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片娇绿的春草

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

那一片娇绿的春草
玛拉沁夫
　　1976年3月，在那个特殊的年月，我到了上海，是应上影厂之邀来修改我的电影剧本《祖国啊，母亲》。
　　我住进上海衡山饭店，除责任编辑之外，不与任何人接触，足不出户，每天伏案写作。但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我从呼和浩特出发时打算到上海后跟几位前辈和同辈作家见一见、叙一叙。不料，上海的政治气压低得令人透不过气来，只好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衡山饭店有一位服务员，姓姚，长得胖乎乎的，同伴们都称他为姚胖子。小姚每天打扫完房间，总爱跟我聊一会儿天。
　　有一次他问我：“看你整天趴在桌子上写，是作家吧？我还认识一个作家呢！”
　　“噢？作家，谁？”我问。小姚胖脸一笑，说：“巴金。”听到巴金二字，我心头一震，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天在这里会由一位客房服务员谈到他。我稍许稳了稳情绪，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问他：
　　“你怎么认识巴金的？”
　　“他儿子是我同学，我到他家去过。”
　　我认识巴金是在五十年代初，但那时他是大作家，我是小作者，开会他坐台上，我坐台下，没有什么交往；我跟巴金同志相处最长的是在1958年一同出国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前后那一段时间，那时发生过许多有趣的难忘的事情。后来，巴金同志每出一本新书，总是签上名，给我寄往内蒙古。我是很敬重和感激他的。“文革”开始后，我与许许多多热爱巴金同志的人一样，一直关心他的境遇。而今，我已来到他居住的这个城市，来到了他的近旁，无论如何都应该设法去探望他！
　　事也凑巧，那天中午，小姚敲门走了进来。他拿出一把自行车钥匙对我说，巴金的家离这儿不远，我把自行车留给你，抽空过去看看。沉思片刻，我对他说：“我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去见巴金，既然你这么操心这件事，那我写个条子，向他问好，请你送到他家里，好吗？”
　　小姚满口答应。于是，我给巴金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如下：
　　巴金同志：
　　我来“上影”写电影剧本，住衡山饭店××号。我们经常能够听到您的消息。请您保重身体！
　　玛拉沁夫
　　×月×日
　　第二天早晨，小姚告诉我：信送到了。
　　有一天，我外出回来，见我的信袋中有一封信，取出来一看，那封信挺奇特，它不是用的当时通用的牛皮纸信封，而是发信人自己粘叠成的很不规范的用发黄的白纸做的一个小信封，落款处也没有通信地址和门牌号码，只写有一个小小的字：李。
　　姓李的，这是谁呀？我怎么也想不起在上海认识哪一位姓李的人。回到房间我赶紧拆阅，顾不上读信的内容，先看寄信人的姓名。突然，“巴金”二字赫然跃入我的眼帘。这时我才想起巴金同志姓李，他是有意没有在信封上写自己的名字。
　　巴金同志在信中写道：
　　玛拉沁夫同志：
　　信已收到。欢迎你到上海来。前些时在电视上见你有新作，我感到十分欣慰！你住的衡山饭店离我住处不算远，理应前去看你，但恐有不便，只得作罢，请你原谅！祝你一切顺利，并请代我向朋友们问好！
　　巴金
　　×月×日
　　在那样特殊的年月，在上海当时那种特殊的政治气氛中，读到巴金同志的亲笔信，真是百感交集，我心中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不管有多少困难，我一定要去看他！
　　然而，在1976年3月的上海，去探望巴金谈何容易！我需要把一切考虑得细致、安排得缜密……从那一天起，我养成了一种“新习惯”：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是穿上运动服，去晨练———慢跑。
　　我从上海市区地图上查清了从我住的衡山饭店到巴金家住址的几条路线，其实抄近路慢跑到他家，也就是十分八分钟的事。
　　当年以一部《家》震惊天下的巴金的家，是在一条幽静的小街的拐角处，单门独户一幢小楼，两扇深绿色大门永远关闭着，仿佛久已无人居住。即使现在大摇大摆地去按门铃，也不会引起路人的注意，但那是肯定做不得的，谁知什么地方还有什么眼睛盯在那儿呢！
　　我依然每天晨练，但在慢跑过程中想：如果我能见到他的话，该跟他谈些什么？这一年巴金已是七十二岁高龄了，“文革”中遭遇那么惨，他挺过来了；但是不久前，他夫人不幸仙逝，可能对他的打击最深最痛，这是情感方面的事，而老年人最怕的莫过于感情创伤。如果我跟他见面谈话的话，“文革”遭遇不可能不涉及，但不宜多谈；他夫人去世的事，太沉重，应尽量回避；还是从生活近况谈起，跟他多回忆一些我们曾经在一起经历的“喜闻趣事”，只要我能给他带去些许安慰、快乐和轻松，就心满意足了。
　　有一天早晨我慢跑到巴金家门口，竟然近在十几米处，我看见了巴金的身影！
　　他穿一身蓝卡其布中山装，脚踏一双旧布鞋，右手提着一个布兜儿，神态平和悠然，迈着平稳轻盈的步伐走了过来。看他的样子可能是遛早儿去了，也许是上早市买菜去了，不过什么也没买，那个布兜空空的，在随风飘动。他走到了家门口，那扇紧锁着的大门右下角还有个小门，他轻轻推开后迈进脚去，返回身来正要关门那一刹那间，我突然跑到他面前，声音不大不小但十分清晰地说了声：“巴金同志，我看您来了！”巴金被我这唐突的举动一怔，当他认出我来时，轻轻一笑说：“是你呀，请进，请进！”我一进门，他随手就把小门关上了。他边走边说：“真没想到，这么早你就跑来。”我说：“我可真是跑着来的呀，在锻炼身体。”我们俩都笑了。
　　或许这个小院好久听不到说笑声了，在谈笑中，当他领着我走进一楼过厅时，有两位老年妇女，一起走出来看我们，她们十分文雅、亲切地向我微笑着，表示欢迎之意。巴金从旁介绍说：“她们是我的两个老妹妹，跟我相依为命。”我向她们点头致意。
　　巴金领我走进现已兼作卧室的客厅，在这间厅里除巴金坐的一把旧藤椅、一张办公桌和一把木椅之外，还并排架着两张床。有一个小伙子刚从靠门那张床上爬起来，洗漱去了。巴金告诉我说，我们就住在这间厅里。那个小伙想必就是现已成了作家的李晓了。
　　落座后，我说：“巴金同志，真没想到您的气色这么好，身体这么硬朗。”我说这句话没有半点故意宽慰他的意思，确实当时我完全没有料到经过那么多年那么多事情之后，巴金与十几年前完全一样。
　　巴金笑呵呵地说：“老了，老了；不过还好，我倒没有什么大毛病。”
　　“现在您的生活由哪管呢？”我把话题往生活方面引，“我们知道您从解放以来就没有领取过国家工资。”
　　“他们准许我从自己的存款里每月取出150元，我们就靠这个活着。”他没解释“他们”是谁，我也没问。
　　“您现在还到单位去吗？”
　　“我没有单位可去，前些时他们准许我搞点翻译工作，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大部头，费力费时，不过有点事做总比无事可做要好一些，人嘛！”
　　“运动中（指“文革”）没少抄家吧，东西丢失多不？”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抄；我的东西都在楼上书房里，全是书籍、文稿、报纸、杂志。从运动一开始，就把我的书房的门给封了，封条上盖的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大印，谁敢启封？我不敢，造反派、红卫兵也不敢，直到现在还封着呢，封着去吧！”这是巴金同志跟我说的最长的一段话。
　　巴金很认真地问我：“在北京还能见到一些文学界的朋友吗？”我给他说了还能见到的一些作家的名字。他让我说说他们的情况。我想这也许是他最想了解的事情，我比较详细地给他讲了一些作家们的情况，其中有活着的，也有死了的。特别是当我谈到赵树理惨死狱中时，他长久地沉默下来，我发现他的眼角上挂着泪花。过了好大一会儿，他问我：“我们一起去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是哪一年？”
　　我答：“1958年。”
　　他说：“那年赵树理好像是五十岁。不到六十就走了……”
　　1958年在塔什干召开亚非作家会议，我国派代表团出席，代表团团长茅盾，副团长周扬、巴金，秘书长刘白羽，团员有赵树理、谢冰心、许广平、肖三、郭小川、杨朔、杨沫、戈宝权、张庚、季羡林、叶君健、曲波、袁水拍、库尔班·阿里、祖农·哈迪尔、纳·赛音朝克图、玛拉沁夫。代表团分两批经莫斯科转赴塔什干。巴金同志率领我们第一批人员先期到达莫斯科，住入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旁边的北京饭店。所谓北京饭店徒有虚名，服务员一句中国话不懂，就连餐厅菜单上也找不到一个中国字。代表团中几个土八路出身的如曲波、赵树理、杨沫和我之辈，点菜进餐都成了问题。巴金副团长得知这一情况后，他主动为我们“排忧解难”，每天他用俄文给我们几个人写好早、午、晚三餐的菜单，人手一张，到进餐时，我们把他给写好的俄文菜单往餐桌上一放，苏联服务员拿起来看看，点点头微微一笑，就把我们的饭菜给端来了。
　　今天我坐在他的对面，谈起这些往事，他很开心。
　　我告诉他：“当时我们几个人背地里把您叫作是我们的专职俄文秘书呢！”
　　他说：“法文、英文，我还马马虎虎，俄文其实我不行，不过斯拉夫各国语言许多是相同或相似的，连猜带蒙，也能对付过去。”
　　“把您给我们写的俄文菜单保存下来就好了，将来就是文物。”
　　“那倒不一定，也许会被误认为是什么密码暗号呢，那就更麻烦了。”说着他自己先笑了。
　　此刻，已近中午，几缕阳光射进屋来，映照在巴金的脸上，谈得兴致很高的他，愈加显得容光焕发。他向窗外望了望说：“外面是我的一块‘自留地’——小院，我们出去走走吧。”
　　走出客厅，是一方绿地，看得出从前是一个幽雅、清静的去处。巴金坐在这里沐浴清爽夜风，遥望深邃星海，曾经有多少美妙文思生发于此。然而，现在这个庭院已经好久没有经营了，去年留下的枯草还占据着路边墙角。但是春天的信息毕竟已经显露出来，那一片毛茸茸的嫩草，在我们面前展示着特有的娇艳。
　　我忽然想到恰好就在此时此刻，我该向巴金同志告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