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默涵 |
1955-04-30 00:00 |
雪苇——胡风的追随者
第3版()
专栏：
雪苇——胡风的追随者
林默涵
近几个月来，学术界和文艺界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了全面的批判，揭露了胡风思想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实质。可以看出，这种思想的产生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文艺领域的反映，因此，在文艺界有一些附和胡风思想或者跟胡风思想相同的人，这决不是奇怪的事情。所以，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是十分必要的工作。
雪苇就是长期地忠实追随胡风的人们中间的一个，他的文艺思想基本上是和胡风一致的。
雪苇在最近几年出版了四本书。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过去集”和“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过去集”是一九四八年在大连出版的，后来又改名“两间集”、“论文一集”，一再重版，可见作者对它的重视。其中的部分文章虽然是在一九三六年写的，但作者在书前“小引”中特别声明，他的见解并没有什么改变，那些理论“仍未过时”，并且认为“给现在的青年朋友们看了”，还是有“益处”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则是一九四八年写的。
在这些“仍未过时”的有“益处”的著作里，人们可以看到，雪苇是用了许多美丽的字眼来赞美胡风的文艺思想的。他颂扬胡风的论文集“文艺笔谈”是“辉煌的理论”，是“新的理论的开篇”，而且还具有“原则意义上的伟大”（重点原有）。他说：为鲁迅所开创、由瞿秋白和冯雪峰建设起来的现实主义理论传统，“仅仅”在胡风的“文艺笔谈”里“得到一脉相承”。和这种赞美并行，雪苇和胡风一样，也是用了十分恶毒的字眼来咒骂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世界观。
雪苇反对科学的世界观，是在一九三六年就开始的，后来一直坚持这种意见。我们知道，一九三六年前后，在上海的左翼文艺界发生了论争，在这次论争中，一方面表现了团结广大作家艺术家投身入当时抗日民族自卫斗争的神圣要求，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左翼文艺界长期没有得到正确克服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产生这些错误的主要原因，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是由于当时的文艺界没有解决为工农兵服务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革命的文艺家没有真正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他们之间还缺乏共同的明确的奋斗目标。所以，许多争论、分歧是发生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可是，雪苇和胡风等人却在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的幌子下，乘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诬蔑。按照他们的荒谬说法，文艺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的根源，不是由于文艺工作者缺乏正确的立场观点，相反的，是因为有人向作家们提倡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掌握科学的世界观。他们认为，对文艺唯一需要的，是他们的所谓“真实”和“自由”。很明显，这是一种仇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正是和梁实秋的“人性论”，胡秋原、苏汶的“文艺自由论”
“一脉相承”，正是那些反动的资产阶级理论的一个变种。因为他们披上马克思主义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所以，比他们的前辈更不容易被人识破，更有迷惑人的力量。就这样，他们多年来顽强地宣传他们反对先进世界观的荒谬理论，目的就是要解除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以便让他们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来占领这一个重要的思想阵地。
很明显，我们和胡风、雪苇之间的分歧的实质，是在于究竟要什么样的文学？是要无产阶级的文学呢？还是要资产阶级的文学？他们所以竭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世界观，其目的就是要用资产阶级文学来偷换无产阶级的文学。因为这两种文学的区别，正是首先表现在它们是以不同的思想立场和不同的世界观为基础的。
雪苇是用什么方法来反对提倡作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反对提倡作家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呢？
首先，雪苇把作家“写真实”和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对立起来。他说：“我以为：‘中国目前’这‘现实’，是尤其需要向一切的作家要求，要求他们去‘写出真实来’的。中国的批评家向中国作家的要求，不是‘应当把世界观放在第一位’，而是应当把‘写出真实来’放在第一位的。”（“过去集”七三页）
要求作家写出真实来，这是没有错的。错误的是雪苇把要求作家写真实跟要求作家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对立起来。难道写真实和科学的世界观是不能相容的东西吗？为什么写真实就必须排斥科学的世界观呢？难道作家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反而不能写真实，而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倒是更能写出真实来吗？
作家的任务是写真实，这是没有争论的。但是，真实不会自动跑到作家的笔尖下面来，那是要依靠作家去观察和研究现实生活才能获得的，在这里，作家的立场和世界观就不能不发生作用。对于任何社会事件，不同立场的作家就会有不同的看法。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罢工，在工人阶级作家看来是正义的行为，在资产阶级作家看来是侵害资本家的财产和利润的非法行为。在许多自然主义作家看来，工人生活的真实不外是酗酒和争吵，至于工人的觉悟和斗争，他们是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的。在胡风和他的伙伴们看来，中国劳动人民的
“真实”，无非是“精神奴役的创伤”，至多是自发的“疯狂性”，至于劳动人民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他们是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的。可见，真实并不是像海滩上的随便可以捡到的贝壳。作家能否真正认识和反映客观的真实，跟他们的立场、世界观是密切相关的。
把写真实和科学的世界观对立起来，正是现代反动资产阶级论客们用来攻击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方法之一。他们是竭力诋毁和诽谤科学的世界观的。他们诬蔑无产阶级文学，说无产阶级文学是不真实的，因为无产阶级作家总是自觉地表现他的倾向性的，而在他们看来，既然要表现一定社会阶级的倾向性，那就没有作家个人的真实性和自由了。雪苇的论调，正是如此。他说：“要写得出真实的作品，首先就要作家做个‘真实’的自己的人。”这就是说，作家写不出真实的作品，是因为他不是
“‘真实’的自己的人”，换句话说，就因为他是特定的先进阶级的思想和信念的表现者。雪苇既然那么仇视、憎恨先进阶级的世界观，他就自然和资产阶级论客站在一道了。
和资产阶级论客的诽谤相反，无产阶级文学是最真实的文学。这不但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和生活真实、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没有矛盾而相吻合的，还因为无产阶级的作家具有最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即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强大的武器。这正是无产阶级作家优越于其他作家的地方。正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给了作家以崇高的思想和饱满的热情，帮助他们在斗争中深刻地认识现实、洞察生活现象的本质，并且给他们以艺术概括的本领，帮助他们创造出典型的艺术形象，用以教育人民、武装人民。在我们的文学中，真实性和思想性是密切结合而不可分割的。
把写真实和科学的世界观对立起来，这是雪苇用来引导作家离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第一个方法。
其次，雪苇把作家的创作实践和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对立起来。他说：“空洞的高喊‘正确的世界观’并不‘是照耀他们前进的明灯’，要‘从现实的实践出发’去写作才是他们前进的大道，使他们真正得到这‘明灯’底帮助的‘前提’！”（“过去集”七三页）
也许，雪苇反对的是“空洞的叫喊”，而不是“正确的世界观”吧？那末，雪苇为什么不来切切实实地提倡“正确的世界观”，却用“写作”来和
“正确的世界观”对立起来呢？很明显，这是因为在雪苇看来，作家只要埋头写作就行。至于“正确的世界观”，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不应该向作家提倡的，如果谁提倡了，那就是“空洞的叫喊”。
作家应当写作，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写作和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并不是矛盾的事情。对于一个革命的作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生活、进行创作，是同时并进，不可分割的。他们就在这不断地学习、观察和劳作的过程中，逐渐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提高自己的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能力。先学好马克思主义呢？还是先进行创作呢？提出这样的问题，等于问一个人走路应该先举左脚还是先举右脚一样荒谬。但是，作家固然不应该为了掌握正确的世界观而抛弃创作，而掌握正确的世界观与否，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却显然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俄罗斯伟大作家萨尔蒂可夫—谢德林说：“我们认为世界观的不明确，是非常重要的缺点，它可以使艺术家的创作活动罔费心血。”在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苏联许多老作家如革拉特珂夫、费定等等，就用他们的亲身经验，说明了今天的作家如果离开共产主义的思想立场，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是不可能写出“像样的、对人民有益的作品”来的。科学的世界观正是照耀作家前进的明灯！
把创作实践和正确的世界观对立起来，并且把创作过程神秘化，把它说得简直非常人所能理解，这正是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家用来抵制马克思主义对于文艺创作的指导的一种方法。胡风也就是这样做的。你说作家应该改造思想吗？胡风说：“他们的创作实践就是克服着本身的二重人格，追求着和人民结合的自我改造的过程。”（“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五八页）你说作家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吗？胡风说：“马克思主义包括了现实主义，通过现实主义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的。”（同上九页）总之，在雪苇和胡风他们看来，创作实践就是一切，一切问题都可以在这里解决。但是，今天的作家离开了更重要的深入实际斗争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的过程，创作实践就只能是违反现实的、主观主义的“自我扩张”或
“精神搏斗”罢了。这是绝对达不到马克思主义，而只会达到主观唯心主义的。胡风和他的伙伴们，就是摆在眼前的活例证。
把作家的创作实践和正确的世界观对立起来，这是雪苇用来引导作家离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第二个方法。
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雪苇又发明了一种所谓“生活形成思想”论。他说：“获得生活同时也能获得思想，思想的形成（及成形）和实生活的体验不是毫无关系的。反之，对于一个艺术家，这个全过程的发展，我得到的理解倒是：由生活
（包括趣味的被引起、趣味的实践、教养、学习等等）形成思想，并自身体验其思想；再即以所掌握的思想去观察生活，而在与生活一起的观察中，更丰富、发展、强化以至修正他思想的内在。”（“过去集”一一一页）
按照雪苇的说法，艺术家“获得思想”的“全过程”，仅仅是“生活”而已，他的公式是：由生活形成思想又用由生活形成的思想去观察生活，在观察生活中丰富、发展和修正自己的思想。这样，雪苇就否认了作家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要。这完全是自发论的观点。
不错，思想是从生活中来的，社会生活是思想的泉源，作家能够在深入生活、观察生活中认识生活的真理。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只要到生活中去“获得思想”就行，而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少数具有深湛的科学知识的人物总结了人类的全部先进思想，并在斗争实践中科学地观察、研究了工人运动和全部社会生活而产生出来的、完整的科学理论和思想体系。人们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可能获得某些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决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形成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如果不接受社会主义意识，生活只会使他们形成工联主义。当然，这也是一种思想，但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一个人的直接生活经验是有限的，我们必须从人类已有的思想成果中、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中去获得滋养和武装。对于今天的作家提倡自发论，只会限制他们对于丰富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的认识，甚至于使他们迷失方向，走入歧途。雪苇这种理论，用高尔基的比喻来说，就是要作家离开马克思主义这样一座最高的“理智高峰”，而把他们引导到沼泽的“草墩”上去。
这就是雪苇反对提倡作家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第三个方法。
雪苇既然这样仇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他就不能不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因为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正是共产主义世界观最基本的要求和表现。他当然不是公开反对工农兵方向的。他不适当地强调小资产阶级作家在文学上的作用及描写小资产阶级的文学作品的重要，以冲淡和对抗工农兵的方向。他竭力贬低工农兵在文化创造上的作用和在文化上迅速成长的现实情况，而认为提倡“用工农兵的话写工农兵”是“‘新国粹派’的思想”（“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一五○页），“对文学作品要要求工农兵群众自己能看懂，这更是迹近取消的空谈”。（同前，一五一页）雪苇和胡风一样，是文学上的民族形式的反对者，这就并不奇怪了。
雪苇既然这样仇视马克思主义，这样千方百计地反对科学的世界观，他就当然也要反对作家的思想改造。因为思想改造的实质，无非是改变作家的立场和世界观，即从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思想立场转移到工人阶级的思想立场上来，而这是雪苇所不喜欢的。
如果在一九三六年，雪苇是公开反对作家思想改造，他把要求作家改造思想比喻为希特勒“用‘威力’或苦刑来强逼胁迫的”“政治行动”；那末，到了一九四八年，在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雪苇在他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中，就不能不以比较隐蔽的形式出现了。雪苇在这里大谈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思想改造问题，可是，令人奇怪的是，从头到尾，竟没有半句话说到作家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应该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反地，却仍然用讥嘲轻蔑的口吻对正确的世界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作了恶毒的攻击，认为要求作家掌握正确的世界观是“包含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底投机性的观点”，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关门主义的文学理论”、“牛头对不上马嘴的‘资格审查’”，是“书本拜物教”；认为提倡正确的世界观就要产生“使作品归于失败”的“恶果”。试问，这和毛泽东同志再三教诲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有任何相同之处吗？
怎样进行思想改造呢？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把立场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这是新的革命的时代提到作家面前来的新的要求。但是，雪苇却提出了另一种“改造”的方法，他认为最要紧的，是要有“老老实实的态度”和“感情上的‘爱’”等等。老老实实、感情上爱工农，这些都是好的，可是，如果作家没有改变立场，没有站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那一切就只能是抽象的没有思想基础的东西。雪苇故意用抽象的东西来代替革命的思想立场，实际上是取消了作家的思想改造。
显然地，这不是工农兵方向的文艺思想，而是反工农兵方向的文艺思想。
雪苇既然这样厌恶马克思主义，厌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他就必然会在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方面找到朋友。一九三五年，我们的党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方针，在文艺界当然也应该尽可能广泛地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作家艺术家共同抗日。但这只能是以无产阶级思想为领导的统一战线，而不是向无产阶级思想的敌人投降。可是，雪苇却主张一种取消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所谓“真正宽大”的“创作自由”。请看雪苇的主张：
现在所需要的写作自由，应比当年“第三种人”的态度还要彻底。
我们现在则主张一切文学的写作都应自由，彻底排除一切对于任何一种作品的主观歧视的态度。不管对于写作“法西斯主义”的作品也好；写作“民族主义”的作品也好；写作“忠君爱国”的作品也好；写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作品也好；写作“国防文学”的作品也好；……只要有人真心的要这么写，我们对之都不愿相互在主观上先抱一种歧视或鄙视的成见。（重点引者所加）
不管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派别，大家都有存在的权利……这里，公式主义的空洞命令；虚伪理论的巧妙抹杀；以至那种“粪帚”、“阴谋”的流氓手腕等等“武器”；都是多余的。（以上“过去集”五五、五九页）
看呵，不论对“法西斯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即反共反苏的文学），都应该“一视同仁”，“只要有人真心要这么写”，都不应该加以“歧视或鄙视”，也就是不应该对它们进行斗争。在这里，雪苇就站到反动文艺辩护士的立场上去了。如果对前面所说的一切，雪苇还想辩解的话，这条狐狸尾巴是怎么也遮盖不住的。这里，就暴露了雪苇他们所需要的、所拥护的究竟是什么“文学”。
可是，“法西斯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不是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刺刀保护着吗？它们有什么不自由呢？原来雪苇认为妨碍了它们的“自由”的，是当时的左翼文艺家，因为左翼文艺家对这些反动文学进行了揭露和斗争。这样，雪苇究竟是为谁争“自由”，向谁争“自由”，就很明白了。他用尽了一切恶毒的字眼，来咒骂当时左翼文艺家对反动文艺的斗争，说那是“公式主义的空洞命令”，
“虚伪理论的巧妙抹杀”，甚至是“粪帚”、“阴谋”、“流氓手腕”等等。的确，他的敌视左翼文艺的态度，是比当年“第三种人”“还要彻底”得多，露骨得多的。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怎样坚决地和“民族主义文学”、和“第三种人”的“文艺自由论”等等进行过斗争。常常大言不惭地以鲁迅的门徒自居的雪苇、胡风们，几乎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是和鲁迅的思想相对立的，他们实际上是鲁迅的叛徒。
我们的文学是“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着的文学”（列宁），它是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这是真正自由的文学，因为无产阶级作家是依据他们所认识的真理来进行创作，而不是根据资本家的好恶来进行创作的；这是真正自由的文学，因为无产阶级作家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这就使他们能够摆脱一切偏见或错觉，正确地深刻地认识现实的本质，而自由无非是对于必然性的认识。至于资产阶级的文艺家们所叫喊的“创作自由”，则不过是一种假面具，用来掩盖他们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反动实质的。我们必须揭露这种伪善，撕破这个假面具。
以上，是雪苇文艺思想中的最根本的错误。由这根本错误而来的在其他许多问题上的错误，这里就不谈了。
可以看到，雪苇和胡风的文艺思想，在基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反对文学的党性，鼓吹文学的无思想性，反对作家的思想改造，提倡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反对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求给反党的宗派集团以合法的权利，……这一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文学脱离无产阶级的事业，脱离社会主义的事业，而变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这就难怪雪苇要把提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无产阶级作家看为“疯狂家”，看为他的“大敌”了（“过去集”小引，一九四七年作）。
明辨是非，分清敌友，正是我们这次思想斗争的最根本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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