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凤恩 赵炳昕 |
1955-10-31 00:00 |
反动富农于洛九是怎样破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第3版()
专栏：
反动富农于洛九是怎样破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毛凤恩 赵炳昕
河北省定县四合庄火光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去年扩建起来拥有一百七十七户的大社，是全县最好的重点社之一。但因受到钻进党内和社内来的反动富农分子于洛九的破坏，社内干部之间、社员之间、贫、中农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贫苦农民入社后越来越贫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也在日渐削弱。
于洛九怎样钻进党内
四合庄村的劳动农民提起于洛九进行阴谋破坏所采取的毒辣手段的时候，都有说不尽的愤恨。正如老农于洛信说的：“十村八乡的人谁不知道笑面狼于洛九啊！”
早在“七七”事变的时候，于洛九经营着二百四十多亩土地，雇有长工和短工。共产党来了，他一面伪装“欢迎共产党”，一面却暗地干着反革命的勾当。一九三八年，这村共产党员为了贯彻执行政府的合理负担政策，支持抗日战争，于洛芬等组织了贫、雇农并有中农参加的农会；于洛九就纠合反动地主、富农以及反革命分子十六人组织一个假农会进行对抗，破坏合理负担政策。后经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斗争，解散其反动组织，于洛九觉得硬碰不行，就转而采取了卑鄙无耻的两面手法，伪装“进步”和“开明”，先后自动拿出七口袋红高粱“赈济贫民”，欺骗和蒙蔽了部分落后群众和阶级观点模糊的党员干部。他看出贫农出身的党支部委员于洛昌阶级观点模糊，喜欢人家奉承，他就常去于洛昌家串门，于洛昌家缺米了他就背点米来，没柴烧了他就扛点柴来；有时进城和赶集给于洛昌捎回东西也不要钱。日子一长，于洛昌就坠入了反动富农于洛九的圈套，经于洛昌介绍，于洛九终于在一九四零年钻进了党内，并且先后窃取了村长、党支部副书记等重要职务。
玩弄两面派的手法
暗藏的敌人是惯于使用两面派手法的。一九五二年春，党号召党员要以身作则带动广大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于洛九却“带头”组织起一个有五户富农参加的互助组。在春耕播种后，他听到了评比模范互助组的消息，就故意拿出三十元钱分给组内其他户作为土地投资；然后就到处吹嘘自己的“互助友爱”精神，以此来蒙蔽群众，欺骗领导。果然就在这年评比中，于洛九领导的互助组被评为“模范组”，他本人也被评为“模范干部”。在同年冬天，他看到党支部书记于洛贵、支委于洛策、党员雷平等酝酿建社，他当面表示积极拥护，背地里却指使地主、富农分子进行造谣破坏。说什么“入社吃大锅饭”等等。当时全村多数贫农、中农表示坚决入社，尤其是党员干部办社信心都很足，于洛九眼看自己的阴谋即将破产，便采取了“趁机赶上去”的办法，很快组织起一个有十四户富农一户贫农的农业合作社。从此，他伪装得更巧妙，对工作表示更“积极”了。一九五三年政府号召多种棉花和推广棉花间苗整枝等技术，于洛九为了显示“成绩”和进一步骗取区领导上的信任，事事“带头”响应，还特意在县、区来往人多的大道两旁，种了四十多亩丰产棉花，专在这块地里加工加肥。结果，就在这年夏天，区领导上组织了全区农业合作社社长、劳动模范、生产能手参观了这个富农社的“丰产棉花”。从此，于洛九在县、区领导上的眼睛里成了“积极”、“进步”、“有能力”的“好干部”。秋天，于洛九以假报棉花产量的卑鄙伎俩骗取了“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进而窃取了党支部副书记的重要职务。从此，于洛九的“模范事迹”就在定县的许多村庄传开了。
篡夺农业合作社的领导权
一九五三年冬天，四合庄的党员于洛贵、于洛策等领导的四个小社开始酝酿合并两个中社。这时，于洛九认为纠集地主、富农篡夺领导权的时机已到，于是一面在他原来小社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地主、富农入社，一面积极活动全村合并一个大社。为了篡夺大社领导权，他在群众中散布“大老粗领导不了大社”的论调，并且在区领导面前卖弄自己办社有经验，说于洛贵、于洛策等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思想落后”、“大老粗，没能力”，恶毒地打击忠实于党的党员于导先、于洛贵等人的威信。阶级观点模糊、有官僚主义作风的区委书记周清芳，不仅不批准于洛贵等成立中社，并错误地指示这个村“只许成立大社，不准合并中社。”为了执行党的互助合作政策和阶级政策，于洛贵、于洛策等人曾找到当时在这村帮助建社的县委副书记杜志才和区委书记周清芳，但是杜、周已被反动富农于洛九的阿谀奉承“热情招待”和工作“积极”等卑鄙的两面手法所蒙蔽，竟毫无阶级立场地说：“阶级政策在别的村可以贯彻执行，在你们村就得另说。”大社就这样在个别县区领导人员的一手包办下成立起来了。
酝酿选举社长的时候，多数党员都一致反对于洛九当社长。于洛九就暗中动员所有地主、富农社员积极参加投票选自己。选举结果，于洛九的选票仍少于支部书记于洛贵、支委于洛策。最后建社工作组违反社章和社员的民主权利，竟以“县委批准”的名义硬让于洛九当了社长。
一贯同人民为敌的反动富农于洛九篡夺了社长的职权以后，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把社彻底搞垮，从社务委员到正副股长、会计、正副生产队长、直到各队的记工员等，都安排上了地主、富农分子。全社十一个会计有七个是地主、富农。于洛九还擅自决定他和反动地主于启祥、于润祥三人为脱离生产的干部。这就使社里的大权完全控制在地主、富农手里了。从此，占全社总农户三分之二以上的贫农、中农社员又处于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地位。因此，社里的贫农、中农社员批评我们那些阶级观点模糊的领导人员说：“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正确的，在俺村工作的县、区干部却把它变了样。”
恶毒的破坏
以于洛九为首的反动地主、富农集团掌握了大社领导权以后，觉得阵地已经巩固，从此便展开了种种破坏活动。
他们凭借职权，利用一切机会苛待贫农，减少贫农收入。一九五三年并大社的时候，没有把并社前各小社和个体农民种的秋麦作出分配规定，到麦收的时候，在反动地主、富农分子操纵下，硬性规定按地八劳二比例分红。社员们分到手的二成麦子，于洛九又以“卖爱国粮”的名义扣住不分，企图把贫苦社员饿起来。当时引起了部分社员对国家粮食统购政策不满。他们还用不给贫苦社员派活或少派活的办法，来减少贫苦社员的收入。贫农王纪先在第四生产队（多数是地主、富农），不光不给她派活，她十六岁的姑娘在社里砸了一天土块才给记二分工。贫农社员梁素国，去年一年只摘了十天棉桃，刨了半亩山药。因此，有不少贫农和孤寡户社员生活日渐贫困起来。
今年春天政府为帮助贫苦农民解决生产困难，发给火光社棉花预定金三千三百六十元，于洛九却不让发放给贫苦社员。后来经过共产党员的坚持斗争，发下了一小部分，但其中有十三户不该享受的富农也得到了棉花预定金。
火光社的信用部，由于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也变成地主、富农剥削、打击贫农的武器了。去冬和今春，国家银行贷款和群众游资存款共达八千三百多元，其中贷给社员的一千八百元中，仅贷给贫农社员三百多元。以于洛九为首有四户反动富农不该贷的也贷了。但贫农社员李文才，家里没有吃的，曾几次找到于洛九，他不仅没有贷给，反而趁机歪曲政策，破坏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说什么：“银行怕你们还不起，指示我们不允许贷给你们贫农。”李文才贷不来款，被迫卖掉了大门，他说：“刚过上了翻身后的好日子，入了社又受上富农的气了。”
他们还采取一切卑鄙无耻的手段，挑拨离间，破坏团结，打击先进社员和先进队。原来的第五队是团结生产最好的队，曾两次被评为全社的模范队。由于生产搞得好，在巩固和提高社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这个队成了于洛九反动集团的眼中钉，他们企图进行打击破坏，但总未抓到空隙。去年秋后这一个队划分为第九、第十两个队的时候，按规定有一辆新铁轮车应搭配给第九队使用，可是第十队也想要，因此两个队闹起意见。于洛九觉着这是挑拨的好机会，就对第十队的社员说：“九队自私自利，本位主义太严重，只有一辆新铁轮车，为什么总得归他们使呢？不给使！看他们有啥办法！”他转过脸来又对第九队的社员说：“车随牲口走，牲口配给了九队，新车也就应该归你们，还是你们自己解决去吧！”在他的挑拨下，两个队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产也因此受到了损失。
敌人失败了
尽管反动富农于洛九的两面手法施展得十分巧妙，但是他终归逃不脱人民的眼睛，今年五月的一天，乡总支书记于导先等集中群众意见，写了一份检举信向省公安机关检举了于洛九的罪行。村里广大群众像土地改革中贫苦农民诉苦一样，愤怒地向公安机关派来的工作人员检举和揭发了于洛九的罪恶事实。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完全证明了于洛九是一个钻到党内来一贯干着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的阶级敌人；定县县委已把他开除出党，人民政府也依法把他逮捕起来，并且给了他应得的惩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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