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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青长 2001-01-31 00:00

伤心最是一月八

第12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伤心最是一月八
  罗青长
  1976年1月8日,一个极平常的日子却因为一位伟人的去世而平添了几分凄凉悲壮,而增加了无限的哀思愁绪。每逢这个日子,我就会回想起当年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氛围,就会感受到当年那万人空巷送总理的感人场面,就会追忆起当年我手捧着总理的骨灰掺和着悲伤的泪水缓缓地、缓缓地将它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每逢这个日子,我的心就会颤抖,泪眼中浮现出那难忘的往事。
  1976年1月8日凌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一个不祥的念头在我脑海中掠过,莫非是……我不敢去想,也不愿意去证实那我们亿万人民最不情愿面对的事实,尚未听清对方的通报,泪水已模糊了我的双眼。此后几天,我和我的家人都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我自30年代起即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40年的风风雨雨,40年的谆谆教诲,40年的关怀爱护,而今一朝失去,悲痛之情难以言表。然而,这时党中央已任命我为周总理治丧办公室副主任,我必须强忍着悲伤为敬爱的总理送好最后一程。
  那时,仍然是“四人帮”当道。他们肆意横虐,提出种种限制,刁难人民群众悼念自己的好总理。罗瑞卿大将在总理生前关怀下,从监狱里刚出来,正在福建就医。“四人帮”以京外人员不得进京为由,不允许他回京吊唁。他得知我在治丧办公室,便给我打电话请我帮忙。我回答他说:“你是中央军委的顾问,当然是京内的人,可以回来。”李鹏同志当时在水电部工作,他的父亲李硕勋烈士是总理的老战友,李硕勋牺牲后,李鹏母子受到总理多方面的关怀照顾,可是他们也被剥夺了与总理告别的权利。李鹏同志找到我,我当即安排他们母子与总理见最后一面。李鹏同志的母亲赵君陶大姐看到总理憔悴的遗容,当场晕倒过去。长期担任总理警卫任务的龙飞虎同志(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慕丰韵同志(原公安部局长),一个“下放”在陕北榆林,一个尚未“解放”,我设法通知他们,并安排他们向自己最敬爱的首长致以最后的敬意。当时找我的人很多,有我认识的,也有素昧平生的,我都尽量给予安排。其中感人最深的是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他给总理理了20余年的发,两人感情至深。总理病重期间,朱师傅多次恳求去给总理理一次发,总理怕朱师傅看到自己的病容难过,宁肯自己的胡须长得很长,也谢绝了朱师傅的好意。如今,谁也无法再阻止这位老人的请求,他饱含热泪,小心翼翼地为总理理完最后一次发。事后他告诉我,为了表达对总理崇高的敬意和永志的怀念,他悄悄地将总理的头发屑保存了起来。这就是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和一个平民百姓之间感人至深的生死之交。周总理无私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人民,甚至连自己的骨灰都毫无保留地归还给了养育他的土地,但是,人民留住了他。
  1976年1月11日下午,根据周总理的遗愿,他的遗体将送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火化。这对全国人民来说,不啻又是一声晴天霹雳。连日来,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往治丧办公室,人民群众强烈要求保留住总理的遗体,以便今后瞻仰。我的办公室里也电话声不断,许多老同志抽泣着希望不要让总理离开我们。我把他们的请求转告给了邓颖超大姐,邓大姐说,“感谢大家的好意,但烧骨灰、撒骨灰是恩来生前和我约定的,这也是一场革命,希望你们理解、支持。”她嘱咐我和统战部副部长李金德同志主管好火化事宜。我随即请来北京市民政局局长冯晋臣同志,叮嘱他要万无一失。下午3时许,总理的灵车缓缓地离开北京医院,驶向长安街。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人们扶老携幼,冒着凛冽的寒风,自发地伫立在道路的两旁,秩序井然,像往日迎候着总理的来,今日又迎送着总理的去。灵车所过,哭声四起,撕心裂肺,人们翘首仰望,希望再看一眼自己的好总理,希望自己的好总理再看一眼他心悬不下的人民。灵车最后驶入八宝山,总理的遗体静卧在鲜红的党旗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邓大姐向她的亲人、战友作最后的告别,人们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任其宣泄,一下子扑向总理的棺椁,嚎啕大哭,希望唤醒总理,希望留住总理。最后的告别终于不可避免了,在人们的哭唤中,身穿崭新制服的殡仪工人恋恋不舍地将总理的遗体送入粉刷一新的火葬炉,熊熊的烈火燃起,总理在烈火中得到了永生。
  1976年1月12日至14日,总理的骨灰安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供各界人士吊唁。14日晚,在蒙蒙的夜色中,邓大姐在总理生前党支部成员的陪伴下,将总理的骨灰盒移往人民大会堂台湾厅,暂时存放。邓大姐不愧是周总理相濡以沫的知己,她知道总理走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台湾问题,她想让总理再在这里歇歇脚。我自1952年起即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长期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分管对台工作。我知道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就是在周总理的亲自提议下设置的,厅内的一切摆设都是按照他的安排摆放的。其中墙壁上那幅郑成功的画像,是他吩咐我到故宫博物院向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同志调来的,他同时嘱咐我复制一幅,通过关系赠送给蒋介石父子。由此可见,总理用心之良苦。总理在病重期间,最牵挂的也是台湾问题。他给我留下的最后遗墨和最后遗言都与台湾问题有关。1975年9月4日,周总理的病情恶化,他不顾疾病的折磨坚持批阅文件。当他看到《参考消息》3日转载香港《七十年代》编辑部的一篇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时,当即批示,要我和他的秘书钱嘉东找王昆仑、屈武等人对有关蔡省三的材料“进行分析”,“弄清真相”。在批件的最后,总理用颤抖的笔迹连写下四个“托”字。事后回想起来,当时的总理肯定已知自己来日不多,他不仅是在对某一个批件做最后的交代,而是将他一生致力于而又未竟的统一大业托付给我们这些后来人,否则,他何以费尽气力连写四个“托”呢?1975年12月20日,总理已在弥留之际,连续几天处于半昏迷状态。这天,他的神志稍微清醒,体温仍在三十八度七。他清晨一醒来就呼唤我的名字,催促身边的工作人员叫我去见他。我到后,他抓紧时间询问台湾的近状及在台湾老朋友的情况,嘱咐我不要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其间,他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并进入昏迷状态。最终不得不中止谈话。谁想到,这竟是我和他老人家的最后诀别,这也是他老人家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其时,离总理辞世只有19天,而在总理最后的日子里,他仍然心系台湾。
  1976年1月15日,全国下半旗向周总理志哀。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5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四人帮”千方百计地阻挠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悼词,叶帅和先念等同志据理力争,才使小平同志得以代表党和人民向他的亲密战友致以最后的敬意。小平同志高度评价了周恩来同志光辉的一生,他眼含热泪,情真意切,全场一片呜咽之声。我的老伴杜希健同志当场哭晕过去,从此她的身体便每况愈下……
  晚7时半左右,邓大姐带着我和总理生前的工作人员缓步走入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总理的骨灰盒已安放在那里。我们随邓大姐向总理的遗像默哀,然后总理生前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同志打开骨灰盒,邓大姐双手抚摸着骨灰,双眼含满了泪水,她喃喃自语,像是在向总理倾吐着心曲:“恩来同志,你的遗愿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要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恸哭失声。原来,总理生前早已和邓大姐有约定,死后骨灰不保留,撒向祖国的大地。邓大姐将总理的遗愿向党中央做了汇报,得到了党中央的同意。党中央决定由我和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代表中央治丧办公室,由张树迎、高振普代表总理生前党支部去执行这次特殊的使命。我们一行人穿过人民大会堂地下室,护送着总理的骨灰,离开了他生前熬过无数不眠之夜的地方,邓大姐的车紧随其后。大约晚8时许,我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我们迈着沉重的步伐,登上飞机。这是一架平时撒农药用的安—2型农用飞机。巨大的马达轰鸣声掩盖不住送行人的哭泣声,飞机缓缓升起,在深沉的夜幕下,透过矇眬的泪眼,仍然能看见邓大姐久久地、久久地挥动着双手,向他的亲人、战友做最后的告别……总理骨灰撒放的地点,是邓大姐根据总理生前的遗愿,与中央有关领导反复商量后确定的,极具象征意义。第一个地点是长城,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周总理曾提议将长城作为我国的国徽和国歌歌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激励民心、凝聚民心;第二个地点是密云水库,这是总理多次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与劳动人民一起劳动的地方,在这里他与人民群众结下了深情厚谊,在这里也倾注着他对首都建设的心血和对首都人民的关爱;第三个地点是海河,这是总理参加革命的发祥地,他在这里认定了自己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他也是在这里播下了爱的种子;第四个地点是黄河入海口(原垦利县,现在的滨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为中华民族哺育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最后又无私地融入浩瀚的大海。总理正是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人类,走向他魂牵梦萦的台湾同胞……我们眼含着泪水,按照预定的地点将总理的骨灰撒出,那晶莹洁白的骨灰在风中飘啊、飘啊,他是多么眷恋着他的祖国、眷恋着他的人民、眷恋着他的未竟之业……
  一晃25年过去了,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月8日,我们可以告慰周总理的是,中国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正在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您规划的宏伟蓝图一定能够在新世纪实现!安息吧,恩来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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