读者借此可以超越个体生命体验有限性的本体论阐释，及对小说功能的无限夸大，梁启超在把小说推向各种文体的中心位置的同时，也把文学的变革推进了历史变革的中心，从而启动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艰难历程。加之现代造纸、印刷工业和传媒形式的初步形成，于二十世纪初的十余年出现了小说译作和创作的热潮。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等一批“谴责小说”便于此时适时而出。
　　当然，最足以引为二十世纪骄傲的还是发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以对中国文化元典精神的彻底否定强化了中西文化的价值对立，并以“重新估定一切”的决绝的批判精神向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发起了猛烈攻击。
　　“文学革命”是这场文化批判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梁氏的三界“革命”相比，这次“文学革命”虽然没有直接把文学尤其是小说抬到那么高的位置，但从语言革命到思想革命却对文学进行了全面的重新建构，其影响之深远自不待言。以“人的文学”为标志的一代五四新文学，以新的形与质显现了文学与历史要求的深度结合，以实践的方式矫正着文化批判中的认识偏执，在艺术的领域中努力实现着对中外艺术精神与艺术经验的综合性创造。其间，不但有鲁迅这一思想、文化和文学巨人的崛起，而且也有叶绍钧、冰心、朱自清和郭沫若、郁达夫等灿若星辰的一批文学大家脱颖而出。鲁迅的小说、杂文以其内容的深刻和艺术的精湛，堪称世纪的绝唱、不朽的经典；其他作家、诗人也无不以其创作的新异而引人瞩目，并由此而开始了光耀世纪文坛的文学生涯。而且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白话诗、白话“美文”和独创的话剧剧本开始出现，真正开启了所有文体的现代转型与创造。在八十年代中前期的文学潮涌中，并没有文学革命口号的提出，但其对五四文化价值观念的重新确认和赓续五四文学传统的渴望，又分明地表示着在历史新时期文学界所作的努力。
　　然而，文化的更新发展只是中国历史现代转型中的一个环节，它虽然重要，但不可能取代历史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所必须进行的变革。
　　因此，当历史转换了它的基本选择时，就必然要导致文学主导话语的置换。其中最典型亦即在长时间内决定了二十世纪文学史架构的，则莫过于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了。这固然不可避免地会对文学独立品格的实现带来影响，但它却也有效地保证了文学对新生历史内容和历史主导精神的关注，且使文学在审美表现方面获得了富有阳刚之气的新型创造。左翼文学巨匠茅盾以其对转型期基本历史结构的触摸而使其作品率先触及现代史诗的创造问题，丁玲、萧红、吴组缃、艾芜等则又以其个性化的风格为左翼文学的丰富性增添了色彩。延安时期，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作家、诗人，在将政治历史内涵与民族和民间的艺术形式乃至艺术趣味的结合与创造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将革命文学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建国前那种由政治区域隔离和文学价值观念的差异所造成的作家队伍与文学发展的分立状态，此时已归于一统；而国家、政治和个人追求的统一，也成了文学艺术工作者新的精神综合和力求遵循的准则，作为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倾力为其服务的文学，这时开始以历史主人公的叙事态度，由过去专注于对旧社会政治的批判转向对革命历史传统的开掘与对新的历史行为的跟踪了。在当代中国的十七年中，表现革命历史传统和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成了文学的两大母题。也正是在这种表现中，革命文学在延安文学的基础上，将革命现实主义这种前所未有的新型文学发展到一种完备的形态。现实与理想的结合，历史走向与精神追求的一致，都在阶级对抗、新旧对立的基本模式中得到了热烈的实现。
　　作家们首先看重的是对在历史中所闪耀出的精神光芒的颂扬，同时又在现实中展开对于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学表现。贺敬之、郭小川、梁斌、柳青、欧阳山、杨沫等人都曾经创作了不止激动过一代人的长篇巨构，可以视为之这类创作的代表。当然在那个年代，政治规约与艺术创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不仅以现实功利目的取代艺术的倾向经常出现，而且有时甚至发展到以政治运动和斗争的形式解决艺术分歧问题，教训不可谓不深。
　　改革开放以来，文学迎来了复苏的新时期。复出的老作家焕发了青春，中年作家厚积薄发，显示了深厚功力，新生的年青作家在更宽广的题材领域进行着新开掘。新的作品在新的现实面前不断涌现，新的艺术手法在创造性的实践中不断发展。新时期文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我们留下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生动记录。
　　文学价值观念和艺术追求的持续的多样选择与变异，始终是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迄未有改的文坛盛景。
　　崭新的开放性的文学视野与借鉴，痛定思痛后对人生与历史的重新理解与发现，使文学有效地解构了先前那些对各种创作姿态、创作方法的“意义”指涉和界限厘定，得以在更宽松、更自主但也更急迫的氛围中进行各种实验和探索。各种超越既有阅读经验的崭新的文学生存状态，一方面在挑战中改变着受众对文学的理解，一方面也在既多样分生又融通发展中竞新求异。传统启蒙的或政治的现实主义，此时已为生存现实主义所取代，意义的模糊性或多元化，生命体验的个人性与日常性，成了区别于传统写实的“新写实主义”的基本特征。而文学对历史与人生的新理解，即在文学视野中对历史中人性与生命内容的新发现，和对传统“意义”之外偶然性因素的感性把握，则出现了所谓“新历史主义”的写作对“新写实主义”的超越。而同时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文学在此时也并没有放弃关心民瘼和鞭挞丑恶的社会良知与责任，1996年以“三驾马车”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的冲击和近两年新现实主义创作的崛起，就是很好的证明。当然，在文学走向自主和多样时，种种不同见解也随之发生，比如近几年间围绕“边缘化”、“个人化”所发的某些议论和据此所进行的一些创作，就很需要认真地进行一番辨析研究，而这，则是留给二十一世纪的话题了。
　　但新时期的文学却无疑是幸运的，在这一历史的也是文学的新时期，众多作家的才华得以充分展现，他们在对文学之于历史、人生的理解上已多有突破，相信他们中的一些作品会长期流传。
　　新世纪朝暾崭露，历史的新行程已经起步。有了二十世纪长达百年的历史基础，我相信，只要我们对它进行认真的总结与反思，二十一世纪也必将成为文学发展的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