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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嘉璐 2003-09-30 00:00

研究古代典籍与文化者的福音

第11版(教育·科技·卫生·环境)
专栏:名家特递(24)

研究古代典籍与文化者的福音
许嘉璐
  由于语言文字的不断发展演变,前世妇孺皆晓的文句连后代的硕儒也不大了然了
前人对古代词语和典籍文句的解释就成了后人阅读、研究的依据和基础
《故训汇纂》是一个资料宝库,应该在古代语言文字研究史上写下浓重一笔
  许嘉璐,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语委主任,民进中央主席。1937年6月生,字若石。祖籍江苏淮安。在古代汉语、训诂学、音韵学、《说文》学、古代文化学等方面有深入研究。撰写了《古代文体常识》、《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古语趣谈》等著作。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之丰富,为世界之最。这些典籍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传承文化的主要凭借。由于语言文字的不断发展演变,前世妇孺皆晓的文句连后代的硕儒也不大了然了。因此前人对古代词语和典籍文句的解释就成了后人阅读、研究的依据和基础。于是历代都有字典辞书和文献注释问世。粗略地讲,这就是训诂学。
  如果从战国时代的《尔雅》算起,训诂学的历史也有近三千年了。其间,汉、唐、清是三个高峰,成果最为可观。形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除了种种社会原因外,语言每隔几百年就要经过量变的积累而发生质变,也是重要的原因。几百年后的人们对古代文献,甚至对较早的注释已经隔膜,需要此时的专家再次对古代语言作出新的解释。这样,一代一代地延续,遂使得训诂学成为历代学术研究须臾不可无的显学。
  昔时训诂学的成果,是后来训诂实践的资粮。其存在形式主要是三种:字典辞书,文献注释,笔记札记。黄侃先生说:“小学之训诂贵圆,经学之训诂贵专。”(见《训诂学讲词》)所谓“圆”,就是讲究字词的基本义、概括义,是从该字词的实际运用中概括出来的,适用于解释所有环境下的该字词;所谓“专”,即随文而释,是根据字词的基本义、概括义,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指出该字词在此处的具体义。字典辞书即“小学之训诂”;文献注释属“经学之训诂”;笔记札记则兼有二者。以《尔雅》为首的“雅学”、从《说文解字》开始的“许学”和以《切韵》、《广韵》为标志的“音学”,都属于字典辞书的范围(我认为《切韵》系列的书,依其著述本意和实际效用看,实质上是同音字典);从《诗经》“毛传”到后代遍及史、子、集的注、章句、疏、正义、集解等等,都是后者。到现在还没有人统计过流传至今的这后一类的总字数,估计总要在被注释的原文百倍以上吧。这可是我国文化学,首先是训诂学的一笔极其巨大的财产。
  训诂学博厚的积累,既为后人整理文化遗产、研究古代语言准备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成了涉足此道者的沉重负担:自汉代以后文献大增,恐怕再也没有人能记得住这么多训诂材料,即使是经学、训诂学大家,烂熟于心的也只能是有限的主要部分。这就给研究带来了极大局限———不能穷尽地占有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审视语言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从而在解释时难免以偏概全或“挂万漏一”,这在严格的科学研究中是不应该的。
  清代是训诂学大兴的时代,大概有惩于上述的原因,所以一代宗师戴东原(震)即有将古人对字词的解释汇为一编的想法(见钱大昕《经籍煌诂》序),后来阮元终于率人编成了著名的《经籍煌诂》,二百年来极便于学者。
  但《经籍煌诂》由于受到当时主客观条件的种种局限,还有不少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地方。无论其搜集、取舍的范围和标准,还是编纂方式、方法,都有不够理想的地方。随着时代和学术的发展进步,当年以为便者今已变为障碍,例如按平水韵编排,现在大多数人就很难检索了;其时视为当然者,后人不能不以为憾,例如一遵汉学家法,拒绝宋人的成果。时至当代,的确应该借鉴《经籍煌诂》的经验,着手编一部超越它、与时代学术水平相称的古训汇编了。黄侃先生早在70年代前就敏锐地感到了这一需求,提出了补苴《经籍煌诂》之不足的设想(见《训诂学讲词》)。但在那个时代,他的这一设想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倾全所之力,耗十八年之功,终于编成了字数几乎四倍于《经籍煌诂》的《故训汇纂》。这是训诂学界的一件大事,是一切研究古代典籍与文化者的一大福音。
  我在《中国传统语言学词典》和《现代汉语模范字典》的前言里都说过这样的意思:编纂或编写工具书,是件吃力而不讨好,能者不愿为、不能者不能为,却有功于世的工作。我不过编了些小型的工具书就已反思而畏,就更可以想象为了完成《故训汇纂》这样大的工程,武汉大学古籍所的朋友们克服了多少困难,忍耐了怎样的寂寞,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在他们面前,我只有表示敬意、感到自愧的资格。
  现在人们常说:“盛世修典。”这个“典”字应该也包括像《故训汇纂》这样的工具书。戴东原所未成就者,至其再传阮芸台而成之;黄季刚所愿望者,亦得其再传之士而竣之。这是巧合,还是有其必然?我想,除了《故训汇纂》的编者们继承了汉—唐—清朴实学风和自章太炎—黄侃以来传统时代与相结合的精神之外,还要归功于社会,归功于国家对董理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视。
  中华民族已经开始进入到“文化自觉”的阶段,急切地希望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特点结合起来,吸收一切于我有用的异质文化,形成民族的新的先进的文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编纂像《故训汇纂》这样的工具书,就是时代的需要,历史的需要了。
  《故训汇纂》的用途是多方面的。编纂字典辞书、阅读和注释古代典籍固然应该凭借它,研究古代语言文字也可以借助于它。历来对古代词语和文化典籍的理解,除了同时代见仁见智的差别,还有不同时代理解的不同。后人归纳、比较这些异同,可以看出对古代文献和字词理解的时代性和字词意义的演变过程。《故训汇纂》就是为对语言文字学有兴趣的人们准备的一个资料宝库,其有功于当代和后世巨矣,这是应该在古代语言文字研究史上写下浓重一笔的。其书即将付梓,我除了表达由衷的庆贺,还希望它的价值为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它,希望它在中华民族文化崛起的光辉历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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