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地主

第4版()
专栏：

　　台湾的地主
施均
我参加了军大台湾同学的述罪大会，使我更加深了“天下穷人是一家”的认识，也更明确了“地主就是罪恶”的道理。台湾人民是过着五十多年的帝国主义压迫的殖民地生活的，地主压迫农民是构成殖民地人民黑暗，贫穷，愚蠢生活的原因之一，且也是巩固帝国主义统治的基础。
一、地主的起家
钟通超家是一个地主，有二十五甲田，二十甲山，共四十五甲地（一甲合华北三十亩），都是强买来的。他说：我们强买的方法是很多的，第一种方法，是看到谁的田地好就欺骗他来合伙做买卖，他没有本钱就给塾上，故意把买卖赔了钱，他还不起本钱，就把地卖给我们了。第二种方法，是霸占池塘，不给穷人浇水，逼的他非把田卖掉不可；我家地和穷人地在一起，合用一个池塘，为了强买他的地，我们借故要修理池塘，穷人出不起钱，我们就霸占了池塘，不给他水用，水浇地种不成就被迫卖给我们了。第三种方法，是限制穷人种地，强迫出卖土地；我的地在穷人地的周围，为把地联成一大片耕种方便，叫他卖给我家，如不愿意，我们即在种地时，先把周围的地种上了，不留穷人走的路，穷人没办法，就和我们商量卖地。这时我们就作弄他，不要买地，穷人有地不能种，不卖也不成，只好忍痛压低价钱卖给我们，穷人破产了，我们财产扩大了……
林五美家本来是一个富农，二十九年放债九千元，几年间，利变本，本变利，增到三万余元，利用霸占水池逐渐变成小地主。他说：我家的田和穷人的田合用一个水池，我的田在水头，穷人的田在水尾。在放水时，总是我们先放，最后才轮到穷人，我们不放就不让穷人放，往往等我们放过水浇了地，穷人的稻子也晒干了……穷人收成不好，就要借钱买米，慢慢地他们变成了我家的佃户……。
廖运兴伯父是一个地主，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模范保长，日本人很信任他，常到他家吃酒玩乐……保长就利用这个地位和机会，剥削和掠夺了穷人，土地一年年增多，三年间从十多甲田增到三十多甲田。
综合以上所说，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人无剥削不富、地主就是帝国主义的爪牙。
二、地租加上额外剥削
佃户租种田地以前，先要缴押租钱百分之十至十五，缴不起租子就夺回土地，并没收押租钱。黄宣锡说：有时稻子收成不好，佃户要求减轻租子，我的父亲威吓他，不能减，要减下年田不给你种了……。
台湾的租率一般是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一甲最好的地，一年能收一万六千斤，要交八千斤以上的租子（日本帝国主义的各种压榨捐税在外），还有些佃户交到百分之六十以上。廖运兴说：佃户种我家一甲一分田，要五千五百斤的租子（收成好产量可达八千斤）……有时我家的鸡鸭鹅还故意放去吃佃户的稻子……佃户收成不好，要求减轻一点，我父亲骂人家懒惰，不够吃是活该……结果穷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都白干了。
另外还有额外的剥削，佃户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总要拿最肥最大的鸭、鹅和酒肉来“孝敬”地主，不“孝敬”就有被夺地的危险。地主下乡收租时，佃户一定要杀肥鸡肥鹅，做成八大碗请客才成。地主有事时叫佃户做短工，只给三分之二的工钱。有时，地主还向佃户额外索取副食品——红薯，花生之类。
有些穷人租不起田，就租种山，山上都是树林，两年开垦期可以不交租，但穷人经过两年辛勤垦殖的荒山，已变成好田，又给地主拿回去了。开山种茶可以七年至十年不交租，但十年以后，茶树才真正成林。蔡统顺说：我十多甲山就租给穷人种，七年不要租，七年中穷人不会得到很多的利益，而七年后我却有十多甲好的茶山了……给穷人白种几年，我们并不吃亏，要雇人来种植和管理，也不知要多拿出多少工资呢！
穷人种上，在山上盖房子也要房租，有些地主不准穷人养鸡鸭等家禽，说是毁坏庄稼，否则要增租。廖远兴说：“佃户住在我家山上，年租一百元……我父亲看到他们的鸡鸭常到地里乱抓，就增加房租五十元，穷人拿不起就赶走……”
三、农民的悲惨生活
台湾的农民在日帝和地主的高度压榨下，生活是极端悲惨的。吃不饱、穿不暖，经常生病，不得不出卖骨肉亲人，任地主欺侮和糟踏。贫农家庭的范云台说：“因为家穷卖了三个妹妹，第一次借地主的钱，还不起，把妹妹顶债了。因为父亲生病，没钱吃药，卖了第二个妹妹；后来，年成不好，收成不够交租，又卖出了第三个妹妹……”。王金士从八岁给人家当长工直到廿一岁，全家九口人从没吃过一顿干饭，只盖两条被子，因生活困难，先后卖了四个妹妹。很多贫农和雇工都因为家人死了没钱买棺材安葬，而出卖了自己的兄弟姊妹。
地主逼死穷人也是常有的事。吕自在的父亲只因欠了地主三百块钱，卖了两个姊妹一个弟弟也还不清，结果被地主逼迫吊死了，地主从死人的口里还把五角钱摸走了……母亲也因生气而病死了。一家人就这样完了。黄挥的父亲因交不起租子被逼死了，母亲也出卖了。
卖给地主还债顶租的穷人子女所过的是什么生活呢？廖远兴说：佃户还不起租子，把他女儿卖给我们，他还是十四岁的小姑娘呀！我家十二口人，每天三餐饭都是她做，山上种的副产品也是靠他劳动……她每天早起晚睡，而她所得到的是我一家人的打骂和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