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死人城”

第10版(国际副刊)
专栏：海外风情

　　开罗“死人城”
　　本报驻埃及记者朱梦魁
　　站在老开罗著名的萨拉哈·丁古城堡前的高地放眼望去，在对面有千年历史的欧永大水渠背后，密密麻麻地延绵着一片低矮的建筑群落，静静地躺在灰蒙蒙的雾霭中——那就是“死人城”。
　　开罗的“死人城”既不是秘密，也不是禁地，在开罗的交通图上，豁然醒目地用英文“CITYOFTHEDEAD”标明了它的所在。要打听“死人城”在哪儿，几乎无人不知。
　　一进“死人城”，要是不仔细看也觉不出什么特别，这里通公共汽车，有出租车，有清真寺，有咖啡馆和商店、地摊，街道也和别的穷人区一样，垃圾遍地，猫狗游荡。但这里的街巷更狭窄杂乱，既无街名指示牌，也无交通警和治安警，迷津般的街巷空空荡荡。我沿街辨认着大多都紧闭或上了锁的门牌。这里与开罗其他区有两个重要的区别：一是人迹稀少，店铺寥寥，二是临街门牌并不是住宅的户主名和门牌号，而是墓主的名字和墓宅的排号。在临近城外大街的路口，可看到一些卖鲜花绿枝的小摊。在“死人城”的街上，还可看到拉起的一根根细绳，上面挂着类似中国人办丧事用的纸钱，但不是圆的，而是二十来厘米大小的长方形白色剪纸。
　　“死人城”里的墓宅恍若民居，有院落、围墙、大门和墓室，墓室的下面埋葬棺椁尸骨。加之墓宅依次而建，又有街区分隔，所以“死人城”的真正概念是开罗的古墓区。由于格局和分布似城区，故冠以“死人城”。走进一处已有上百年历史的宽敞墓宅，一个叫夏吉布的守墓人热情地带我参观。从地上的墓屋顺着台阶下到墓室，那里有八九个墓葬，都立着石碑和死者的名号。据夏吉布介绍，“死人城”里的居民大多是守墓人及其家属，作为一种职业守墓人，几乎是世代相传的，30多岁的夏吉布就是其中的一个。
　　“死人城”多是达官贵人的归宿，诸如埃及近现代时期的“巴夏”（埃及人对官人的统称），以及埃及改为共和国前后的官人和富人。这些人的墓室都用石料修砌，有刻字的墓碑，很气派。墓主的家属要依据墓宅占地面积每年向政府缴税，有些墓地产权如果原来就是墓主家的，便不缴地皮税。
　　在“死人城”里，墓主与守墓人的关系，一是雇佣，二是互利。有的墓主家雇人守墓，每月付二三百镑，守墓人一家住在墓地外。如果是“互利”关系，墓主家属允许守墓人在墓宅院落的一隅搭建简易住所，甚至是半永久性的。这样就可不付工钱，穷苦的守墓人由此也有了住处，尽管与墓室相伴，但自己或是一家老小毕竟有了安身之所。
　　“死人城”里的守墓人也分两类，绝大多数是为别人守墓，也有少数为自家看坟，且与墓室同居一个院落。为自家看坟的，一般都是家境破落者，既无力在城里置办房产，又得硬撑着门面看护祖坟。有个叫萨尔瓦特的光棍就是此类人的代表，他自称在一家公司里当会计，与老母亲一起住在自家墓室的院里。他家的墓宅院里有五六个亲属的墓葬，其中最显赫的是他祖父的，亡者生前当过埃及农业部次长。
　　“死人城”显然是开罗下层社会的缩影。因为这里的墓室要比看坟人的破屋堂皇得多，不少看坟人除了睡觉，吃饭、聊天、待客几乎都在墓室。人到了这步光景，也就顾不得体面不体面、晦气不晦气了。如果是更穷的看坟人，看护的是不太显赫的墓宅，往往就在一个本来就不大的墓宅院里，好歹盖个小棚睡觉，吃的是最便宜的大饼和豆酱。“死人城”里的环境无卫生可言，蚊蝇乱飞，老鼠横行。但相对而言，这里要比外面喧闹的市井宁静得多。我拜访了守墓人杰玛尔兄弟，他俩的“家”就是搭在墓宅院落两个角落里的两个小帐篷，里面各有一张破木板床。当时，杰玛尔的嫂子正在院里洗一大盆衣服，摆在地上的大饼、生菜上，以及她那4岁女儿的脸上，爬满了苍蝇。
　　“死人城”是开罗一个活生生的社会窗口，几乎没有人能把它的外貌和内容、历史与现状说得合情合理。但通过实地踏访，可略窥它的形成和发展，它是开罗社会两极分化的必然结果。在人口激增、住房紧张、地皮昂贵的条件下，它逐渐成为开罗最穷者的集中地，也是犯罪活动最多的地区。近些年，埃及政府出资出力，逐步改善这里的供电和饮水等公共设施，整肃治安，这表明政府已经接受了“死人城”民居与墓宅交错混杂的既成事实。
　　↑“死人城”街景。　　←墓室里的墓碑。
　　朱梦魁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