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出版更多的外国优秀著作

第3版()
专栏：

翻译出版更多的外国优秀著作
　　怀梓
翻译工作对于交流国际文化、介绍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成果，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到我国来，就曾经在很大程度上赖于“五四”前后许多革命先辈，如瞿秋白同志等的翻译劳动。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对翻译工作都很重视。例如，恩格斯曾经翻译过沙尔利·傅立叶的作品。马克思曾经校对过“资本论”的法译本，恩格斯曾经校对过“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列宁也曾不仅在翻译工作上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而且非常严厉地批评那些歪曲了原文意思的译本，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低劣的俄译本。
全国解放以来，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我国的翻译出版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今年五月，我国翻译出版了三十多个国家的书籍，共计超过了一万种。其中苏联书籍约占百分之八十四，共计八千四百多种。而且，苏联书籍在全部翻译出版的书籍中所占的比重是逐年增长的，这充分反映了我国人民学习人类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热情。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在全部翻译书籍中占着首要的地位。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今年五月，共出版了二百零九种。
翻译书籍中，很大一部分是社会科学的著作。这些著作介绍了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苏联人民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经验。这类书有二千多种，其中苏联书籍约有一千九百种。
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方面的书籍，共计翻译出版了三千四百多种，是全部翻译书籍中数量最大的一类。其中仅苏联书籍就有二千四百多种，而且这类书籍的翻译出版量逐年都在飞速增长。一九五一年为一百八十种，一九五三年增至五百二十八种，一九五四年更增至近千种。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有很大的帮助，对于充实我国的高等和专业学校的教学内容也起了显著的作用。另外，我们也翻译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名著。例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已经重新翻译出版。
这几年，我们也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外国文艺书籍，总数将近三千种。大批苏联文艺作品译本发行到十万册以上，个别译本，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已发行到百万册以上。人民民主国家的文艺作品也大为我国人民欢迎。例如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在我国被译成三种文字，印行七十多万册。这些作品中的英雄形象，深深地教育了我国人民。在翻译的文艺书籍中，还有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作品。
但是，目前我们的翻译书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还是远远地落后于我国读者的需要的。
举几个例子来说。
虽然我们翻译出版了很多苏联书籍，但是还缺乏系统性和计划性。例如，许多苏联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没有得到介绍，许多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著作和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通俗著作也没有得到翻译。
至于其他国家的书籍，我们就翻译出版得更不够了。有些在国际事务中同我国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如亚非两洲大部分国家，我们都还没有翻译出版过她们的书籍。印度、日本以及好些别的国家，有很多优秀的古典和现代的名著，我们也都还没有翻译出来。
很多受人民欢迎的外国作家的作品，我们翻译出版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例如，十九世纪法国科学幻想冒险小说家儒勒·维恩的作品在苏联已被大量翻译出版，但是我国除了有过一种几十年前出版的不大好的译本外，对于他的其他作品都还没有翻译出版。又如，吉洪诺夫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现代世界进步文学”中提到的世界进步作家中，有不少作家对于中国的读者说来，都是相当陌生的。
几年来我们的翻译出版工作还有一个重大的缺点，那就是很多重要的外国学术著作没有翻译出来，或者只有一些较旧较差的译本。例如，十七、八世纪很多西欧哲学家的杰出著作，如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工具”、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洛克的“人类悟性论”、拉吉舍夫的“论人、论人的死和不死”、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以及今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孟德斯鸠的著作。
存在上述缺点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出版社对制定翻译选题计划的工作重视不够和经验不足。选题计划是出版社工作的基础。只有正确地制定翻译选题计划，才能保证翻译出版工作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才能有计划地约请译者、组织译稿。制定翻译选题计划时，不仅要照顾到国家和人民当前的需要，而且要照顾到今后相当长期内的需要。几年来，我国出版社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经验，开始编制了选题计划。但是，他们对编制翻译选题计划还普遍缺乏经验，有些出版社对编制翻译选题计划仍然重视不足。主要的表现是，翻译选题计划还嫌混乱和贫乏，有的出版社甚至见到什么书就选什么书，见到译者提出什么书就选什么书，根本不作全面的仔细的研究。结果，造成出书的自发性和偶然性很大。该出的没出，不该出的倒反出了。因此，今后出版社在翻译出版工作中，必须进一步树立计划思想，并慎重地周密地制定翻译选题计划。
存在上述缺点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出版社对团结、组织、帮助和培养翻译工作者，特别是新生的翻译工作者的工作做得不够。目前，出版社间还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看重老译者而看不起新译者、对帮助和培养新译者重视不够的缺点。并且，在对待老译者方面，对比较熟悉的译者信心较大，愿意约稿；对不甚熟悉的老译者也不放心。他们对不熟悉的译者和新译者，往往采取粗暴轻率的拒绝态度。例如，他们对不熟悉的译者的稿子，特别是缺乏翻译经验的译者的稿子，往往怀着不信任的心理（怕麻烦、怕出问题），因而对他们的书稿吹毛求疵，片面强调质量。有的编辑人员在发现了新译者的译稿中一些缺点后，就将译稿一摔，说：“这种人还想译书！”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是同出版社的团结、组织、帮助和培养译者的任务根本不相容的。此外，目前出版社在处理不熟悉的译者和新译者的来信上，还比较普遍地有拖拉作风，甚至
“推托”态度。例如，东北农学院某单位今年春天曾写信给财政经济出版社，联系十几本书的翻译出版事宜。过了很久，译者才接到复信。信中说其中三本书已另组稿，其他书“暂不拟约译”，要译者同科学出版社等单位联系。这样，译者就只得去信同别的出版社联系。但是，译者所得到的答复又是：这类书籍的出版任务，由财经出版社等单位担任。类似的情形，几年来屡见不鲜。究其原因，固然部分是由于各出版社之间翻译出版工作范围的划分尚欠明确，但是主要还是由于出版社在处理新译者的译稿时采取轻率和不够负责的态度。团结、组织、帮助和培养翻译工作者，特别是新生的翻译工作者，这不是一句空话。出版社必须在思想上真正认识其重要性，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注意。
各出版社之间、出版社同译者之间的联系不够，以致产生脱节和重复浪费的现象，这也是产生上述缺点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去年一年中，由于中央某部翻译室同出版社联系不够，以及他们接洽的出版社同别的出版社联系不够，所以这个翻译室译了十多部书稿（其中部分稿子未译完）都未能出版。因此，译者在翻译时一定要先同有关出版社联系，出版社之间也一定要有密切的联系和配合。
为了进一步开展翻译出版工作，还必须克服某些翻译工作者的名利思想，以及某些出版社的资产阶级经营思想。例如，有些翻译工作者光爱翻译读者较多的书籍，因为这样可以“传名”较远，可以拿到较多的稿费；有些出版社也光爱出版这类书籍，因为这样可以获得较多的利润。这也是造成目前外国学术著作译本严重缺乏的一个原因。此外，有些人认为：我们的翻译书已经很不少了，外国的书不完全适合我国的情况。这种片面的想法也是翻译出版工作进一步开展的障碍，必须加以克服。
同时必须提出，目前的翻译书籍还比较普遍地存在着质量不高的缺点。好些翻译书籍中，还有文句不流畅、不通顺的情形，错译、漏译的情形也还不少。部分出版社，特别是部分私营出版社仍然有抢译早出的作风，部分译者也仍然有粗制滥造的作风。这些不良的作风也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目前，我们面临着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由于我们的文化还很落后，我们迫切地需要学习，——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的理论和经验中学习，从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化中学习。毛泽东同志早就教导我们：“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新民主主义论”）因此，出版社必须动员和组织更多的翻译力量，更广泛地更细心地培养和帮助翻译工作者，翻译出版更多的外国优秀作品，来满足我国人民的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