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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07-28 00:00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第3版()
专栏: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梁希部长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邓子恢副总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彭德怀副总理关于兵役法草案的报告和彭真副委员长关于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我谨就如何实现林业五年计划问题,提出一些意见,请各位代表指教!
森林,能保持水土,保障农田水利;保证供应工、矿、交通、建筑及其他基本建设所需用的木材。如果林业建设跟不上工业、农业及其它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必然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受到影响。由此可见,林业建设是发展国民经济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林业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艰巨的任务,只有依靠有关地区党政领导干部及广大群众大家动手,做好下列各项工作,才能顺利地实现林业五年计划。
(一)进一步加强现有森林的保护工作,特别是防火工作:由于我国森林资源不足,且林木成长期慢,除加紧造林外,更重要的是保护现有森林。几年来,我们在这方面所吸取的严重教训是:要保护好森林,必须在当地党政的重视和领导下,依靠群众,组织群众,不倦地为预防火灾和病虫害作斗争。火,是森林最大的敌人。解放以后到一九五三年止,森林火灾虽已逐步减少,然一九五四年又增加,今年春季更严重。对护林防火工作,有些地区很重视,在党政统一领导下,把防火工作列入农村工作计划之内。每到容易发生山火的时期,各林区省、县、区都有护林防火指挥部;各林区村、屯都有护林队;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都有护林小组,无论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实行严格的分片分段的包干负责制,站岗放哨,互相督促检查,一有火灾发生,立即由领导干部带队前往扑救。在这些地区,积极防火救火的精神,已成为当地的一种习惯和风气。但也有一些地区却麻痹大意,不了解防火胜于救火的精神,对群众护林组织不勤加督促检查,任其自流;甚至某些私有林区,认为私有林不值得加以保护,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这是极端错误的。火灾发生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不少部分是出自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这就不能不促使山区党政严重注意,今后应如何提高警惕,进一步把山区群众严密地组织起来,肃清一切暗藏的敌人。这不仅是护林防火所必须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而且应该看成是当前的也是长期的复杂的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有一些火灾的发生是由于群众烧荒烧垦不慎所引起的。由于我们对群众性的护林组织领导不够,对群众爱林护林教育不够;对护林和山区群众生产利益相结合的方针向基层干部交代不清,部署不周,使烧荒烧垦也成为森林火灾的重要原因,这是极不应该的。大家知道,林区多半是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一旦发生火灾,救火人员不易及时到达,往往造成重大的损失。根据几年来所摸索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今后为了防止火灾,在大片国有林区,除了依靠林区周围群众护林外,国家还必须设立一些相应的专门机构来管理,更应修筑公路干线,添置武装护林部队及警察派出所,配备马匹、汽车,有火救火,无火防火,搜查山林,防止奸特。在平时,护林部队可以修道路,筑了望台,并做抚育更新工作。这样,林区周围防火可以和林区内部防火密切结合。在南方私有林区,人烟较关外稠密,可以采取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的办法,把林农组织起来,实行护林防火,并妥善安排林区生产。冬春两季应禁止烧垦烧荒,在非烧不可的地方,也应指定一定地点一定时间,有组织、有领导、有防备的进行。总而言之,不论国有林或私有林,护林工作是需要大家动手的。
(二)积极进行山区生产规划工作:李富春副总理的五年计划报告中说:“在山区,应该适当地进行统一规划,使农业、畜牧业、林业、农家副业的发展互相结合,发展多种经济,并加强保持水土的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实行了这种规划,才可以解决农、林、牧之间的矛盾,才可以在山区普遍地发动群众造林,才可以充分地、有效地、合理地利用土地,使山区经济逐渐繁荣起来。根据浙江开化、山东平邑、山西平顺等县的规划经验,估计经过二个、三个五年计划,山区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提高二倍以上,而以后的发展潜力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实行了这种规划,还可以避免群众继续滥垦山坡。近来由于粮食增产需要,江西、湖北、浙江等省部分地区,正向山上大量发展耕地。如果听其盲目地无规划地乱垦下去,就会违反水土保持原则,给国家人民带来长期的重大的灾害。因为山上每年耕垦,加上滥伐森林,山土就会丧失覆被,大量地流向河川,把河道淤塞,把河床填高,造成平原农田可怕的灾害。今后为了停止乱垦,在陡坡和水土易于流失的地区应严禁乱垦,在宜垦地区垦荒,也应遵守水土保持原则,同时为了把群众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又必须合理利用土地,把宜耕、宜牧、宜林地区,适当划分。概括地说,必须实行山区生产规划。
我们希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或者再多一点时间,除了少数民族地区及人烟稀少的边远山区外,各省基本上能完成山区生产规划工作。在南方私有林区,还必须结合生产规划,查清森林资源,以便加强对私有林抚育工作的领导。这些山区生产规划工作,必须由党政统一领导,必须由有关部门协同动作,必须在发展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发动群众,必须组织一定的技术力量,就是说,需要大家动手。
(三)继续发动群众大力造林:几年来,各地区依靠群众造林,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以一九五四年为例:群众造林面积,占全国造林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四点四,而在群众造林中,又以合作造林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比重。个别省份如山西、安徽、河北更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造经济林四四四·九万公顷,防护林一五六·二万公顷,总共造林面积达六○一·一万公顷。我们相信,在广大群众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热情下,与互助合作日益发展的基础上,是可以完成而且超额完成这个任务的。
随着合作造林的发展,全国已有了合作造林组织,如林业互助组,林业合作社,农林生产合作社或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等。到今年五月底为止,据十七个省的统计,各种合作造林组织(不是现有的林木合作社)合计已有十八万二千多个。我们希望有关地区党政更积极地领导这些组织,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与提高。尤其是在山区现有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内,都要把造林工作列入常年生产计划,并保证按计划完成任务。这也是需要大家动手的一项工作。
(四)稳步开展封山育林工作:不少事实证明,封山育林的确是消灭荒山保持水土的最有效最经济的办法。五年多以来,各省已因此绿化了许多山区,收到了蓄水保土的功效,还解决了群众一部分的燃料和饲料问题。如山东的沂蒙山区,河北省的涞源县,杭州的灵隐山,自从有计划的封山以后,山坡上长满了杂草和幼树,林子里积起了落叶腐殖质。过去每年雨季山洪暴发,泥沙俱下,现在这种现象已改变,有些地方,被冲毁了的耕地已恢复起来。此外,封山育林以后,可以收果实,采柴火,有的地方还可以养柞蚕,好处多得很。
但,封山育林作得不好,容易和群众目前利益发生矛盾,必须要有适当的办法:(1)要有党政统一领导,通过山区生产规划,把一村或一乡之内的林地、牧地和打柴地合理的加以划分,并建立一些必要的、简而易行的制度;(2)一定要通过乡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3)要经常宣传教育,使封山育林成为一村或一乡的集体事业,必要时,要订立一村或联村公约。这也需要大家动手。
(五)加强对私有林区木材采伐的管理工作:南方地区有很多的私有林,几年来,林农大肆砍伐,不仅年年突破国家收购计划,而且大大地影响了水土保持。如一九五四年全国私有林的收购计划即超过计划的百分之四十。据苏联专家们多次建议,认为南方森林,基本上是水源林。为了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目前只宜多造,不宜多采。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是正确的。因此,如何通过国家的木材收购,来限制林农盲目采伐,把私有林木材生产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这是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之一。要达到上述目的,必须实行下列措施:
(1)要正确合理地调整各地区的木材价格,纠正偏高偏低的缺点,用价格政策逐步引导农林生产纳入国家计划。(2)要向林农宣传国家坚决保护林农劳动成果的政策,只要是他们自己种植的,或在土改时分到的林木,其所有权国家一律依法予以保护,让他们安心经营,不要滥砍滥伐。(3)要实行订约收购。各级党政应根据国家分配的木材收购任务,定出可能生产的采伐计划,提交林区乡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由林农自报公议,定出互助组、合作社与个体林农的采伐数量,不得任意多伐。收购站除照约收购外,还应准备一定数量,收购个体林农的木材。
(4)森林工业机构和林业行政部门应分别对林农在伐木、造材、运输及抚育更新各方面加以技术指导。
(5)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应通过储蓄和信贷的办法,吸收林农游资,从事林业及其他生产。
(6)林区供销合作社应加强对林农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这又是大家动手。
(六)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个问题,在李富春副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的两个报告中都郑重地提出了。在这里,我们犯的毛病甚多,特别是木材工业。虽然木材工业几年来为国家完成了任务,积累了资金,但浪费现象是严重地存在的。这主要表现:在采伐上,不采坏木材,只采好木材,不认真保留母树,清理林场,为迹地更新创造条件,使森林资源大受损失。在基本建设上,房屋建筑标准过高,林区里本来可以盖平房,“烧火墙”的,而东北有些森林工业局偏要学都市的样子,造楼房,烧暖汽;每个森林工业局都有个礼堂,有些礼堂装饰得相当华丽。森林铁路虽然是属于生产性的,但也有些设计标准偏高。买来的机器,有许多没有充分利用。在人员使用上,非生产人员太多,人浮于事的现象很严重;旷工也太多,伊春管理局去年一年旷工数达七十七万个工日,哈尔滨管理局去年一年旷工数达九十九万个工日。在木材保管上,据东北、内蒙十五个贮木场不完全统计,由于保管不善,目前存在贮木场的二百七十二万立方公尺木材中,因虫害及腐朽而变质降等的,有三十二万立方公尺之多。为了克服这些严重的浪费现象,我们正在拟订节约计划,大量缩减非生产人员,并拟订降低基本建设标准、降低造价的新规定。今后除我们严格督促各地林业及木材工业机构厉行节约外,还希望各级党政和各位代表对这些浪费行为严格地加以监督、指责、揭发和批评。就是说,这里也一样地希望大家动手。这几天,大家热烈地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五年的时间,在林业上是很短很短的,中国荒山这么多,树木长成这么慢,大小兴安岭的红松、落叶松要生长一百年到一百四十年才成大材,长江以南的杉木也至少要培养三十年以上才中用。短短五年,做不了多少工作。但五年就是五十年、一百年的开端。今天,我们已吸取了若干经验,发现了无穷力量,认识到了林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从党、政领导机关到群众,从中央到地方,大家一齐动手来建设林业,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五年计划,踏进光明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道路。
陈其尤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彭德怀副总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的报告、邓子恢副总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并决心为实现它们而努力!我同意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所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仅对于我国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对于世界来说,也是具有伟大的作用的。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本身所具的现实性,这个计划是完全可能胜利完成的。自然,在执行中不免有某些困难(如李富春副总理所指出的),但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加上全国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和苏联无私的帮助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支持,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在我国解放之初,美国帝国主义和其他与中国人民为敌的人,曾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新中国在经济方面没有办法而垮台的狂妄想法上。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着我们进行了三年的经济恢复工作,到一九五二年我国国民经济就大部分恢复了战前的最高水平,有的工业部门还大大地超过;一九五三年起便开始了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经过两年多的实践,现在我们更能够在现实的基础上把计划订得更切实,更有把握,把某些重要的工业生产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历史注定了人民必然胜利,帝国主义者和一切中国人民的敌人们有什么力量来阻止历史前进呢?
但在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个胜利都是为我们兄弟国家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衷心祝贺的,因为我们的胜利也就是他们的胜利;而在我国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中,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给予我们积极的支援,更构成我们能够胜利的因素之一。我们尤当以最大的诚恳心情感谢苏联,因为有了苏联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使我国在进行建设中少走弯路。有了苏联长期的无私的帮助,使我们更能满怀信心地完成和超额完成我们的建设计划。
一九五四年的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的国家预算是配合我们国家伟大的经济建设计划的。它们妥善地按照我们的建设步骤,准备了我们的建设资金并规定了合理的开支。一九五五年预算明确地指示了我们每一分资金的收入和支出的关系和每一个劳动时与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也明确指示了我们努力的方向。完成了国家的预算就是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计划的实现推进了一步。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和国家预决算的报告中都特别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问题,这是非常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庞大建设资金,只有从增加生产、节约支出来积累,这是很明白的。可是从过去的检查中,有些资金却给浪费了,这是不可容忍的。我完全拥护李先念副总理提出的对贪污浪费的行为分别给予惩处的意见。又在一九五五年的预算中,用于经济建设及社会福利事业的费用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对于和平的真诚愿望。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造谣诬蔑是不攻自破的。最后我想提一提我在这一次会议前视察中的一两点感想:第一、在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发表之后,听说有人对于农业方面仅比一九五二年提高粮产量百分之十七点六有些怀疑。他们说我国人口的增加率相当大,目前粮食的供应情况比起富裕的国家平均率还少得多,那末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对广大农民生活的改善还是很少的。我认为这看法是不对的。因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对于农业方面的特点是贯彻“组织起来”的方针。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参加合作社的农户达三分之一,并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各种具体形式的劳动互助组织。我本人这一次曾视察了北京附近的国营南郊农场和黄土岗乡农业生产合作社,从那儿了解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比还在互助组时的收入平均增加一倍,而国营农场由于使用机器,其收入又比合作社增加百分之七十以上。这两个农业组织还很年轻,还存在着缺点,改进后当有更大的提高的。由此可见,只有逐步把农业纳入社会主义组织,实行农业机械化,才能增加收入提高农民生活。再则,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农业及其副业总值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三点三,这对于改善农民生活并不是没有重要意义的。第二、许多代表在分组讨论时都提到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行为,这确是一个严重的事实;在沿海地区如广东省,因为接邻港、澳,潜入的美蒋特务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的事实更多。我在视察清河农场劳改工作时也听到去年还有在劳改中的军统特务阴谋组织暴动的事。结合潘汉年及胡风的事件,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敌人的阴谋破坏是十分凶顽的,我们是不能麻痹大意了。为了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不遭破坏,我们一定要严厉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同时还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以提高政治警惕。
我对于常务委员会一年来所作的工作,完全满意。以五十年为期的关于根治和开发黄河的综合规划,是世界上少见的巨大工程,它将变以灾害著名的河流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这是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能有的事情。我完全拥护这个伟大的规划。我提议我们通过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治理和开发黄河的综合规划。
郭孟和代表的发言
我听了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感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真是伟大,我完全拥护,坚决执行。
我是玉门油矿的一个钻井工人,从一九四五年起,我就在那里做工。解放前后矿上的情形,我都很清楚。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是根本不要我国有石油工业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玉门油矿办了十几年,还是破破烂烂。矿上一共只有五部小型钻机,一部钻机每天只能打二十公尺。一口油井至多打到八百公尺深。一年只打六个月。石油工人的生活更苦,反动派把我们不当人。住在戈壁滩上,吃的是冷饭,许多工人都得了胃病,有病也没钱治。
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帮助下,玉门油矿的情形就完全两样了。现在我们已经有大型钻机三十多部,全年都可以打钻。每天打井的进度,也一年比一年提高,今年已经创造日进尺三百七十二公尺的新纪录;并且可以打三千公尺的深井。光是一九五四年一年打的井,就比国民党时代十几年打的井还要多。解放前许多报废了的井,现在也都修好出油了。过去美国技师吹牛:“建设一座达普斯裂炼炉,没有三年不行,没有我们美国人也不行。”解放后我们只用六个月就修成了。我们工人也当了油矿的主人,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现在我们大家都在戈壁滩上的石油城里很愉快地劳动和生活着。
石油的重要,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机械化,都离不了石油。目前我们的石油工业还很落后,产量还远远赶不上需要。玉门油矿是祖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好改建和扩建工作,努力寻找新的油田,努力增加产量,生产更多的石油来支援国家建设。我们油矿的潜力还很多,只要大家动脑筋,找窍门,就可以挖掘出来。譬如一台钻机搬家,过去要用七天,现在只要四天,节省出来的时间,平均可以多打一百多公尺,将来还能够更加缩短时间。再拿钻进来说,现在月进尺虽然已经达到八百公尺,但是同苏联工人用同样钻机月进尺一千五百到两千公尺来比较,还是低的,还能够提高。我们矿上各方面的浪费也相当严重。譬如打钻的时候,只图进尺,不管成本高低,不爱惜油料器材,随便消耗。所以我们一定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替国家节省更多的人力和金钱。我们矿上的青年节约队干得很好,他们每天下工后用一两个钟头的时间,在一个多月内就收回了原油七十三吨,废料三十五吨,青砖九万多块,卵石一万多方。他们给全体工人做出了好榜样。
我们要建设,敌人一定要钻进来破坏。我们矿上也发现过这种事件。今年三月就有一部吊车的电线被反革命分子割断。过去有些人总以为矿上没有什么。其实问题决不是这样简单。麻痹大意就容易给敌人钻空子。我们大家都要提高警惕,时刻留心,清除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决不让敌人来破坏我们的事业。
我一定要把这次会议的精神带回去向全体工人同志传达清楚,并且同全体工人一道,积极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增产节约,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保证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钱瑛部长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富春、李先念、彭德怀、邓子恢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的报告,坚决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
过去两年,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我国工业、农业生产有了迅速的增长,国民经济面貌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国家工作人员的政治觉悟有了提高。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能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密切地联系广大群众,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发扬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创造了许多英雄模范事迹。这就是实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有力保证。
但是,在两年来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也证明了阶级斗争是更加尖锐、复杂和深刻的,这种尖锐复杂的斗争,不仅表现在国内外敌人采取了一切卑鄙恶毒的办法来破坏我们的建设事业,而且还表现在封建残余和资产阶级思想不断向我们机关企业中的工作人员侵袭腐蚀,因而增加了我们建设事业的许多困难和损失,这是值得我们时刻警惕的。
两年来,各级监察机关有重点地集中地检查了某些国营企业中严重的损失、浪费现象。有些部门企业中由于领导上官僚主义和工作人员不负责任,或缺乏计划性盲目采购,或宽打窄用,层层追加计划,致造成物资的严重积压。一九五四年底和一九五五年初八个工业部门监察机关检查了三百多个企业单位,材料积压即达三亿五千万元。有些企业中这种现象至今仍未完全克服。如第一汽车制造厂热电站今年第二季度只需要生石灰十八吨,但在编制第二季度计划时,盲目地编为七千吨,比实际需要量大了三百八十多倍,而这个计划竟为该站的制表、复核、计划科长、供应科长、总工程师、站长等六人层层签章同意,直到供应处计划科审查时才发觉,会同监察室检查纠正。
有些工厂不注意安全设备和检修工作,致造成严重事故。如天津国棉一厂早在一九五一年即发现二号锅炉漏水,修理后仍经常渗水,今年二月起漏水加多,至四月每小时漏水竟达一吨半,工人曾不断反映,但该厂动力科及锅炉车间负责人员欺上压下,任意修改检修计划,长期不予修理,该厂领导上对此亦未检查,致发生爆炸事故,伤亡职工和市民七十七人,其中死亡八人,直接损失财产三十六万九千余元,全厂停工五天,减产棉纱八百九十余件,棉布二万余匹,影响到纺织工业部四月份的纱布生产计划没有完成。
有些工矿企业片面追求产值、产量,忽视质量,不认真贯彻操作规程和学习苏联经验,致出产大量废品,造成很大损失。如最近检查出沈阳重型机器厂一九五四年全年废品达二千八百余吨,净损失一百五十二万五千余元,并影响到八十九个兄弟厂矿的生产建设。
有些国营公司,商品积压、损耗现象亦很严重。今年上半年十七个省市监察厅局检查了四十三个公司,据不完全统计积压商品价值五十二万八千四百四十五元,又有五十七个单位因保管不善致商品霉烂残损,价值五百四十五万元。
粮食部门有些单位,因加工和仓储保管不善,造成粮食损失的情况也是严重的。仅辽宁省监察厅今年上半年所检查的十四个县、市粮食仓库即有生虫的粮食一亿四千余斤,完全霉烂不能食用的粮食一万八千余斤。有些单位由于领导上政治思想麻痹,忽视安全保卫工作,致坏人乘机破坏造成很大的损失。湖南全省一九五五年一至三月份共发生粮食被盗事件三百七十五起,被盗粮食四万六千余斤,失火事件五十二起,烧毁粮食十五万四千五百余斤。
上述许多浪费、损失的造成,有些是由于制度不健全,领导上疏于督促检查;有些则由于工作人员思想作风不纯,严重不负责任;也有的是反动分子的破坏所致。但某些人对这些情况漠不关心或不予过问,甚至有些机关企业的领导干部强调业务繁忙,任务紧迫,对自己工作中存在的许多严重问题,不追究原因,因而对于敌人来自各方面的袭击,不易发现。两年来,许多监察机关检查了又在滋长的贪污盗窃现象。一九五四年工业、商业、银行等八个财经部门监察室检查和处理了贪污案件五千一百多起。贪污人员大多是留用人员或新招收人员,有的是经不起资产阶级的引诱,有的则原系资产阶级分子出身,混入我国营企业中有意行窃的。如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贪污分子徐维珍,原系资本家,混入我国家银行后,大肆贪污,从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后期到一九五五年二月,有据可查者,先后贪污“三反”退赃款项一百一十次,金额二万六千余元,而且他一手贪污,一手明目张胆地在该行存款,历时两年余无人发觉,因为他伪装积极,反而被认为是好干部,受到表扬和提拔。最后由于他自己做贼心虚,突然潜逃,才被捉回破案。又如湖北省某区供销合作社被奸商混进来当了副主任后,又拉进八个奸商和流氓当干部,大肆贪污盗窃,做投机买卖,剥削农民,引起群众极大的愤恨。
两年来,各地监察机关有重点地检查了农村干部执行政策的情况,说明广大农村干部在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增产运动、生产救灾、防汛抗旱、统购统销等各项艰巨的工作中,执行了国家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政策,并一直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和忘我精神领导着广大群众,克服各种困难,和自然灾害及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也发现潜伏在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一方面用尽阴谋诡计破坏我们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另一方面则伪装进步积极,混入互助合作组织,篡夺基层政权,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如山东滋阳县尚彭乡土匪毛德心等数人篡夺了乡政权,勾结地主,敲诈勒索,强奸妇女,陷害乡村干部等,横行不法。再如山东德平县第十区,地主、伪军出身的郑庆祥篡夺了区长职务后,任用有血债的流氓为乡长,包庇反革命分子多人,迫害共产党员和干部,欺压群众。全国监察机关一九五四年处理的违法乱纪分子中,有二千一百九十三人是属于反革命的破坏活动。
由于农村的工作任务繁重,又由于某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只给干部任务,不具体交代政策和作法,任务布置以后,又缺乏深入的检查和帮助,加以某些农村干部作风不好,或者政策水平太低,经验缺乏,往往只顾完成任务,不懂得教育群众,而发生了一些强迫命令的现象。我们对于这些干部,主要应耐心教育,提高其政策思想水平,帮助其纠正缺点、错误。但必须与那些蜕化变质的违法乱纪分子特别是反革命破坏分子严格区分。有些人由于对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缺乏警惕,分不清那些是我们干部在工作中的缺点和偏差,那些是反革命分子有意的破坏,把农村中由于敌人的破坏而发生的许多严重问题都算在农村干部的账上,或者把少数干部的错误和缺点,夸大成为多数干部的错误和缺点,看不见我们广大下层干部的艰苦积极,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各级监察机关对上述检查揭发出来的问题,有的已建议有关主管部门改善纠正,对其中有关人员,错误情节轻微者则令其检讨纠正,违法失职的则分别予以纪律和法律的制裁。但过去两年各级监察机关在工作中还存在许多缺点,有些问题还未能及时进行检查,有的检查以后未能及时处理;有些情节复杂的问题检查得不深不透,有时将由于坏分子破坏而造成的事件,简单地看成为制度不严、领导上官僚主义、工作人员不负责任的一般事件,因而使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坏分子未能受到应有的制裁,也不能取得深刻的经验教训,以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这些缺点,今后当努力纠正。
为了适应阶级斗争新时期的要求,更有效地反对坏人坏事,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必须进一步加强国家监察工作,充分发挥监察工作的作用,提高监察工作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各级监察机关必须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及各有关部门的协助、支持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集中地监督和检查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计划的执行情况。为此,就要不断地提高监察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理论和业务水平,使他们有明确坚定的阶级立场,尖锐的政治敏感,高度的责任心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能够坚决地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及破坏分子作斗争;能够坚决地和官僚主义、铺张浪费、贪污盗窃和违法乱纪的现象作斗争,以巩固国家纪律,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切实执行。
黄敬部长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和李富春副总理关于五年计划的报告。我只就机械工业在执行五年计划中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掌握新技术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国家工业化就是要把国民经济,包括农业在内,逐步过渡到现代化的技术基础上去。现代化生产技术主要是劳动过程的机械化,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因此,要改造各经济部门的生产技术,就需要有大量的、新式的机器装备。
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部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购买机械设备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八。工业投资中约占百分之四十,农林水利投资中约占百分之十七,就是在文教建设投资中也占百分之十,这些说明机械工业在国家建设中担负着重大责任。
我国机械工业的基础很落后,解放以前的机械工厂基本上是干修配活的,即使制造,也只能做些简单的、技术要求不高的机器。解放后,经过把修配厂改造为制造厂,把小厂扩充为大厂,并建设了若干新厂,机械工业的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例如:北京第一机床厂,是由十几个小修械所拼凑起来的,开始只能制造火车添水用的水鹤、小型的水泵等简单产品,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在已经能够大批制造苏联型号的万能铣床了。上海机床厂,在解放前是国民党官僚资本的一个农业机器厂,名义是机器厂,实际上只是替美帝国主义推销剩余农业机器,根本没有制造过什么机器,现在已经是一个制造精密磨床的工厂了。全国机械工业一九五四年的总产值已达一九四九年的十三倍,新型的产品增加了近二千种。目前我们已能制造新式机床七十多种,六千瓩火力发电设备,一万瓩水力发电设备,中速柴油机,炼焦设备,矿山用的勘探、采掘、运输、洗选、破碎和卷扬设备,一立米电铲,铁路机车,中型轮船,谷物联合收割机以及风动工具、滚珠轴承等等。今后三年还要生产和试制一千五百四十多种的新品种,其中包括约一百种新型机床,一万二千瓩火力发电设备,三立米电铲,一千立米高炉的成套设备,载重汽车及轻型拖拉机等等。这些说明机械工业供应设备的能力正在迅速增长,但是,这些发展和国家需要的增长相比较,则还相差很远。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要的机器设备,从数量上说国内只能供应约百分之六十;从品种上说,能供应的比例更少,许多特别大型的、特殊精密的和复杂成套的设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还不能制造。此外,我们能够制造的产品,有些在质量上也还未能达到标准,例如有些机床达不到规定的精度,有些动力机械达不到应有的效率,有些厂因为产品质量不好,经常派人到各地去修理已经出厂的产品。
产品品种少,质量差,这就是机械工业当前的根本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技术落后。
第一、技术基础落后。要制造现代化的机械产品,必须有一定的技术装备。制造大型产品,需要大型设备;制造精密产品,需要精密机床。大量生产复杂而精密的产品就需要许多专用设备。几年来,现有企业虽然增添了不少设备,但制造特别大型的、特殊精密的产品仍有困难。例如,一套轧钢厂的一千一百五十公厘的初轧设备全部有十几万件零件,这些零件中大件很多,其中最重的零件重达八十吨,铸造和锻造这些零件就要有很大的铸钢车间和重型的锻造设备;加工这些零件,还要有一套特殊的重型机床,因此要成套生产这种产品就要建设新厂。
第二、技术力量薄弱。特别是高级技术人员和高级技工,不仅数量少,而且工种不全。因此很多应该建立的技术机构建立不起来;新建的大厂要求有很多的工程师,我们配备不齐;现有工厂的许多技术问题也得不到及时的解决。新厂设计和产品的设计,大部要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自己目前还不能独立进行比较复杂的设计。在工艺上,很多先进加工方法,像精密加工、电焊、大型锻造等等,运用起来都还有困难。
第三、在生产中还存在着落后的修配习惯。这几年在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派遣的专家直接帮助下,学习了一些先进经验,生产的组织与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在建立正规的技术制度,改变旧的修配习惯上,各工厂做到的程度还很不平衡,要把这项工作普遍彻底做好,还要作很大的努力。目前有些产品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技术文件,或者有了技术文件也还缺乏必要的规章和制度来保证贯彻。有的产品虽然有图样、有标准,也没有严格地按照图样和标准制造,对工艺过程及所应当使用的机器、工具、材料及操作方法等缺乏统一和严格的规定,有的虽然有了规定,也没有认真贯彻。有些工人仍习惯于老办法,一个师傅一个传授,各有自己的一套操作方法。在检验上,也还缺乏明确的检验标准和严格的制度。这样,做出来的零件就不可能精确,最后装配时只好大的改小,小的扩大,用所谓“对号入座”和锉、刮、敲、打的办法装在一起,这样做出来的机器,质量当然好不了。
机械工业的这种技术落后状况,显然是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的。不建立一个强大的机械工业,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独立地发展国民经济,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把发展重工业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并强调发展机械工业,是完全必要的。李富春副总理在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提高工业技术水平,是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的一个基本条件,我们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克服机械工业的技术落后状况,才能使机械工业强大地发展起来。
克服机械工业的技术落后状况,要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方面要在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技术援助下建设一批新的现代化的工厂,以根本改变机械工业落后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还要对原有工厂进行技术改造。
五年计划中,机械工业将建设一批新的工厂,这些工厂都是用最新技术装备起来的,建成后,将大大改变机械工业的面貌。这是克服机械工业技术落后状态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新工厂建成以后,关键问题是掌握新技术问题,掌握了新技术才能制造出合格的产品,发挥工厂的生产能力,达到工厂设计的要求。要掌握新技术,首先,在开工前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国外设计的厂,当各种技术资料到厂以后,就要迅速组织翻译,认真学习,而后以这些资料为根据,进行各方面的具体准备工作。如人员、设备、工具、材料、厂外协作等。这些准备工作,都要依照技术资料中所规定的条件,在开工前准备齐全。其次,要进行试生产:考验设备、工具、材料等是否符合要求,校对各种技术文件,并教育职工熟悉和掌握新设备、工具及操作方法等。在试生产中从零件到成品都先要求按规矩做成(达到质量标准),然后要求做快(达到技术定额),直到所有过程都被掌握了,才算完全掌握了新的生产。
在掌握新生产过程里,最要紧的就是必须规规矩矩地按照技术文件的规定办事,要向职工反复进行教育,必须坚持学会新技术,遇到困难要积极克服,不能随便更改规定,必须遵守工艺纪律,只有养成了这样的正规的生产习惯,才能给以后正式生产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果在这时候马虎凑合留下一个坏根子,以后再改,就困难了。可是我们在这方面是有缺点的,过去对掌握新生产缺乏明确的认识,有的同志以为能够做出一两个合格产品就算是掌握了新生产了。但是,这一两个合格的产品是怎样做出来的呢?它是用不正规的办法,在浪费很多工时和材料的条件下凑出来的。这一两个成品虽然可以勉强合格,但一到正式成批制造就不行了。已投入生产的风动工具厂,就曾经忽视了这一点,他们不认真学习和贯彻苏联设计的资料,仍按自己老一套的落后习惯办事,后来虽然纠正了,但是已经走了一段弯路。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当然,在试生产的过程中,会遇到技术文件上的要求有些和我国具体条件不相适应的情况,不得不做一些必要的修改,例如,有些材料国内一时还不能生产,就要采用代用材料,材料一变,加工的方法等也要跟着改变。但是这种修改决不可轻率,只有在确实有必要时才可以改变,而且一定要经过严格审查和批准。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投入生产的新工厂还不多,满足国家需要主要还依靠原有工厂的生产,而且培养技术力量和积累技术经验,也都要由原有的工厂担任。因此,对原有工厂进行技术改造,也是改变机械工业技术落后状态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不能只注意建设新厂,而忽视了原有工厂的改造。
根据这几年的经验,原有工厂的技术改造,主要要做好以下几个工作:
第一、明确企业的专业发展方向,组织专业化生产。目前有一部分企业的专业方向还未确定,或者有了专业方向,还没有组织专业化生产。因此在这些厂里通用的设备多,专用设备少,专门技术问题解决不了。生产效率很低。企业的专业方向不肯定,就不能有计划地考虑产品发展的顺序,因此技术发展缺乏方向。不组织专业化的生产,就不能按产品特点合理地组织生产过程、配备专用的设备和工具,也无从积累专业的设计与制造经验和培养专门的技术人员与工人,这样,就大大地阻碍了技术水平的提高。因此,明确企业的专业方向和组织专业化生产,是旧企业进行全面技术改造的一个重要前提。各工厂的专业方向必须根据国家需要的情况,结合各厂的具体条件,进行全面的安排和决定,不然就会使生产和需要不能适应。
第二、要根据企业的专业发展方向,适当补充必要的设备、工具和试验、检验仪器等;对旧有的设备要充分利用,应进行检查和修理,提高其效能,恢复其精度,使现有企业有可能生产更多的和质量更好的产品品种,充分发挥生产能力。
第三、要通过新产品的试制和老产品的技术补课,建立起现代化的、正规的生产技术秩序。试制新产品一定要准备好图样和必要的技术文件,在这些文件中应规定产品的技术条件,加工和检验的方法,以及使用什么设备、工具、材料等,并且要经过试制把上述的图样和各种规定加以鉴定,然后规规矩矩进入正式生产,要严格执行生产中的检验工作,不合格的产品不能出厂。继续生产的老产品,也要比照新产品的办法进行技术补课。
此外,应重视群众在技术上的创造,不能因为要按规矩办事,就忽视了它。应当有领导地组织合理化建议工作,发挥群众智慧,以解决技术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对群众创造应经过科学的鉴定和总结,然后加以推广。
为了掌握新技术还要注意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培养技术力量
培养技术力量要靠两方面,一方面是从学校训练。目前,各级技术学校的架子都已经搭起来了,今后毕业学生的数量是会逐年增多的,但一般质量还较差,需要注意提高。另一方面要发展业余教育。苏联经验证明,这是培养工业人材最有效的办法。在我们目前转业干部多,工人提拔的干部多、新工人多的情况下,业余教育更加重要。
第二、培养独立设计能力和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目前我们的工厂设计和产品设计,极大部分是依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但是我们不能长此依赖下去,今后要建设更多的新厂,要制造更多的产品,并要适应我国资源特点与特殊的需要进行专门的设计,这就要求我们有独立的设计能力;而独立的设计又要建筑在试验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同科学院及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的联系,并积极建立与健全部内的设计和工艺研究机构,开展技术研究工作。以上就是我们为了掌握新技术所要做的主要工作。进行以上工作,我们首先要充分估计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援助的作用。他们不仅帮助我们设计新厂,供应重要的设备,培养和训练人材,供给宝贵的技术资料,并且派遣他们最优秀的专家来具体指导我们工作,这是我们克服技术落后的一个最有利的条件,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个优越条件。其次,掌握新技术不能孤立进行,必须和企业中各方面的工作相结合,特别是要同改善管理和增产节约工作,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相结合,才能保证我们任务的完成。
在我们的工作中困难是不少的,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本着毛主席的指示:努力学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虚夸和骄傲,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给我们的任务。
蔡廷锴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和李先念副总理所作的“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反映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要求的,是以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的,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亦即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制定的。这是一个伟大空前的经济建设计划。这个计划自一九五三年起已经胜利地实行两年了,而且在过去两年实践中已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因而就更加保证了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定会胜利的完成和超额的完成。我对这个计划表示衷心的拥护,并将尽我的一切力量来贯彻这个计划的实施。
我深深地认识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是要建成为一个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心任务,必须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优先发展重工业,更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地指出了这一正确的方针,强调了这一正确政策,这对全国人民在思想认识上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和鼓舞。我们的革命导师列宁一再地指示说:“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很显然,没有重工业我们就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在现代技术的基础上来改造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
第一个五年计划也详尽地说明了关于如何解决小农经济同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同时也详尽地说明了关于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这些说明和规定,正显示了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多么全面多么正确的一个伟大的经济建设计划,这一伟大经济建设计划的实行,标志着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前途有无限的光明幸福和美好的远景。
我们伟大的祖国在解放后的短短三年中,胜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我们才有优越的条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在工业建设方面有了许多显著的成绩,现在我国鞍山钢铁联合企业的改建和新建是日在突飞猛进中;钢铁产量的迅速提高,大大地改变了钢铁工业的面貌。在机器制造工业方面,已经建成或正在新建的工厂有重型机器厂、机床厂、电线工厂、汽车工厂、火车头工厂、拖拉机工厂等等,建设规模都非常巨大。此外,煤炭、电力和石油工业的发展都有惊人的成绩,例如阜新海州露天煤矿生产完全机械化,电铲开挖一下就是五万斤煤。东北的超高压送电线有七百多里长,可以充分供应许多工业城市和厂矿企业的电力需要。玉门石油矿的产量空前增加,一九五三年比一九四九年的产量就增加到接近两倍半。这些说明了我国重工业的基础已逐步地稳固地建立起来了。与重工业发展的同时,我国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也相应地发展。农业、手工业也分别组织起来走向合作化的道路。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利用、限制和改造的途径,也逐步走向国家资本主义化了。在商业方面,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的发展,保证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政策的实施,保证了市场的稳定。由于以上一切建设事业的飞速进步和显著的成就,几年来就使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不断地相应地改善和提高。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良好开端,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前两年执行的胜利果实,因而获得了全国人民一致的信任和颂扬。同时,反映到国际方面,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和和平外交政策是日益得到各国人民的赞美和同情,影响日益扩大,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这几年来,我曾多次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和世界和平大会,深深感觉到,世界各国人士对于我国一天一天有了正确的认识,并一次一次不同地表示了他们的友谊和深厚亲切的倾向。当然,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同志朋友们,对于我国的建设成就更是十分欢欣和鼓舞的。
李富春副总理在报告中曾指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那一方面的任务,都是很艰巨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在原来生产力薄弱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工作,是不能够不遇到困难的。我们的工作是十分紧张的。在过去的两年多中,我们已经克服了许多困难,完成了许多艰巨复杂的工作任务,但今后我们还会遇到各种困难,工作任务也将更艰巨更复杂。”这说明了我们今后三年的工作任务是比前两年更艰巨更复杂,所遇到的困难也必然不会少的。因此,我们决不能满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前两年胜利执行的情况和所表现的成绩;我们还要精神百倍更加努力地为今后三年的工作任务,作艰苦不懈的奋斗,这样,我们才能全部完成五年计划。我们在过去两年工作中应毋庸避讳地说是存在了一些缺点,也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在基本建设方面、特别是在非生产性的房产建筑方面就有很多很大的浪费现象。在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方面,也或多或少地发生了一些偏差。这都对国家对人民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也对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加上了若干困难。不过我们是及时发现了缺点,就及时纠正缺点;及时发现了偏差,也就及时纠正偏差,因而我们在工作任务中通过及时检查工作和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的办法,才能不断地提高和不断地前进。
本年二月间,我曾到广州,列席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我听到了地方行政首长的报告,以及亲眼所观察的事实,我认为广东省近两年来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有很大的进步和发展。过去在土地改革时对华侨家属的一些偏差,以及在粮食征购中的个别缺点也都进行了检查和纠正,因而广东省的人民对于地方政府的措施是热烈拥护的。我希望在广东方面的工作干部,今后更进一步地秉承中央的意旨,根据五年计划的规定,继续努力,完成今后的工作任务。
我在大会上听了李先念副总理所作“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其中指出了我们的国家由于实现了一九五四年的预算,在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和巩固国防力量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而一九五五年的国家预算的实现又将使我们在这些方面得到进一步的成就。因此,我感觉到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和鼓舞的报告,我们必须保证和一九五四年一样,胜利地来实现一九五五年的国家预算,这样做对于我们完成五年计划的任务是有极大好处的。我完全同意目前全国各地正在深入地贯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厉行节约的指示,以及展开群众性的反浪费斗争。只有这样,才能结合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来保证一九五五年度我们国家预算的完全实现,从而也保证了五年计划特别是一九五五年年度计划的胜利完成。
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展中,我深刻地认识到实现五年计划是一种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内外敌人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是不会甘心于死亡,是必然要作疯狂的垂死的挣扎。最近天津、广东所破获和判处的美蒋特务案件,以及其他各地破获的反动会道门案件,证明敌人正在千方百计地向我们进攻,破坏我们的建设事业。胡风反革命集团就是这样用隐蔽的、伪装的方式方法打进到我们内部来的敌人。我们必须提高政治警惕性,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击破国内外敌人和反革命分子对于五年计划任何形式的破坏行动。最近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是全国人民在同反革命阴谋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的胜利。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伟大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为了保证这一伟大的五年计划的实现,为了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成,我们必须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忠实地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全国人民应万众一心,团结起来,共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王一伦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全同意李富春、李先念、彭德怀、邓子恢各位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并建议大会予以通过。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地区之一,并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论在基本建设、工业、农业和林业生产方面,都担负有重大责任。几年来,我们在工业建设上虽然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缺点仍然很多。李富春和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在报告中所说的工业建设中的问题,在黑龙江省都是存在的,对黑龙江省某些单位的浪费现象的批评也是完全正确的。今后我们一定加强领导与监督,保证国家工业建设任务的顺利完成。
李富春副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克服农业的发展过分落后于工业发展的矛盾,是五年计划的一个重大任务。我们深深地感觉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黑龙江省在农业方面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黑龙江省土地面积广阔,现有已耕土地约九千七百五十万亩,还有可耕地近一亿亩;现有耕地土质肥沃,交通便利,水源充足,气候、雨量均适宜于多种作物生产,因而粮产丰富,商品粮占总产量一半;如果可耕地得到全部开发,更可为国家增加相当于黑龙江省现有耕地面积的良田。由于地广人稀,耕作较粗糙,加以小农经济仍占优势,大片荒地尚未开发,因此,农业生产潜力很大。我们有信心,保证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为我省规定的农业增产指标和农业合作化指标的胜利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
五年计划报告中提到农业的合作化、农业的增产措施、农业的领导等问题,同样是黑龙江省农业方面的主要问题。去年挂锄以后,黑龙江省农业合作化运动有很大的跃进,参加合作社的农户由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六。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基本是正常的、健康的,百分之九十五是巩固的或可以巩固下来的,绝大多数是能够增产或经过努力可以增产的。目前合作化运动中的主要问题是:自愿互利政策贯彻不够,在入股投资、马价、地租、农具和粪肥作价等方面对中农利益注视不够,另方面也还有某些排斥贫农的现象;在领导上,重社轻组,对合作化运动的方针政策的宣传还不够深透;部分生产合作社骨干较弱,个别社领导不纯。这些缺点,是同领导机关深入下层差、具体领导不够分不开的。黑龙江省宜于耕种而尚未开垦的土地较多,有计划地开垦荒地确实是增加农业产量的重要途径。
一九四九年以来,黑龙江省采取农场开荒、移民开荒和农民就地开荒等办法,已经开垦了一千三百五十万亩,并有组织地安排了移入农村人口五十万人,对农业增产起了一定作用。李富春副总理报告中提到,国家从缩减非生产性建设的支出和行政机关的经费等方面所节约的资金,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用之于荒地的开垦,我们完全赞成这一措施。关于移民开荒问题,根据历年经验,必须进行周密的准备工作,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相反的,农民自流流入,则问题很多。今年山东向黑龙江省移民一万户,思想与组织准备工作都较充分,工作顺利,移民安心生产,当地群众满意,希望今后在这方面仍能继续得到有关省份的密切协助与合作。
根据黑龙江省情况,改进农作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有很大的可能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农业增产任务绝大部分还需依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完成,增植玉米、水稻、薯类等高产作物是增加粮食产量的重要措施。
黑龙江省国营农场很多,这是发展和提高农业生产的极为有利的条件。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大规模的现代化的国营友谊农场,在苏联专家的热忱指导帮助下,已经超额完成了今年的开荒与播种计划,干部和职工的工作学习热情都很高涨。我们一定要加强对国营友谊农场及其他国营农业的领导,保证办好这些农场,提高生产,积累经验,培养干部,充分发挥其示范作用。
黑龙江省森林面积广阔,林源丰富,在木材生产上有很大的重要性,对保持水土、调解雨量、含蓄水源和保障农业发展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为保证完成黑龙江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农业和林业上所担负的任务,必须大力加强对于森林方面的工作。
为完成合作化运动和农业生产任务,必须加强地方党政对于农业生产的领导,经常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克服缺点,反对命令主义和改进干部作风;必须根据中央精简编制的精神,从领导机关中精简出一部分较强的干部去加强下层和县一级的领导力量。
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提高政治警惕,防止和粉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去各地视察了解,近年来反革命分子、一般刑事犯罪分子、一些地主和富农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设采取了各种手段进行破坏。有些国家机关和企业工作人员,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认识极为不足,错误地认为黑龙江省已解放十年了,已经镇压过反革命分子,因而存在着严重的麻痹思想。有些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放松警惕性,应审查的不审查,应严办的不严办,致使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给工作上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因此,无论在工厂、矿山、农村、林区和机关,都必须时时刻刻地提高革命警惕性,纠正对于反革命活动熟视无睹的倾向,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我们坚决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积极勤劳地谦虚谨慎地工作,我们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定能够胜利的实现!
王任重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五年计划这是全国人民奋斗的一个伟大纲领,我们知道五年计划上所规定的数目字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在长江上将建设起第一座雄伟的大桥;在黄河上将建立起巨大的水电站;在武汉、包头将建设起巨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许多荒地将开垦成良田;我们要自己来制造飞机、汽车、拖拉机、火车头和各种机械设备。正像列宁所指示的,我们要从穷苦的庄稼汉的马上,跨到巨大的机械工业的马上去。为了这样极其伟大的事业,我们人民是不会吝惜自己的血汗和精力的。我们的国家日益繁荣富强起来;我们人民的生活每年都有所改善。我们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展是十分高兴的;但是国内外的敌人则是很不高兴的。敌人对我们的事业是仇视的,他们的破坏活动是疯狂的和鬼计多端的。在农村中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和一些反动的地主、富农分子,除了谣言惑众,破坏生产,暗杀干部,制造暴乱等罪恶活动之外,我们还发现了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篡夺乡村党、政领导权力,肆行反动统治的情形。湖北省黄梅县的福胜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个乡土改时,发动群众不充分,镇反不彻底,两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刘振声(国民党情报站长)刘钦明(国民党宿松县法院书记)和恶霸地主卢仲威逍遥法外,为所欲为。在他们的指使下,派遣反革命分子张木香,坏分子卢作楫伪装积极,先后打入党内,由于区干部的官僚主义、麻木不仁,为卢作楫、张木香的伪装积极和挑拨离间所蒙蔽,竟让卢担任党支部书记,张担任党支部组织委员。他们在夺取了党支部的领导权力之后,就将原任财粮委员撤换,把伪营长刘文宗的侄子刘国香提升为财粮委员,把反革命分子洪如卓提升为民兵分队长,把流氓懒汉洪丙奎提升为生产委员,把小偷洪云阳和伪军排长张金水提升为治安委员,这样,就在反革命分子刘振声、刘钦明、卢仲威等人的幕后指挥之下实行着反动的统治。
卢作楫(小商人出身)曾利用副乡长的职权,包庇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地主。一九五○年宿松县公安局派人到该乡逮捕反革命分子刘钦明,卢欺骗来人说:“刘钦明已死,”致未能逮捕归案。该乡恶霸地主石柏生土改时畏罪逃亡江西,卢给他写信证明:“是小土地出租者,不是地主,并无罪恶。”
张木香流氓成份,从一九四一年任国民党情报站副站长,密报我军情报,并曾勾结土匪杀害我革命同志四人。张木香混入党内之后,当上了信用合作社主任,给反革命分子刘振声贷款十四元,救济款四元七角;让恶霸地主卢仲威代收公粮尾欠二百斤谷以饱私囊;一九五三年支持卢仲威霸占农民胡生荣荒山一块;包庇富农卢柏愿少卖余粮五百斤,评供应时又给了他二百五十斤;对贫农则仇视打击,少发贷款,少给供应粮,罚贫农洪火苟六桌酒席(说洪盖屋压了公有地基);指使日伪时镇长洪孔壁打符过阴,闹神闹鬼,造成群众恐惶,组织假互助组,如刘振声、张木香等人组成的互助组,是原国民党情报站长、副站长和三个情报员组成,群众称之为“情报组”。他们经常威胁群众,打击积极分子,欺上压下,作恶多端,说什么:“党的决议,谁敢不执行。”转业军人王均海被逼自杀(遇救未死),该乡农民群众敢怒不敢言,暗地议论“党根扎错了,革命革假了。”“别的乡是共产党领导,咱乡还是国民党统治。”群众的眼睛是亮的,黄梅县委派了一个工作组到该乡,深入地发动了群众,终于完全查清了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活动,把卢作楫、张木香开除党籍,送法院处理,逮捕惩办了反革命分子刘振声、刘钦明、恶霸地主卢仲威等人,群众反映“这一次才真正翻了身。”
像黄梅县福胜乡这样被反革命分子或反动势力篡夺了领导权的乡,并不是个别的,这些地方是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据点。闹“神水”,闹“仙女”,闹骚乱,闹土匪,逼死贫雇农,杀害干部,多半发生在这些地方。有些较好的乡,也往往有子(自然村)被反革命分子或反动分子操纵着。为了保障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坚决地再给敌人几次打击。要派出强有力的工作组到落后乡以及落后村(塆)去深入地发动群众,把改造落后乡与镇压反革命的工作结合起来进行。我们在挑选乡村干部时,必须注意挑选那些成份纯洁,历史清白,具有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工作积极,斗争坚决,联系群众的先进人物;不要被伪装的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所欺骗。反革命分子刘振声指示张木香说:“你误点把工没关系,我负责,我的事情你晓得,将来要变天,我负责。”他们的具体办法是张木香开一次会,刘振声的“互助组”就给他记十分工。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和一些反动的地主、富农分子正在采取各种办法,向乡村的党组织、政权组织和互助合作组织里钻,有的地方已经钻进来了;也有的是采取“拉过去”的办法,有些反革命分子和反动的地主、富农分子,让他们的老婆、女儿和干部通奸或结婚,请客、送礼、送钱以收买腐蚀干部。金钱美女是敌人向我们进攻的一种危险武器,我们必须加强区乡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提高阶级警惕性,整顿与纯洁党的组织,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我们知道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不会不遇到许多困难的,社会的敌人和自然灾害是两种困难的来源,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工作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麻痹自满,这种错误常常给敌人以方便,给自己造成困难。只要我们去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去掉麻痹自满,提高政治嗅觉,更好地动员和团结人民群众进行斗争,则一切困难都会被克服的,敌人的阴谋诡计都会被粉碎的。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定要完成,也一定要争取提前和超额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必将扫除一切障碍,摧毁一切腐朽势力,我们人民一定要建设起自己美好幸福的生活。
许杰副部长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和拥护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和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一)
 在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地质工作,除了必须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必需的矿产资源以外,还要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需要作好准备,而在某些矿产方面还需要考虑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需要。因此我们的地质工作是需要加倍努力的。以地质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各年的地质勘探工作量的百分比来说,如以一九五二年的地质勘探工作总量作为一百,则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一九五七年的工作总量就为三千八百六十,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一百零八,简单地说,就是平均每年都要比上一年增加一倍的工作量。我们的地质工作就必须以这样的速度前进,并在前进中不断提高工作质量,才能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要求。
在五年计划的头两年即一九五三及一九五四两年中,地质部的勘探工作在提交矿产储量方面,已基本上完成了该两年的计划任务;在铁、锰、铜、铅、锡及煤等主要矿种上探明了相当大的储量,为国家的钢铁企业提供了必需的矿物原料及燃料,并在有色金属方面建立了新的巨大的矿物原料基地。除矿产勘探外,一九五四年还组织了大规模的矿产普查工作,找到了一些煤、铬、钼、铅、铜等矿产。两年中还进行了重要的流域地质勘察和各种水利工程的地质勘察工作,为国家的巨大建设工程的设计提供了必需的地质资料。
五年计划头两年的工作成果是值得我们欣慰的,但我们决不能以此自满。上面谈过,为着适应国家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我们每年计划的工作量都要比上一年的增加一倍,因此五年计划的后三年即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七年的任务是更加繁重的。目前正在进行勘探的重要产地将陆续勘探完毕,必须寻找大量的新的后备产地,以保证矿产储量的持续上升。煤、铁、锰、铜、铅等矿产,除了需要继续增长储量外,还必须为工业企业的合理分布建立新的矿物原料基地。至于在工业上所必需的其他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及金刚石、石棉等,以及农业上所需要的磷灰石、钾盐等等矿产,有的工作做得很少,有的尚未开始工作,也必须积极组织力量,加强工作,尽速地取得储量。由地质部担任的天然石油和人造石油方面的资源勘察工作,目前仅是开始,还急待加强。这些重大的工作任务,都需要我们今后加倍地努力来完成。
(二)
为着更好地完成我们的任务,必须大力解决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其中最主要的是下列几点:
第一、地质工作的各个环节不能互相适应。作为勘探工作先导的矿产普查工作还不能适应勘探的进度,因而不能及时地为勘探提供后备矿产地。大量的群众报矿和已知地点,还没有力量进行广泛检查,同时作为普查先导的区域地质调查还没有大规模地开展,以致矿产普查缺乏可靠的地质的根据而影响普查的进行;大地、地形测量工作则又远远落后于普查及区域地质调查的需要。工作的各个环节像这样不相适应的情况,必然会严重地影响到工作的进度和质量。
第二、经济核算观点及计划观点薄弱,管理工作不严,浪费现象严重。首先是各项技术规范及各项技术经济定额目前还不够齐全和统一,对已有的规范及定额执行得还不够认真,勘探设计不够全面,有时违反程序,造成返工浪费;有的钻探工作盲目追求数量,忽视质量,以致报废。设计预算制度、财务监督、技术管理及生产责任制只是开始建立,尚待大力贯彻。劳动组织与工资制度尚有不合理的现象,因而劳动生产率尚未得到应有的提高。基本建设上存在着铺张浪费的风气,甚至有的野外工作队对于临时性的建筑也抱着向城市看齐的思想。
第三、对苏联先进科学及先进经验学习不够,技术及理论水平不高,科学研究工作尚未大力开展,还未能对普查及勘探工作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几年来在苏联专家热情的帮助之下,工作水平一般地有了提高;但由于对苏联先进经验的学习不够全面和系统,我们目前的技术水平和理论水平还不能满足国家建设日益增进的要求。
第四、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对于广大职工和技术人员的思想教育还不深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尚未受到严格的批判和纠正;主观主义和各种唯心主义的思想还没有受到充分的揭发和批判,以致影响各项工作的进展和工作水平的提高。(三)
为着改进工作,我们必须针对上述工作缺点,努力贯彻下列各项措施:
第一、除须尽可能地继续扩大已有勘探矿区的外围外,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开展系统的矿产普查、检查工作,发动群众报矿,充分发挥各省工业部门和地质勘察的力量,以求迅速发现大量的石油、铁、煤、铅、磷灰石以及各种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地,并进行勘探工作,以保证矿产储量的持续上长。为使普查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必须加速地开展区域地质调查及大地、地形测量工作。与此同时,必须加强地球物理探矿及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工作,使各项工作能够互相适应。
第二、必须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对已积累的资料加以综合的整理与分析,结合野外勘察,把各种矿产的类型、成矿及分布规律认真地加以研究,以发挥科学研究工作对矿产普查及勘探工作的指导作用。第三、贯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进一步制定和修订各项技术规范及技术经济定额,改善劳动组织与工资制度,加强设计预算及经济核算制度,严格财务监督,提高管理工作水平。第四、为着继续壮大地质工作的队伍,必须加强学校教育与在工作中培养干部的工作。与此同时,必须继续加强在职干部对苏联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有计划地采取干部训练班、业余学习及总结工作等方式,以提高业务水平。第五、认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批判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在干部中特别是在技术人员中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工作态度,提高干部的政治警惕,严防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在我们祖国辽阔的疆土上,形成各种矿产的各种地质条件是充分地具备着的。所有形成沉积矿床、岩浆矿床及变质矿床的各种地质条件,例如,发育完整的各地质时代的地层,代表各地质时代岩浆活动及地壳运动的各种性质的火成岩体及各种地质构造型式,都在我国有广泛的分布。而事实上,从全国已知的矿产地来看,各种金属和非金属矿床的各种类型,在我国也是已经找到了很多的。所有这些情况都显示我国的矿产资源是丰富的。即以石油来说,在我国的西北、西南等地区有宽广的盆地,其中已到处发现油苗及宜于产油与储油的地层与地质构造;华北平原及东北松辽平原亦曾发现油苗。虽然石油地质是十分复杂的,但我们相信今后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工作,必能在我国找到比目前更多更大的石油产区。总之,在过去短短几年中的勘探工作已探明了巨大的矿产储量;今后的继续努力必能为我国的矿产资源开辟更广阔的远景。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及全国人民的支援和苏联专家的热情帮助之下,通过全体地质工作者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能在矿产资源方面获得有力的保证的。
乐松生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彭德怀副总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的报告,以及彭真副委员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是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一件大事。实行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是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大步骤,其目标就是要将我国通过几个五年计划以后建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全国人民一致的愿望和要求,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我们才有实现这伟大计划的可能。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把它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才能按照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有计划、按比例来发展国民经济。北京市几年来在党政领导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贯彻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已有显著的成绩。在工业方面,公私合营企业一九五三年原有九户,一九五四年又发展了二十三户,其产值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已由百分之三点三增加到百分之四点九六。一九五四年国家对私营工业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的总值,在私营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已由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五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一。公私合营企业由于社会主义成分在企业内部居于领导地位,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一般在改进技术、增加品种、提高质量、产量、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进。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公私合营企业的优越性,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走上这条光明的前途。为了改进私营工业的落后性,一九五四年曾在政府领导、职工协助下,在三百多家私营工厂中,展开了增产节约运动,对提高质量、降低成本、节约原材料、按期按质按量完成国家加工订货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收获。如全市四十九户私营织布厂在增产节约开展一个多月后,甲等品产量提高了百分之五点六,能达到公司质量指标的亦由三户增加到二十户,增加了资方经营信心。今春政府又按照中央指示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对私营工业的生产和经营进行了安排,协助解决了八十余种原料的供应问题,调整了八十五种产品的工缴利润,增加了任务,改进了成品验收手续等措施后,私营工业的生产已基本上得到了维持,还有了一定的利润。在商业方面,一九五四年初,约有七百户经营主要商品的私营批发商,由于市场情况起了重大变化,不能继续经营,政府根据他们的要求,作了妥善的安排;一九五三年以来,国家先后实行了粮食、油料和棉布的统购统销。这些行业的私营零售商大都给国家经销、代销,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同时对其他零售商亦逐步按行按业使它们走上经销、代销、批购零销、代批等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截止一九五四年十月,全市私营零售商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已占全市私营零售商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三强。这些“代销”“经销”的私营商业,因为已纳入国家经济计划的轨道,货源及销路问题均能得到适当解决,营业情况较为稳定。今春各有关国营公司曾对私营商业的货源和营业额方面予以适当照顾,贯彻了统筹安排的方针,扭转了一部分私营商业的亏累现象。为了改善私营商业存在的各种缺点,在去年冬季曾对全市七百户的私营商业,推动了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减少了浪费,建立了必要的制度,为走上经销、代销准备了条件;目前正进一步在私营商业较大户中继续开展改善经营管理工作,以降低商品流转费用,服从国家计划,改变经营作风为主要内容,并在绸布业中实行并店合营的工作。
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正如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仍有一些资本家,对社会主义改造抱着消极态度,其中有些人还在进行宪法所禁止的‘危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的非法行为,用更巧妙的方法重犯‘五毒’;有些人甚至抗拒或破坏社会主义改造。像这类人,就应该受到舆论的指责和法律的制裁。”我们对这些违法资本家一定要向它们进行严肃的斗争,号召爱国的工商业者与它们划清守法与违法的界限,揭发和检举它们违法事实,并请求政府依法予以制裁。
为了保证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私营工商业者必须衷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爱国守法,积极经营,努力学习,逐步走上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并应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越胜利,帝国主义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的建设事业,如同最近揭发的潘汉年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所进行的种种阴谋破坏活动,都是我们的死敌。因此,我们私营工商业者应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努力改造思想,积极参加粉碎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提高警惕,克服消极的一面,不予敌人以可乘之隙;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衷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反对国内外敌人而奋斗!
最后我对于邓子恢副总理所作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感觉到非常兴奋。听到了这个计划的伟大和艰巨以及综合利用后的雄伟和美丽的远景,使我又一次深深感觉到在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把人类理想变为现实的时代,由于黄河的根治和利用,将大大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展,造福于人类社会及子孙万代,改变我们伟大祖国的面貌。我为这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建设而欢呼!
陶鲁笳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富春、李先念、彭德怀、邓子恢四位副总理和彭真副委员长分别向会议所作的报告。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工业发展的速度,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并感到十分鼓舞。大家知道,“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现在我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我认为五年计划中农业增产要求达到的指标是积极的、可靠的,它和工业发展的需要是相适应的。计划中对农业的投资和所采取的措施也都是适当的。当然,要完成农业增产计划,必须作很大的努力。对困难估计不足而盲目乐观是不对的。但是,有些人对农业增产缺乏信心,因而对工业的发展发生怀疑,这是没有根据的。就山西省的情况来说,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农业增产计划的条件是完全具备的。几年来山西省在可耕土地面积没有多大变动的条件下,粮、棉增产的情况是:一九五二年是全面丰收的一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七十六亿多斤,比一九五一年增长百分之二十。棉花总产量达到一亿八千多万斤,比一九五一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七;一九五三年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十二,棉花因播种面积缩小,总产量比一九五二年减少了百分之十五,但单位面积产量比一九五二年提高了百分之三;一九五四年虽然约有六分之一的耕地遭受严重灾害,但粮食总产量仍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七强,比一九五一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九;棉花总产量比一九五二年增长百分之三,比一九五一年增长百分之七十。如以农业总产值计算,一九五四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三点六。上述这些数字完全可以说明农业生产的潜在力是很大的。那末,这几年来我们用了些什么办法来发掘这种潜在力呢?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大力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一九五二年全省还只有五百四十六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的农户占总农户数的百分之零点四,参加互助组的农户约占总农户数的百分之五十。发展到今年,全省已有三万一千多个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的百分之四十一,加上参加互助组的农户数,共占总农户数的百分之七十六。有十六个县基本上合作化了。经验证明,凡是正确地发展合作化的地方,对农业增产的作用最为显著。如壶关县入社农户已达该县总农户数的百分之六十六点四,一九五四年该县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二年的丰收年成提高了百分之十八点五。第二,改变耕作制度,扩大复播面积,进行土地基本建设,变荒地为良田。由此一九五四年全省农作物播种面积较一九五二年增加了一百万亩,较一九五一年增加了七百八十万亩。第三,有计划地进行水土保持和兴修小型水利的工作。一九五四年全省水田和水浇地共达六百八十二万亩,较一九五二年增加了二百九十万亩。第四,自一九五二年起,我们逐年有系统地总结与推广了各种农作物的丰产经验,诸如使用新式农具,改进耕作技术,扩大优良品种和高产作物的种植面积,提倡合理密植和间作,开展群众性的积肥运动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例如植棉由于推广了劳动模范曲耀离的先进经验,晋南产棉区的单位面积产量自一九五二年以来逐年增长,到一九五四年每亩产皮棉已由一九五一年的三十九斤提高到五十三斤,该专区的曲沃县已达六十五斤。第五,发展多种经济,推广平顺县西沟村和羊井底村农业、林业、畜牧、水利全面结合的经验。在山西省总面积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山区的情况下,这是增加农民收入和实现农业增产的一个重要办法。以上这些办法,实践证明都是行之有效的。问题只是到目前为止,每一条办法我们还做得很不充分,而且已经做过的工作也还有不少缺点。但由此说明了农业增产的潜在力仍然很大,只要我们把这些办法贯彻得更好,加上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和技术上的援助,如果没有意外的严重灾害,我们相信争取超额完成农业增产计划是完全可能的。
对农业增产缺乏信心的人,常常夸大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缺点,以至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表示怀疑和反对。对此,我完全同意陈云副总理的发言。以山西省的情况来说,最近两年来,由于粮食的增产,除供应山西省的需要外,每年尚可外调五亿多斤。今年五月前山西省粮食供应在部分农村中也曾一度发生过紧张现象。情况究竟如何?原因何在?这是要弄清楚的问题。五月下旬在全省整顿统销的工作结束时,我们又组织了九百多个党内外干部深入三百个乡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工作。据这三百个乡的材料表明:原来确定为余粮户的共五万零三百六十户,其中不该购而购了的占百分之三,该少购而多购了的占百分之九,二者合计占百分之十二;该多购而少购了的占百分之五。完全合理的占百分之八十三。此外,实际是余粮户而未确定为余粮户的,在三百个乡中约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四。三百个乡在粮食统销工作整顿前,原来确定为缺粮户的共三万零八十户,其中不该供应而供应了的占百分之十二,该少供应而供应过多的占百分之十八,该多供应而供应不足的占百分之十二,供应合理的占百分之五十八。此外,实际是缺粮户而未确定为缺粮户的,在三百个乡中约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整顿后,供应合理了,而缺粮户数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粮食统销量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三。以上这些材料,说明了过去一个时期粮食统购统销工作虽然发生的问题不少,但总的方面是正确的。部分农村中曾经一度出现过的那种紧张情况,其原因绝不是国家的统销指标少,也不是统购统销政策不能为广大农民所接受。原因是:一方面,由于我们在工作中有缺点。这主要是了解下情差,布置任务还有些不够切实,贯彻政策不很深入,检查工作和纠正偏向不及时,特别是没有认真地注意划清余粮户、自给户、缺粮户的界限,缺粮户中又没有注意划清全缺、半缺、少缺、略缺的界限。事实证明,山西省有二十多个县由于工作做得较好,基本上就没有出现那种紧张情况。另一方面,更重要是部分余粮户由于受了富农思想和粮食投机分子的影响,出现了所谓“思想缺粮户”,他们怕当余粮户而拚命叫喊缺粮:加之地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乘机造谣破坏、兴风作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部分农村领导干部头脑不够清醒,不去辨别真假缺粮户和敌我界限,而盲目地采取谁叫喊得凶就给谁供应的错误办法;结果,粮食越是供应得多,叫喊缺粮的越多,坏分子认为有隙可乘,因而向我们的进攻也就越是猖狂。所以我们在整顿粮食统销工作中,首先批判了干部中的右倾动摇情绪,坚决地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同时严厉地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事实证明:这样做的结果,不仅粮食统销指标大大压缩下来了,特别是广大农民进一步明确了统购统销政策的好处,并且提高了革命警惕性,从而促进了互助合作和增产节约运动的高涨。
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是一件新的工作,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三定政策”的指示,已经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拥护。当然,今后工作中还难免发生一些偏差和问题,但如果因此夸大工作中的缺点而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发生怀疑,那就完全错了。举一个例子来说吧,今年四月,山西省平遥县由于领导干部听到不少人叫喊缺粮而“乱了方寸”,于是由县人民委员会发布了一个错误的通告,规定在全县范围内农民为了换取口粮、种籽和饲料可以互济互借,互通有无,任何乡村或个人都不得予以干涉。这个通告发出后,仅仅在七、八天的时间内,“黑市”泛滥,粮价暴涨,引起了当地农民普遍不满。例如,农民梁巨通在磨面时自言自语道:“毛主席呀!统购统销政策不会变了吧。可能是下边的干部搞错了。”而唯有富农分子和粮食投机商人表示高兴,他们向人笑着说:“粮食市场解放了。”由此造成的混乱、紧张的局面,当我们发觉并立即纠正后,就很快转变过来了。很显然,这个事实证明了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动摇而企图回到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这只是对城乡资本主义的自由泛滥有利,而对广大农民是有害无利的。所以我们必须坚决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能有任何的动摇。李富春副总理在报告中,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所指出的五条好处,我认为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应当大加宣传。
现在帝国主义者仇视我国工业化的发展而正在把他们的幻想寄托在我们农业的失败上。然而事实已经证明而且还必将证明,失败的不是我们而是帝国主义者。我们有些人由于对农业增产缺乏信心而想用降低工业化速度的办法来发展农业。显然这种想法根本不符合于我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实际情况。因而它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必须反对。
这次会议,我们听了邓子恢副总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感到非常高兴。我国人民几千年来根治黄河水害的愿望和梦想不到的开发黄河水利的美好图景,终于在毛泽东时代活现在人们的眼前了。这个伟大的创举更加增强了我们发展工业和农业的信心。毫无疑问,山西人民将和其他沿黄河各省人民一道,按照这一规划的要求充分地担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山西省山区农民的实践已经证明,实行水土保持不仅是根治黄河的一项根本措施,同时也是山区实现农业增产的中心环节。因此,去年八月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全面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决议,并制定了十五年的计划。今年已在二十二个县设立了专门机构,派了大批专职干部全面地着手进行这一工作。我们确信黄河综合利用的伟大计划,必将得到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因而它是一定能够成功的。
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五年计划,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纲领。它具体地生动地向我们展示出我们国家的日益昌盛、人民生活日益改善的美好前景。让我们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兢兢业业,克服困难,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满怀信心地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古大存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兵役法草案、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和李先念、彭德怀,邓子恢三位副总理以及彭真副委员长所作的各项报告。我建议大会予以通过,并号召全国人民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国家预算的实施、为兵役法的贯彻执行、为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这个战胜自然的伟大计划的实现而坚决斗争。
广东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中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同时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地方工业,并加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与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之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任务服务。
广东的农业生产在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通过全省人民的艰苦努力,在全省土地改革完成之后,特别是在地方各级党委与各级国家机关大力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开展起来之后,有了显著的发展。一九五二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一百七十九亿斤,超过战前最高年产量百分之八;一九五三年广东农业生产获得了全面的大丰收;一九五四年由于遭到几十年没有的冻灾,杂粮严重减产,但稻谷仍获得了增产。这样就使得广东的粮食情况较之解放前起了根本的变化,广东不但不再是一个缺粮的省份,而且还能调出一定数量的粮食来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全省人民特别是城市、工矿区、经济作物区、渔盐区的七百多万人民,无论在新谷上市或青黄不接时,都能保证得到价格平稳的粮食供应。全省人民在发展了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年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广东地处亚热带,气温高,雨量足,四季常青,一年三熟,这些都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但是,雨量不匀,虫害严重,台风频仍,各种自然灾害对农业增产造成了严重威胁。仅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全省即普遍受到水、旱、风、虫、冻五灾的袭击;特别是去冬严寒,连海南岛都结了冰;今春苦旱,过了立夏还有许多水田无法进行春耕。这些都是几十年来未遇的灾害,以致造成冬耕作物严重失收,春耕几乎无法插秧。当然灾害会增加我们的困难,但是决不能使我们屈服。全省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一万三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八十四万个互助组为核心,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抗旱斗争。驻防在广东的人民解放军曾经前后二次全部停止操课六天帮助农民抗旱;全省国家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的干部、工人、学生有十万人参加了抗旱斗争;而直接投入到抗旱运动中的农民则在六百万人以上。这支抗旱生产大军先后坚持了三、四个月,进行了几十万宗拦河堵、打井挖泉、排咸引淡的工程。从三月中旬到五月上旬,全省所有大小河流除西江外凡是有水流的都进行了拦堵,全省共计拦河二万一千四百余处。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在五天内胜利完成封锁韩江工程,使韩江水在历史上第一次停止南流出海,而让它改向西去,灌溉榕江平原七十六万亩受旱的水田。全省打井仅粤东、粤中、粤西三个区即达三十五万三千余口,解决了大量水田的保苗、插秧问题。全省动员了二十五万辆以上的龙骨车和一万匹马力以上的动力抽水机(包括湖北省武汉市调来支援的一千匹马力),解决了丘陵地带大量旱田用水问题。珠江、韩江、榕江、鉴江下游农民采用了“堵涌塞窦”“蓄淡拒咸”等办法,克服了海水倒灌入田的威胁。这样,全省人民终于战胜了严重的旱灾,在小满前后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水田抢插下去,完成了春耕生产任务,并紧接着加强田间管理,做好追肥、中耕、合理排灌等工作,韩江平原水利工作较好的地区出现了丰收。现在全省已进入夏收大忙时,各地又遭严重水灾,被淹田地数百万亩,灾民百余万人,损失很重。以全省计,上造减产恐不可免。我们深深认识到,要发展广东农业生产,必须战胜各种自然灾害,这是广东全省人民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在抗旱生产中全省的互助合作组织充分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证明了农民一旦组织起来就更可能战胜自然灾害。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汪汉国同志所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同样遭到大旱灾,但是他们的社却在抗旱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增产百分之十四点五。这就证明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以发展互助合作为中心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完全拥护国家在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中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从广东省这几年农业生产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关于五年内农业及其副业增产百分之二十三点三的指标也是完全正确的。广东人民一定为完成这个任务并且为超额完成这个任务而努力。
广东人民既然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中以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来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的总任务服务,那末,除了从各方面加强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外,还必须做好粮食统购统销工作。这对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粮食统购统销的实施不仅使广东粮食市场一直很平稳,保障了全省人民安定的生活,而且使全省人民战胜了几十年来未有的大冻灾和大旱灾。广东今年确曾一度出现粮食供应紧张的现象,使工作受到损失。但是,这绝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好,没有照顾农民而引起的紧张”,也不是像另一些人所说的“广东粮食并没有增产,而统购统销却拿走了广东农民的大量粮食”。应当说:引起今年广东粮食供应紧张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在执行中央政策的过程中有偏差,没有把统购统销工作做好所致。
由于几年来,广东全省粮食情况一直很平稳,前年统购任务顺利完成,因此,我们省的领导以至各级干部,思想上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满情绪。去年夏征夏购没抓紧,只完成全年任务的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而在这个时期粮食统销却放任自流,多销了三亿多斤。全年征购任务的近百分之七十集中到秋季来完成,同时为了支援全国灾区,又加了一些任务,合计起来,整个购粮任务是重了一些。而冬耕作物又遇到几十年未见的大冻灾,损失蕃薯、小麦相当于七、八亿斤大米,这就使得一部分农民的口粮确实不够。加上春间苦旱,农民心理紧张,纷纷囤粮备荒,因此今年一月间开始出现了粮食紧张现象。虽然当时省的领导已发现这个问题,大大地放宽了统销指标。但是由于干部存在“重购轻销”的思想,没有认真贯彻“缺多多供应,缺少少供应,不缺不供应”的方针,而采取平均主义的办法,以致一、二、三月份粮食销售虽然大大超过去年同期数量(如今年二月份比去年同期超销百分之四十四点四七),仍未能很好解决问题。四月初,省里一方面布置统销补课,一方面大力压销,想把粮食严重超销的现象扭转过来,但是由于全省投入抗旱生产斗争,统销补课实际上没有贯彻下去,而各地仍然将大量压缩了的指标平均发放出去,因此,从四月中旬到六月初,重灾区如粤西的茂名、电白、阳江等地,杂粮产区如粤东、粤北和海南的一些山区的供应工作确实很紧张。这是我们工作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直至五月下旬全省抗旱生产基本上完成,六月初我们才腾出手来动员一万六千名干部下乡切实搞好“三定”,进一步整顿粮食工作,现在广东粮食情况已完全和缓下来。同时必须指出:就是当时粮食情况表现极端紧张的情况下,根据这次“三定”工作摸底结果,证明真正缺粮而必须供应的只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而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大体可以过得去甚至是有不少余粮的,他们的叫喊带着很大的虚假性质。
由此可见: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广东粮食统销上一度出现的紧张情况,则是我们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造成的。如果我们在去年统购统销工作上没有前松后紧的现象,今年一月份以后的统销工作抓得紧,而四月份以后又不是采取猛然压销的办法(可以肯定四月份如不采取压销办法,最多超销一亿斤大米,这在广东当前粮食情况说来是可以负担的),那末四五月间的紧张现象就完全可以避免。这是广东全省极深刻的教训,我们已经结合“三定”工作,坚决予以纠正。按照目前第一批已完成“三定”的乡的情况看来,我们有信心把粮食工作做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根本措施之一,是不能有丝毫动摇的,至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则是必须坚决纠正的。目前反革命分子猖獗的破坏活动,是值得我们严重警惕的。我们完全拥护常务委员会批准将反革命分子潘汉年、胡风逮捕审判的措施。广东地处国防前线,敌情是严重的。日夜同公开的和隐蔽的敌人斗争着的广东人民,深刻地体会到加强国防力量、加强镇压反革命工作的严重意义。一年来由于我们对镇反工作没有抓紧,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十分嚣张,敌人所进行的凶杀、破坏、造谣、诬蔑事件层出不穷,广州市及其他各城市的刑事案件比重也大为增加,严重威胁到广东的社会治安、经济建设和祖国南部国防的巩固。因此,我们要迅速改正工作中的缺点,更紧密地团结全省人民坚决地向公开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把他们彻底消灭干净,巩固海防边防,为保卫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而奋斗到底!
王国兴代表的发言
我在会议期间,参加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使我体会到它所规定的基本任务和所确定的中心以及实现计划所采取的具体政策、方法、步骤,都是完整的、切实可行的。特别在规定经济、文化发展的进度上和建设人材的培养与配备上都能根据需要与可能充分注意到按照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和特点,给予适当的比重和特殊的照顾,这就为进一步地改善我国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创造了重要条件,使我感到兴奋和鼓舞。我完全拥护五年计划和李富春副总理关于五年经济建设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并毫不动摇地去贯彻执行。我建议大会通过这一个伟大而完整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
我们海南黎族苗族人民并不会忘记,在解放前我们曾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根本谈不上工业,就是一些手工业品都是从外地用不等价的交易运进来,全区没有一所学校,差不多是文盲,使我们长期处于饥饿、贫困和落后的状况,因此我们曾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作过艰难困苦而又英勇顽强的反抗和斗争,最后由于在斗争中找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使我们取得了全面解放,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现在我们海南黎族苗族人民和全国各少数民族一样,已团结和生活在我们各族人民不可分离的友爱合作的祖国大家庭里,并从自治区的当前发展阶段逐步地进入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轨道,为黎族苗族人民今后的发展开辟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广阔的道路。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成立三年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着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我们根据目前的实际需要与可能的条件建立了发电、榨油、砖瓦、石灰、印刷等工厂和粮食、红白藤加工厂等。在发展农业生产上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渐改变了过去刀耕火种,木犁木耙这种非常落后的耕作技术。不少农民学会了和采取了铁制农具和防治病虫害等,并由政府帮助和群众自力修建或兴建的大、中、小型水利工程共有八千二百六十六宗,使我们减少了风、虫、水、旱的各种自然灾害;加上稳步展开互助合作运动,全区已建立农业合作社一百二十九个,崖县、陵水两县已有三万二千五百零二户组织起来,占两县户数百分之五十九点七;使粮食得到逐年增产。如琼中县一九五四年比一九五三年增产百分之十九点七三。保亭增产百分之二十。在文教卫生方面,到一九五四年止,已有小学五百一十间,中等学校五间,并有文化馆、文化站、电影队、民族歌舞团等,从自治州到县、区、乡共设有卫生院、医疗所、卫生所、保健站、接生站等二百六十一个。去年至今年全区买一万多首耕牛,现在全区农民普遍有衣服穿,如白沙珠江乡东排村农民每人都有两套衣服,大部分有了毛毡、棉被、蚊帐。这可以说,我们海南黎族苗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与极大的关怀帮助下,已经开始过着健康、愉快、自由、幸福的生活。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民族政策的胜利,也是国家在过渡时期发展计划经济,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已经在少数民族地区初步体现出来的巨大成绩。
我们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地处亚热带,有优良的自然条件,农作物年可三熟,在山区有着适应工业原料需要的各种矿藏和特产,五指山有丰富的森林,沿海地区又有可开辟的优良港口,海产渔盐业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有了这些优越的客观条件,更加强了我们支援祖国工业化的信心和决心。但我们决不会只看到国家建设的有利条件而忽视了困难的存在,更不应该因既得的成绩而产生骄傲自满,我们要充分注意到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长期遗留下来的过分落后的状况,必须加倍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文化和技术水平,才能适应祖国对我们的要求。同时,我们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处在祖国国防前线,当我国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当中,无论是从外部来自空中与海上的美蒋特务或潜藏在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来破坏我们人民的幸福的事业,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加强民族之间和民族内部的友爱团结,保持高度警惕性,密切配合国防大军,给予敢于侵犯与破坏建设的一切敌人以有力打击。最后,我一定尽一切力量,团结全体干部,团结黎族苗族人民,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厉行节约,增加生产,把国家计划所规定给我们的具体任务,依期、依量和依质完成和超额完成,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部实现而奋斗。
瓦渣木基代表的发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彭德怀副总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邓子恢副总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我都完全拥护。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我国规划出一幅走向繁荣富强的初步图景,它的实现,将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也是我们彝族地区获得发展与进步的可靠保证。这个计划的实现,就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大利益,也就是我们彝族人民的最大利益,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为它的实现而奋斗。
不能认为五年计划只是汉族地区的事情,不能认为五年计划与我们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关系或者关系不大。在五年计划草案中,已经根据各少数民族所处的不同地区和具备的不同条件,具体地规定了修建若干铁路、公路,兴建若干机械化农场、拖拉机站、设立学校、卫生机构,进行对资源、交通的勘测和研究等等,这都是直接关系着我们少数民族地区(包括彝族地区)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的。再以我们西康凉山彝族自治州来说,过去几年来,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实施,随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汉族地区的大力帮助,凉山彝族地区是有显著的发展和进步的。在政治方面,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成长了一批彝族干部,在各级政权中主要是由他们来管理本民族的事务;民族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彝族内部的许多纠纷得到了调解,不少的“冤家”变为亲人,许多打冤家的战场变为满足人民需要的市场,许多荒地变为良田。在经济方面,几年来由于国家的大量投资(仅无偿发放铁质农具即达四十余万件)和推广先进耕作技术,大大地改变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使农业和畜牧业都有了发展。据重点地区的调查计算,一九五四年,主要农作物比一九四九年增产百分之四十左右,畜牧业和副业收入各增加一倍以上,人民购买力提高了二点七倍,其余贸易和交通事业发展也很快,国营商业的营业额一九五四年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了六十九倍,自治州和各县间的驿道和有线电话已均通达。在文教卫生方面,大部地区设立了民族小学,各县都有了设备较好的卫生院、卫生所和保健站,彝族人民的疾病和死亡率大为减少。由于上述这些变化,使彝族人民深切地体会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和毛主席对少数民族的关怀,他们说:“太阳只照白天,月亮只照晚上,只有毛主席才是日夜不落的太阳。”从彝族地区几年来的发展变化看,应当了解,只有我们整个国家在各个方面有了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有了发展,才能保障我们彝族地区在各个方面获得成就,才能促进彝族地区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才能保证我们少数民族地区能够逐步过渡到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五年计划的实现并不是和我们没有关系或是关系不大,而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我们彝族人民必须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为这一计划的实现而努力奋斗。凉山彝族地区几年来虽然在各个方面都有了不少的发展和变化,但是仍然是一个很落后的地区。要消灭这种落后状态,使彝族社会向前发展,使彝族地区的工作能够适应国家建设的要求,使彝族人民得到彻底的解放,我们必须稳步地、坚决地、积极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那些满足于现状,认为“进”得已经够了,因而不按照客观可能的条件积极进行工作的思想和态度,不积极耐心地培养帮助彝族干部,或者不积极争取汉族干部对自己的帮助的态度,不积极地发展生产,开展贸易卫生等工作的消极态度,都是不对的。这些态度实际上是使我们的各项工作“稳而不进”,也就将使我们彝族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这对彝族人民、对国家的建设都是不利的。这些毛病,我们自己常常会产生的,我们必须注意克服它。当然,不顾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超过客观可能条件的急躁冒进的倾向,也是必须防止和纠正的。总之,我们彝族人民必须坚决地、积极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在目前,就应积极地为实行民主改革准备条件,为发展彝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改善人民生活,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地使彝族人民摆脱落后,跻于先进民族的行列,才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薄一波主任的发言
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全国人民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国务院领导下,实现我国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大步骤,它的彻底实现将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初步基础。在这里,我只就五年计划中发展重工业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重工业是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它担负着改造国民经济技术基础和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的重大责任。五年计划规定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以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八十八点八来建设重工业,我认为这是完全符合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要求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解放以来,重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产品的年产量,如以一九五二年为一百,到一九五四年的增长情况是:生铁一五六,钢一六五,发电一五一,原煤一二六,原油一八四点一,硫铵一六四点七,水泥一六一;机械产品以生产总值计算,一九五四年为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二百。产品品种的增长也很迅速,机械工业几年来试制成功的新产品近二千种,黑色和有色金属工业在一九五四年一年就试制成功二百二十多种。我们已经能够制造六千瓩的火力发电设备,十五万四千伏两万千伏安的单相变压器,切削直径达五公尺的大车床,联合采煤机,机车,谷物联合收割机,新式的全套纺织机械,中型的沿海轮船和内河轮船。我们正在制造一万瓩的水力发电设备,容积一千立米的高炉设备,年产三十万吨的炼焦设备等。
但是,同国家需要相比较,重工业的水平还很落后。一九五五年钢的计划产量,按人口平均分配每人只有三点六公斤;特别的钢材、大型和高级合金钢材还不能生产;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品种也不多;机械设备还只能供应国家需要的百分之六十左右,特别大型的、特殊精密的及复杂成套的产品,多半还不能制造;电力和石油的供应都很紧张;地质工作还落后于工业的发展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重工业。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各部要建设大批现代化的新企业,并改造现有企业;要炼制几百种优质钢;要制造几千种新产品,包括现在还不能制造的,许多种重型机器和精密机床、飞机、载重汽车和拖拉机等等。到一九五七年生产总值要比一九五二年提高百分之一二六点五。
在重工业十分薄弱的基础上,要顺利完成上述建设和生产任务,是有许多困难的,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重工业的技术改造和掌握新技术问题
我国重工业的技术基础是十分落后的:企业的规模小,设备陈旧,发展不平衡,机械化的程度低,技术经验缺乏。在这种落后的基础上,要担负起全面改造国民经济技术基础的任务是困难的。因此,在我国工业建设的初期,首先就要着眼于重工业的技术改造,争取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把我国重工业的技术水平,逐步提高到一个先进工业国家所应具备的水平,并有计划地逐步地把我国工业、交通运输业、农业的技术基础加以改造。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一五六项新企业,是实现我国重工业技术改造的首要步骤。这些新企业采用了最新的技术装备,已经具备了先进的技术基础,在建设并掌握了这批新企业之后,就有可能把我国重工业逐步地安放到近代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去。在这些新企业里面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掌握新的技术,生产出质量上合乎设计要求的产品,并争取迅速达到设计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技术资料,训练技术人员和工人,学会使用新的机器设备,熟悉新设备的操作方法,严格遵照先进设计的要求,掌握全套新生产过程。
重工业实行技术改造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在原有企业中采用和掌握新技术。重工业各部门应该在充分利用原有设备的基础上,根据发展生产的需要和可能,有计划地增添现代化的技术装备,提高生产过程的机械化程度,逐步以机械来代替笨重的手工劳动。要加强产品设计、试制和试验、检验工作,建立严格的技术秩序,制定完备的技术文件,加强工艺纪律,学会使用新的技术装备和新的操作方法,克服落后的生产习惯。这样,才能提高生产效率,更多地增加产品品种,和不断地改进产品质量。
采用和掌握新技术,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指导。为此,重工业各部必须及早建立和健全研究试验机构,逐步地做到能够提出本部门的技术发展方向,使制定技术政策,编订技术发展计划有所依据。
在实现技术改造的各项工作中,必须全面学习苏联,必须经常总结和运用国内外一切已有的和新创造的先进经验,这是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的基本道路。
(二)开展工业标准化的工作
标准化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技术政策之一。标准化就是把工业的原料、产品、生产过程、技术条件和质量要求等等方面的各种要素作统一的规定。其中要在全国范围内执行的,用国家法令颁布为国家标准。例如规定了钢料规格的标准,钢铁厂按照标准组织生产,就可以简化品种、大量生产并改进质量。机器制造工厂按照标准选用钢料,就可以简化设计、工艺、材料供应等各方面的工作。
几年来,有些部门和企业在生产上采用了苏联国家标准的某些部分,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国家标准,所以部门之间在生产技术上,还不能很好地配合。原料供应、设备制造和使用部门之间经常发生供求不协调,使品种复杂,新产品试制的工作量大大增加,技术力量浪费很大。以电压为例,我国沿用着各国的电压等级达三、四十种(苏联只有十种),因此发电、输电、用电以及设备的制造都复杂得多了。因此,推行标准化是简化品种、提高质量、增加生产和促进生产上协作配合的重要前提。
推行标准化当前的主要问题,首先是成立国家主管标准的机构,根据我国工业发展的具体条件,参照苏联国家标准,逐步地统一制定我国国家标准。制定办法在目前可以由下而上提出,由上而下审定和批准。其次,重工业各部也应相应地设立标准化机构,逐步地推行本专业的标准化工作。推行的步骤,在重工业方面应从主要工业原材料及主要设备开始,先推行基本的标准,后推行专业的标准。
(三)关于重工业的计划安排、专业化和协作配合的问题
重工业各部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地质、冶金、燃料、电力、机械等工业在工作安排上、建厂规模上、建设速度上、品种发展上,都要协调配合,否则必将发生脱节现象。五年计划中对这些问题已作了恰当安排,但是在具体执行计划的过程中,还要随时根据情况的发展,主动地作到年度计划上的配合衔接,这样,才能顺利地完成五年计划。
在重工业部门中,除国营、地方国营企业外,还有很多公私合营和私营企业。以机械工业为例,一九五三年现代大型机械工业的生产总值中,国营占百分之五十点五,地方国营占百分之十四点八,公私合营占百分之二点九,私营占百分之三十一点八。这些企业在生产和建设上,应做到统筹安排。以往几年中,有些资本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曾盲目扩大生产;某些国营和地方国营企业,因统筹安排不够,也有盲目发展的现象,因而造成品种重复、产品积压、质量低劣,在物力、财力、技术力量上都浪费很大。今后重工业各部门在执行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应从需要和可能出发,并依照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针,在计划上做更具体地安排,使各类企业密切配合。
计划的合理安排,必须以专业化和协作配合为基础。专业化生产就是对每一个企业,依照产品类似、工艺相近的原则,划定产品范围。这样,企业就可以熟练生产技术,迅速发展品种,采用专用的高效率设备,改善工艺方法,组织大量或大批的生产。另一方面,重工业产品是多种多样的,生产越专业化越需要广泛的协作配合。特别是机器制造业,产品结构复杂,如生产汽车和拖拉机的工厂,要有几十个甚至一百多个工厂来配合。苏联制造汽车和拖拉机,由各协作配合厂供应的零件,占汽车成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占拖拉机成本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在我们看来,这样专业和协作配合的水平已算很高了,但苏联还认为是低的,认为影响了技术进步和生产的发展速度。
列宁认为: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社会劳动的日益专门化,和独立工业部门的日益增加,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最重要前提之一。随着我国重工业的发展,一批一批新企业投入生产,企业日益需要向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专业分工和协作配合必将更加广泛和复杂,因而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愈益重要。
几年来,国家按照专业分工的原则,已经建立并将继续建立一些新的工业部门,同时,各工业部门也已按照专业分工的原则,划定了大部分企业的专业方向,并组织专业化生产,这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还有一部分工厂没有确定专业方向,或是确定了专业方向,还未组织专业化生产。还有一些工厂,片面地强调专业化生产,不愿意接受协作任务,有富余能力也不肯承揽杂活。也还有一些工厂总想把自己搞成全能的工厂,样样都要自己做,要求建立车间、增添设备,而不考虑和其他厂协作配合。
今后为了进一步加强专业化和协作配合,要采取下列措施:第一、根据国家需要,制定长远的品种发展计划,从而确定企业的专业方向;第二、根据需要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组织专门性质的工厂,例如专门的铸造、锻造以及生产标准件的工厂等;第三、编好地区的协作计划,把部门的协作和地区的协作有计划地结合起来;第四、建立制度,设置专管机构,解决专业化和协作配合上的各种问题。为了贯彻以上措施,还必须在思想上提倡全局观点,整体观念,反对本位主义倾向。
(四)改进企业管理,贯彻增产节约,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企业投入生产的还不多,生产计划主要还靠原有企业来完成。因此,原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经营管理的改进是有重大意义的。只顾建设新企业,不重视利用原有企业,不设法发挥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是错误的。几年来经验证明,原有企业的潜力还很大,只要积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接受群众的合理化建议,不断改进企业管理,就能大大地提高生产能力。例如全国平炉钢的生产,如果落后企业都能达到先进企业的生产定额,一年就可多出十七万吨钢,相当于现在产量的百分之六点五。
重工业各部的企业管理工作,几年来虽有很大改进,但是缺点还很多。正如李富春副总理所指出的,不少企业只完成了产值指标,没有完成产品的品种和质量指标,没有完成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的指标;在编制生产计划时要求产值和数量比较明确严格,而对品种、质量和成本则不很注意。拿钢铁来说,大家重视的是吨数、产值,对出产新品种却注意较少;拿机械制造业来说,在计算完成国家任务时,往往也是按所生产的数量、产值,不是按所生产的机器、零件和部件的品种、数量和质量来统一核算。生产中忽松忽紧、前松后紧的现象还很普遍,不少企业在上旬只完成月计划的百分之二十,中旬完成百分之三十,下旬则完成百分之五十。生产中的浪费现象也很严重:我国制造机床和动力机械的金属利用率仅达百分之四十五点五,在苏联机器制造业的金属利用率是百分之六十到八十。非生产人员过多,一九五四年底,重工业、燃料工业、第一机械工业三个部所属企业非生产人员的比例,已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六。设备利用率很低,切削机床和锻压设备全年实际开动的台时,还达不到应开动台时的百分之六十。工时定额还不先进,不少企业还是用估工办法或经验统计定额,因而不能反映先进工人的成就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推行计件工资的工作也很迟缓。
克服上述缺点,除了前面说的要采用和掌握新技术外,还必须加强计划工作和经济工作,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果,保证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和增产节约任务。第一、要克服不能均衡生产的各种原因,努力做到均衡生产,减少非生产工时,积极消灭加班加点的现象,防止设备事故和人身事故,加强劳动纪律。第二、更好地利用现有生产面积,增加机器开动台时,提高设备利用率,充分发挥生产能力,反对轻易废弃原有设备的倾向。第三、改进定额工作,逐步采用先进的经济技术定额,以提高计划的先进性。改进工资工作使工资政策能够促进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第四、大力精减工业行政机构和非生产人员,充实生产单位。第五、加强经济活动分析和会计监督,通过计划指标的全面考核来揭露缺点,揭发浪费,揭露企业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五)关于培养技术力量问题
重工业的规模逐渐扩大,新建企业陆续投入生产,这都是需要技术力量的。这几年来,技术力量增长的速度虽然不小,但仍赶不上需要。目前技术力量的情况是:数量不够,工种不平衡,而且技术水平不高。重工业各部技术人员平均只占生产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五点七;生产工人中低级工多,高级工和特种工不足,工人平均技术等级只有三点二级到三点五级,而苏联为我国设计的新企业一般要求都在平均四级以上。由于技术力量不足,就使新产品增加还不够快,产品的质量不够好,新企业和新设备不能很快掌握,技术研究工作不能很快展开。因此,培养和壮大技术力量,是当前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今后应当:提高学校教育的质量,有计划地派遣人员出国学习;加强职工的业余教育,并注意组织转业的高级和中级干部学习技术,提高他们的业务领导能力;合理地使用现有技术人员,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并通过建立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培养科学技术人材。
以上就是重工业部门在五年计划中所必须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由于我们基础差,经验不足,解决这些问题是会遇到许多困难的。但是,我们有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有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的高度建设热情,只要我们认真地学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做好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把政治思想工作和经济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重工业在五年计划中的任务是一定能够完成的。
在建设重工业的繁重工作中,我们还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反革命分子对我国工业建设是极端仇视的,重工业又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工业化的基础,他们首先要破坏的就是重工业。胡风反革命集团和潘汉年叛国案的事件及其他许多破坏事件,已向我们敲起了警钟,因此,我们全体重工业部门的职工,在紧张建设工作的同时,还必须学会和一切敌人作斗争的本领,坚决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以保卫祖国重工业建设的成果。
各位代表,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制定出来了,让我们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和全国人民一起,和全体工人阶级一起,共同努力为胜利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伟大五年计划而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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