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美的秋叶

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

静美的秋叶
张长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有这样的感觉：俄罗斯的文学艺术作品中，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
　　文学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契诃夫的《一个小公务员的死》、《万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则几乎全是。
　　绘画如列宾的《伏尔加纤夫》，列维坦的《深渊》，便是以画美丽风景著称的施什金，那冷冷的色调里也是透着一股子寂寞和凄清。
　　音乐上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柴可夫斯基了。丰子恺先生把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并列为俄罗斯文学艺术“悲哀殿堂的两大柱”，认为“他的音乐的底流，全是深刻的悲哀”。这是有道理的，我的感受也完全如此。
　　初识柴可夫斯基是通过他的传记《我的音乐生活》一书。我为这位作曲家和比他年长的“富婆”梅克夫人那柏拉图式的爱情深深感动。也许就这样“先入为主”地从他的那些给梅克夫人的信中尝到了一点儿甜蜜和一点儿酸楚。此后听他的作品《如歌的行板》、《云雀之歌》、《船歌》、《天鹅湖》……由小到大，直到《第六交响曲》（《悲怆》），老柴的这种忧伤感总是挥之不去。
　　《如歌的行板》自不必说。老托尔斯泰听了也潸然泪下，说“我已接触到受苦受难的人民的灵魂深处了”。《云雀之歌》虽然只是几个短短的乐句，却让我听到俄罗斯一望无际的田野反衬出的小不点云雀的那孤单的叫声；《天鹅湖》的主题让人感受到的，又是如月下波光的那种凄清。这种凄清在《船歌》中尤为明显。一叶扁舟，渐行渐远，那种“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隐逸的惆怅，使听过的人无不为之动情。就是公认为最为乐观、明朗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也不可避免地渗透着柴可夫斯基式的忧伤，更不用说第六交响曲了。那更是一种全息与饱和的悲怆———我找不到准确的词句，姑名之曰“经典的忧伤”。几十年前，一个搞作曲的朋友就曾以一种神秘的口吻和我说：“在国外的音乐会上，每演奏一次《悲怆交响曲》，总有一个人去自杀。”我当时还没听过交响乐，对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从此怀着一种敬畏的心理，始终不敢去听它。倒不是担心自己听后也去自杀，是担心坏情绪影响自己。
　　后来，读了一些美学书、哲学书，当然也听了很多作曲家表达人类各种感情的伟大作品，对喜怒哀乐的感受都不那么浅表了，能上升到一种带点哲学意味的通达。知道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所要表达的是对死亡的一种无奈。在西方音乐中，与死有关的作品不止柴可夫斯基写过，还有施特劳斯的《死与净化》，瓦格纳《恋之死》，拉赫玛尼诺夫《死之岛》，肖斯塔科维奇《第十四交响曲》和舒伯特的歌曲《死与少女》等等，不胜枚举。便是乐曲明亮如阳光的莫扎特，在其最后一部作品《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中，也表现了死亡。每个作曲家都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诠释人类（也是万物）的这一必然规律。仅以莫扎特《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与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作个比较：如果死亡是形如西坠的夕阳，那么在莫扎特眼里是落山之后的那火焰似的红霞。他到此为止。而柴可夫斯基，他也能让你感觉到落日的一点亮色，但更多的似乎是那不可避免的越来越浓的阴影，最后是一片苍茫。结论是，日落之后的黑暗终将到来。几十年前那朋友说，每次听《悲怆》要死人，可能夸张，但如果对死亡没有超脱的看法，听了《悲怆》，那种压抑和不舒服倒是真的。难怪丰子恺先生称《悲怆》是“柴可夫斯基的关于死的音乐”。乐曲开始，第一乐章就可以听出作品的悲剧性主题。从那哀婉的副部似可感知生命在弥留之际对生的依恋之情。然而，阴冷的铜管奏出的仿佛是东正教教堂里那不祥的挽歌旋律，告诉你死亡对谁都一视同仁。它要来了。此后，第二乐章那圆舞曲突然地明亮而美丽起来，颇有莫扎特的味道，但这只是短暂的死之回光反照。很快，它就被像叹息似的音调所取代了。于是出现第三乐章。主部是戏剧性的谐谑，副部是进行曲式的，威武而刚健，显示出生命的最后抗争。当然，死亡最后还是来到了，一声声叹息，一阵阵呜咽和呻吟，颤抖的圆号吹出的是心脏的最后跳动……很多人听到这儿都会脊梁骨发冷。
　　柴可夫斯基告诉他的侄儿达维多夫说，这是他的安魂曲。不幸，一语成谶，就在《第六交响曲》首演后不几天，柴可夫斯基果真去世了，这部完成于1893年10月的作品，被他称为“把整个身心都融进去了”的经典，也成了柴可夫斯基的登峰造极之作。
　　柴可夫斯基之死普遍认为死于霍乱。1896年，英国著名音乐学家大卫·布朗却宣称，柴可夫斯基系自杀身亡。俄国贵族丹波克—佛莫公爵向沙皇亚历山大告发柴可夫斯基与其侄儿搞同性恋，转交信件的是俄皇高级文官尼古拉·毕考节，这人恰恰是柴可夫斯基早年法律专科学校的同学。他担心这极为肮脏的丑闻会使柴可夫斯基声名狼藉，并有可能因此流放西伯利亚，同时也会影响到母校名誉。毕考节遂邀集六名同学到自己家中组成道德法庭审讯柴可夫斯基，劝说和威逼他以自杀———对外则说霍乱———保存自己的名节。柴可夫斯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好喝下了他们送来的砒霜。
　　这位英国音乐学家大卫·布朗的说法自有其根据，是否确实如此，尚有争议。然作曲家的一生并不幸福，这是无可争议的。他生性胆怯而敏感，不善交游；年轻时当教师，生活清贫，只好寄宿于大音乐家尼古拉·鲁宾斯坦家，连大衣都是借人家的。他的一生没有热烈地恋爱过，婚姻是平庸而神秘的。让他真正动情的梅克夫人，却又始终只是精神上的恋人。晚年柴可夫斯基的生活是孤寂和沉郁的。知道柴可夫斯基的上述生平和个性，再听他那些总是充满忧伤的作品也就可以理解了。
　　愚蠢的人容易欢乐，而痛苦往往是很深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悲剧比喜剧更有力量。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施特劳斯父子那些甜得发腻的圆舞曲，两相比较，我更愿意去感受文学艺术作品中慢慢透出的那一点惆怅，一丝忧伤，乃至满腔悲怆。一如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云雀之歌》、《船歌》，乃至这不朽的《第六交响曲》。
　　当生命的孤独、寂寞、痛苦，如小小的云雀，如一叶扁舟，如垂死的挣扎与呻吟，表现为一种空间或时间艺术时，便会产生美学上那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所谓“忧伤美”。英国诗人雪莱称之为“悲愁中的快感”。读罢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掩卷遐思：长江滚滚，大野茫茫，是生离的惆怅，还是死别的悲伤？一种感觉，一种和听柴可夫斯基作品同样的感觉涌上心头。只是音乐比文字更加细腻，更加震撼人心！
　　萧瑟的秋风中一张黄叶飘零了，兀自在草地上轻轻颤抖，偶现殷红，斑驳如血。如果这一司空见惯的现象能引发你对生命的沉思，你便能理解死亡和欣赏如秋叶般静美的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