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恩启 |
1955-05-31 00:00 |
从劳动改造罪犯政策看我国刑法的优越性
第3版()
专栏：
从劳动改造罪犯政策看我国刑法的优越性
刘恩启
一
刑法，作为整个法权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用刑罚的方法来同犯罪作斗争的武器。
从人类社会划分为阶级从而产生国家和法律以来，就有刑法存在。但刑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刑法和整个法律一样，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刑法同社会制度有密切关系。在剥削者当权的社会里，刑法是掌握在反动统治阶级手里用以镇压被剥削群众的工具，而在社会主义或人民民主制度下，刑法则是为维护人民利益，镇压反动活动的武器。比如，奴隶制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对生产资料以及奴隶本身的占有，所以刑法规定奴隶主杀死奴隶不算犯罪，而奴隶对奴隶主稍有触犯就是滔天大罪，就要被处死或施以酷刑。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农奴。这使得封建国家的刑法充满了封建等级制的特色。中国封建社会里有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说法。那个时候的刑法和其它法律都是给“庶人”即老百姓预备的，而为封建主服务的士大夫则不受什么法律约束。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长篇小说“复活”里暴露了沙皇俄国残暴的刑法以及执行这一刑法的法院和监狱。他描写了牢狱和西伯利亚流放惩役中的囚犯的惨痛境遇，对沙俄统治阶级的专横暴戾表示了严重的抗议。资产阶级确立自己的专政后，一面用刑事镇压手段来保护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一面用愚弄的方法即欺骗利诱来掩蔽资产阶级刑法的真正本质。资产阶级国家的刑法对于因饥饿而偷窃一块面包的人，要作为侵犯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加以严惩，对于任意残害工人的资本家却不加过问。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曾在作品中抨击一个百万富翁暗杀泰佛尔后的叫嚣：“断头台和刽子手对百万富翁是没有份的”，“百万富翁不服从法律，而法律却要从属于他”！在殖民地和附属国，资产阶级刑法甚至连形式上的平等也没有，在那里仍残留着中世纪封建式的刑法，殖民者对居民的任何暴行也不受惩罚。到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期，维护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利益的刑法更进而抛掉了“平等”的幌子，成为赤裸裸镇压工人运动和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迫害和平民主战士的血腥工具。
同一切剥削者国家的刑法根本相反，在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苏联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国家，刑法获得了新的意义和新的内容。社会主义的刑法保护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利益，同一切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侵犯人民民主权利和合法利益的行为作斗争。这是最彻底、最进步的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刑法。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我国刑法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尽管我国今天的社会和已建成社会主义的苏联有所不同，但我国刑法具备了社会主义刑法的优越性。我国刑法的重要任务，就是同一切侵害人民民主制度、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反革命分子及其它刑事犯罪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刑法已成为维护社会主义建设利益，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锐利武器。
二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刑法具有一切剥削者国家刑法所不可能有的优越性。仅以我国对罪犯实行的劳动改造政策为例，就可以突出地看出它的优越性。
一九五四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规定了除罪恶重大，必须依法处以极刑和罪行轻微不应当进行关押的以外，国家对于一切反革命犯和其他刑事犯都是采用劳动改造的政策，这就是“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政策。这个政策确定了我国刑罚把强制同教育结合在一起的双重任务。
我国刑罚执行机关即劳动改造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之一”，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强制性质。采取这种强制之必要，是因为充当美帝国主义和蒋贼卖国集团复辟工具的特务间谍反革命分子和扰乱社会治安，危害国家安全的盗匪、流氓等刑事犯罪分子，不会自动放弃他们的反动观点和旧生活方式，而必然继续对国家和人民抱着敌对态度，进行破坏和捣乱。显而易见，对于这些分子如不加以严格管制，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人民民主制度，就一定会受到他们的破坏。几年来由于劳动改造机关的工作人员以高度的革命警惕精神，对所有罪犯进行了严格的管制，并依法对胆敢抗拒管制、进行非法活动的分子给以无情的惩罚，因而有力地配合公安、司法机关确保了社会秩序的安定，保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受侵害。
然而我国刑罚中的这种强制作用，同剥削者当权的国家中的刑罚有着根本的差异。剥削者统治的国家的刑罚的历史，是一部残酷的、血腥的、无限痛苦的少数剥削者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我国刑罚中的强制则是按照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意志和利益、并获得他们的赞同和支持来行使的；而且，就在刑罚的这种强制中也贯穿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我国刑法中的刑罚决不是单纯的惩办主义，它是通过惩罚同教育相结合的办法来把罪犯改造为新人的。
几年来，我国劳动改造机关对罪犯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包括认罪守法教育、政治时事教育和文化教育等）得到了很大的成功。例如，在坦白认罪的过程中，许多罪犯从对自身罪恶的坦白逐渐提高到对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统治的控诉，领悟出“旧社会把人变成或逼成了罪犯”的真理，因而决心向人民立功自赎。不少犯人继续坦白供认了审讯期间隐瞒的罪恶，主动检举还在社会上危害人民的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刑事罪犯。经过时事政策学习，特别是经过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学习后，罪犯更逐渐明了了国际局势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情况，进一步提高了重作新人的自觉性。经过劳动改造的犯人在政治思想上已起了重大的变化。
我国劳动改造机关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主要是在组织罪犯从事劳动生产的过程中进行的。一切犯罪行为的发生，都同贱视劳动和劳动者、脱离劳动分不开的。所以改造犯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使其回到劳动中来。几年来劳动改造机关组织罪犯从事各种劳动，有的地方建立了农场，有的农场已实行了半机械化的耕作；有的建立了工矿企业生产单位，有的建立了手工业工场。劳动改造机关组织罪犯学习各种生产技术，有的还成立了犯人生产技术训练班或研究小组。现在北京市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改造单位中，许多犯人已被培养成为农业、水利、医务、电工、木工、瓦工等技术人员。在生产中，对罪犯的物质文化生活诸如劳动安全和医疗设备、清洁卫生、衣食供给、文化娱乐等，都给予应有的照顾。许多患有慢性病的犯人被医治好了，罪犯中许多文盲识了字。经过劳动的教育和实践，罪犯逐渐养成了劳动习惯，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罪犯所提出的合理化建议，经过研究被采纳的很多。许多经过劳动改造的罪犯在刑满以后，回家便参加了劳动生产，有些人在广大群众监督下劳动生产很好，还受到了表扬。也有些人因日益增长了对劳动改造机关的亲切的感情，自动地要求留下继续生产，其中有的还接来家属，在场里安家就业。劳动改造机关的成就，博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和犯人家属的热诚拥护和称赞，人们把它誉为“改造思想的医院”，许多犯人家属写信感激劳动改造机关把自己的丈夫、儿子改造成有用的人，使他们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许多来我国访问的国外人士对我国劳动改造政策也非常赞扬。从一九五二年九月到一九五五年二月，先后有四十九个国家的四百零三个外宾参观了我国监狱，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如曾来我国参加国庆节观礼的英国工会代表团副团长巴契勒尔参观后说：“这里已完全废除了对犯人的侮辱，他们能看到很多内容很好的书报，犯人还可以开机器，学技术；从这点看，你们的监狱是真正为了改造罪犯。”
三
在我国由于实行了充满伟大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劳动改造政策，许多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罪犯认识了自己的罪恶，悔过自新，重作新人。这对于我国人民说来是极其有利的好事情，而对于一直妄想“从内部”来颠覆我国的美帝国主义者当然是极其不利的。所以美国帝国主义者就一再在联合国的讲坛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唠唠叨叨地说什么在我国“剥夺人权和自由”“盛行强迫劳动制度”。假仁假义的美国老爷们的用心，是要用这种诽谤给自己的侵略行为和备战政策制造所谓“道义”上的根据，并且证明在美国垄断资本控制下的美国是一个所谓“自由世界”。
那么，就让我们看一看美国是个什么样的“自由世界”吧。受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制约的现代美国，整个社会政治生活都已趋于法西斯化了。走向死亡的垄断资产阶级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权和巩固备战的后方，把极残酷的法规压在劳动人民的头上。这些法规甚至把美国宪法上所表面承认的公民权利和自由都不管了。根据这些法规，美国司法当局把那些连依美国刑法也不能构成任何罪状的进步人士加以逮捕，投入监牢。此外，美国还盛行刑事裁判以外的野蛮迫害，三K党徒对黑人的私刑拷打甚至处死，警察对劳动人民为所欲为的专横，非美活动委员会对科学家、教师、演员等的横加迫害，诸如此类等等。实际上已把人身的一切不可侵犯性化为乌有。说现代美国就是劳动人民的大牢狱，并不过分。至于强迫劳动，那更是美国腐朽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一个特征。美国垄断资本家为了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经常在制造着大批失业工人，迫使他们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美国政府制定了各种反劳工法律，使工人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状况同囚犯几无差别。美国垄断资本家对于美国的黑人和外国移民劳动者普遍实行着中世纪式的奴役劳动。多年研究美国劳动条件的美国记者和作家斯特森·肯尼地，在他向联合国“强迫劳动专设委员会”提出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揭发了美国南部、东部的一些州里就有五百多万不同种族的人所从事的奴隶劳动的真相。那里的人们在皮鞭和酷刑的折磨下，甚至带着脚镣像牲畜般劳动着。
美国监狱虐杀和残害犯人的滔天罪行更是骇人听闻。美国立法特别规定罪犯应当承担最繁重的苦役。这种苦役是资产阶级对劳动者实行镇压和报复的一种方式，也是对产业后备军进行最廉价剥削的一种手段。美国政府甚至把监狱工厂和种植园租给垄断资本家，让他们在罪犯劳动中获取暴利，并利用这种大规模的罪犯劳动来同一般雇佣工人竞争。近年来美帝国主义疯狂地从事扩军备战，更公然把监狱生产变作军火工厂，同准备战争的计划配合起来。美国监狱想尽方法摧毁犯人的反抗性和独立人格，并且给犯人以最恶劣的非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例如，号称美国“感化犯人”的埃尔麦拉“改良监狱”，它“感化”犯人的办法原来是：五十六所私刑拷打的惩罚房，此外还有水牢、饿饭等。黑人皮特尔逊就曾在美国亚拉巴马州监狱看守者的皮鞭下劳动了十七年，他和其它黑人罪犯被套上犁像牛马一样劳动着。曾经当过法国总理的若捷佛·卡约对北美合众国的监狱进行调查后，描写了那里的惨景：容许买卖囚犯；犯有“过错”的罪犯被关在窄小的木笼里放在暴日之下直到烤干为止；履行惨重的苦役的囚犯，十个有九个因疲惫死去；经过专门训练的狗把企图逃跑的犯人撕成碎块……。这些还不过是美国大规模虐杀犯人的罪行中的个别例子。虽然这样，但美国奴役劳动的制造者竟恬不知耻地诬蔑我国的劳动改造政策，这只不过证明美帝国主义者“贼喊捉贼”的伎俩而已。美帝国主义者这种无耻行径，使人不禁忆起伟大作家屠格?夫在“处世的方法”的一篇散文中刻划的老流氓的形象来。这个狡猾的流氓的卑劣惯伎是：
“要是你想使你的敌人着恼，甚至想伤害他，你就拿你明知自己有的缺点或恶习去责备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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