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散文繁荣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评论

　　新时期的散文繁荣
李运抟
新时期持续出现“散文热”，以致有人认为21世纪的中国文学是散文时代。预言暂且不论，繁荣则毋庸置疑。散文繁荣原因除社会变革、文化开放和思想更新等外部原因的激励，散文本身有三个标志性原因：创作个性的张扬、出版的选择和“大散文”意识的出现。它们与外部环境结合，构成了新时期散文繁荣的动因与内涵。
　　一般认为，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当代散文复苏阶段。但由于复苏是跟随当时社会的“拨乱反正”，因而具有回归传统的明显特征。如《我爱韶山的红杜鹃》、《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和《望着总理的遗像》等颇有影响的作品，批判极“左”多以缅怀传统为主，思想突破不多。传诵一时的《傅雷家书》也未能免俗。教诲孩子固然显示出作者的正直和艺术素养，现实思考却显得天真。由于时代的局限，不能责怪傅雷先生，但也无须避讳缺憾。可以说，散文复苏只是相对“文革”而言，还缺乏真正个性和自觉意识。
　　新时期散文真正突破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从选材到手法，从思想到意趣，都开始摆脱传统的“美文颂歌”模式。创作个性意识的觉醒推出了一个新的散文时代。个性张扬体现在诸多方面：如题材出现不拘一格的开拓，如大胆表露个人心声，如出现了随笔化、杂文化、学术化和评论化。这不仅表现了思想自由也显示了风格多样。个性张扬导致90年代散文的真正多元化。如出现了人们所说的世俗化、平民化、地域化、都市化和知识化等，还出现了如青春美文、作家随笔、学者散文、文化散文、生活散文、智者散文、思想散文和书趣散文等多种分类。这些概括与分类未必准确，创作未必都好，但确实说明了多样化的存在。
　　如果说个性张扬带来了值得肯定的散文多元化，那么必须注意具体情形很复杂。如学者散文，虽文化品位最高，却也存在书卷气过重、“掉书袋”之嫌、重沉思默想而少情感冲击等问题。有人批评学者散文是拿治学之余的“边脚余料”来放松心情，恐怕也不无道理。而作家的散文随笔是最流行也最鱼龙混杂。虽然出了不少漂亮文章，写得随意也是通病。不少作家穷于应付而被讥讽是“口水文章”。作家散文丛书的纷至沓来，出版商以高稿酬买名气的做法，也明显带有商业炒作性质。
　　新时期散文的持续繁荣不仅得于共时性创作，散文出版的选择是又一重要原因。散文出版一直兴盛但并非没有选择。尤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散文出版有着明确的思想定位和文化追求，构成了特殊的出版景观。这不仅使散文出版具有特殊意义，也对散文创作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并影响至今。其间，有几类散文受到出版界的特别推崇：一是富有思想新意和文化思考的新创作。如重在历史反思和文化观照的巴金、季羡林、张中行、贾植芳和于光远等老作家的新作，如邵燕祥、公刘和牧惠的批判性强劲的杂文化散文；如思想性和知识性很突出的当代中青年学者的散文，包括朱正、周国平、葛剑雄、葛兆光、陈平原和王晓明等的散文。李辉关于周扬、丁玲、沈从文和胡风等文化名人的特写，也是很有个性的思想散文。这类散文出版既顺应了新时代的思想变革需要，同时也给读者提供了反思历史的有益参考。二是80年代中期在祖国大陆出版并且畅销的台港散文。如柏杨、李敖、龙应台、三毛、余光中和董桥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不少是六七十年代的创作，但80年代在祖国大陆出版后，其文化观念、情感追求和社会批判，则给祖国大陆读者提供了别开生面的观照。三是重拾旧文的“老人散文”。如蔡元培、胡适、林语堂等的散文，80年代中期以来不仅纷出且引人注目。
　　两岸几地，老树新花，这些散文观念有不同，思考有深浅，风格有雅俗，但它们的出版无疑极大影响了新时期的散文创作和散文读者，给大陆散文创作注入了巨大活力。
　　新时期散文繁荣，“大散文”的出现是又一重要标志。“大散文”是指历史意识、思想视野和文化内涵的“大”，主要相对那种主题先行、思想统一、视野狭隘、结构定型的模式化散文而言。突出的社会忧患意识是“大散文”意识的根本所在。“大散文”思考的往往是现实矛盾、人生苦难、历史悲歌、社会反常和人性扭曲等问题，而不是风花雪月、小桥流水、莺歌燕舞之类的“甜美东西”。“大散文”文化意识突出，显示了开阔文化视野，表现了文化观念的冲越，而且文化容量大。即或落于小处细部也多能折射时代风云。“大散文”的文体意识也非常自由。它们完全打破了开门见山、中间解释、结尾升华这种“三大块”的块状结构。总体看，“大散文”不再存在章法上的八股式规范。总之，“大散文”无论老树新花，都给当今读者提供了新的认知和新的审美感受。
　　新时期散文的繁荣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散文阵地的多样化与现代传媒方式，也对新时期的散文繁荣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上述标志是最为根本的实体性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