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少波 |
2003-02-25 00:00 |
历史记忆的现代传达——专家学者座谈利用档案资源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精品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历史记忆的现代传达
——专家学者座谈利用档案资源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精品
本报记者 杨少波
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国家档案部门与党史和影视部门联合，利用国家丰富的档案资源，创作了一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精品，《共和国的脚步》、《红旗飘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今天》、《自从有了共产党》、《新四军》等影视作品，以鲜活形象的声像语言，把数以亿万计的观众带入了中国革命生动逼真的历史氛围之中。国家档案部门与文学、影视部门的成功联合，为我们开辟了充分发掘、利用档案这一宝贵社会财富的新路，使档案——这一承载历史记忆的重要文化遗产，成为发展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日前，在由中国档案报社和本报文艺部联合举办的《利用档案资源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精品与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座谈会上，与会领导和专家就相关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
民族记忆 现代传达
档案是人类各项实践活动的真实记录，它作为历史发展的原始记录，已构成历史核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承载着无可替代的凭证功能和参考作用。与会影视专家认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从档案材料入手，就使作品本身天然地具有了“经典性”、“权威性”。许多成功的文献电视片正是充分发挥了国家档案馆的这一作用，以大量第一手的文字、图形、音像档案资料为基础，创造出了社会反响巨大的荧屏佳作。
与会档案专家认为，档案部门与影视创作部门的联合，是档案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的现代发挥，借助新时代的声像传播媒介，鲜活生动的历史一页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中复活再现，这为我们有效地开发利用档案资源，创新档案服务机制开拓了新的思路。两者联合协作，各展其长，相映生辉，使共同产生的精品佳作成为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成果。由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与有关电视台合拍的《新四军》播放伊始就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应观众呼吁在荧屏上连播数遍。另一部作品《红旗飘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今天》不仅在观众中有良好的口碑，而且还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和中国视协金鹰奖。
档案文献中保留着一个民族的深厚记忆，档案部门与影视部门的联合创作，使得我们民族最宝贵的记忆得以复活和保留，使得属于我们民族的核心精神得以彰显和发扬。这是历史和现实的生动融会，它们互为照亮，互为辉光。
美的基石 “真”的声音
恩格斯说，真理就是用事实本身说话。档案工作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记录保存历史之“真”，它负载着承托存留历史之“真”的如磐重任。影视创作等艺术门类，以“诗意”和“美”的形式向人们传达内涵，而只有这“诗意”和“美”牢牢地建筑于坚实如磐的“真”的厚重之上，才能真正实现其化育社会的“善”的功能，“真善美”在“真”的依托之下才有历史根基。
与会专家认为，档案部门与影视创作部门合作的成功经验，不仅展示了两者优势联合的良好前景，而且在以确凿鲜明的创作实绩，抵制着某些艺术创作上不顾历史真实的“戏说”倾向。“让历史本身说话”是两者合作的有力结语，我们在索证档案、钩沉历史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历史本身所具有的震撼人心的艺术因素：“传奇性”、“史诗性”和超乎寻常的“想象力”正是历史本身所具有的质朴品质。在《新四军》、《自从有了共产党》等文献电视片的制作过程中，充满着这种来自历史深处的撼动和冲击。主创者说：“几乎用不着另拍镜头，目不暇接的历史文献本身就构成饱满的戏剧张力，环环相扣，令人屏息！”从档案材料入手，使艺术作品直接切入历史的细节之中，深入岩邃、洞彻幽微。
影视专家认为，不仅文献片需要历史档案的有力支持，一些以想象虚构为主要创作手法的影视艺术作品，也同样需要档案文献的凭证和帮助。来自历史的第一手的纸质、音像资料，不仅往往是想象作品情节构造的有力“推动”，而且为虚构和想象划出了清晰的“边界”和“下限”。对于艺术的想象而言，知道了“边界”和“下限”，也就同时获得了“自由”与“解放”。如果我们的影视艺术创作者能够稍微顾及一下历史档案的事实，就不至于在诸多史实细节上为自己设置那么多不必要的羁绊，闹那么多不该闹的笑话。
历史重托 责无旁贷
档案本体的不可再生性质使其显得格外珍贵，影视传媒和文学艺术其他门类对档案材料的有效运用，使这一珍贵品质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档案的凭证作用和参考作用在艺术的巨大亲和力感召下将得到更社会化的传扬和发展。两者的深入合作必将培养全社会的档案意识，引起全社会对档案事业的更加重视。
社会档案意识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体现着人们对于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记忆乃至对于自己的今天和未来的态度和行动。档案部门与影视艺术创作部门的结合，是档案社会职能的新时代发挥，通过艺术作品，档案的宣传教育和传播服务功能将进入艺术，直达人心，从而有机地参与现实，在更高层次上回归历史。在此意义上，两者的联合体现着历史的成熟和自觉。《新四军》、《红旗飘飘》等一系列文献片在现实中都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这使我们更确证着这样的判断。
相比档案的全部资料，我们现有创作所动用的资料，连冰山的一角都算不上，只能说是“一小角的一小角”。国家档案局的负责同志这样说。还有大量的文化历史资源等待着我们去共同发掘、唤醒。影视文学艺术创作者与档案工作者的这次理论交流，被与会专家亲切地称为“影视艺术回娘家”。我们相信，更灿然喜人的成果还在未来更亲和默契的合作中等待着我们。
档案工作深深植根于人类生活之中，与社会发展同步。影视文学艺术创作者与档案工作者的协同合作，是时代发展的智慧选择，利用档案文献参与影视艺术创作，将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艺事业增添新的品质。与会的专家说，不能想象没有大量档案文献工作的有机参与，中国当代文艺发展史将会有怎样的一种面貌。与此同时，影视文学的创作过程，也给档案部门带来积极的促进，在此过程中，不仅可以保留一大批珍贵的口述档案，而且利用影视传媒的广泛传播特性，可以在群众中发起抢救、征集档案的活动，使全社会都来关心我们的档案工作。中国作为国际档案理事会成员国，曾在北京成功举办了“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提高了中国档案事业的世界地位。面对历史的重托，面对艺术的创造，档案工作者和影视文艺工作者都责无旁贷。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范敬宜，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毛福民，中国文联副主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领导小组组长杨伟光，副组长李准及中央宣传部门、档案界、党史界、影视界专家学者20多人出席了座谈会。中国档案报和本报文艺部负责同志主持了座谈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