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仲华 |
2003-03-31 00:00 |
瑞典 让电影发扬光大民族文化
第7版(国际)
专栏：文化多棱镜
瑞典 让电影发扬光大民族文化
本报驻瑞典记者 刘仲华
在今年著名的柏林电影节上，虽然好莱坞影片占据压倒性优势，但瑞典导演克劳斯·海略的影片《艾林娜》仍以其情与理和谐的结合而荣获银熊奖。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已成为瑞典电影的一大专长。长期以来，瑞典具有重视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上。
自20世纪20年代的瑞典学派到50年代开始英格玛·伯格曼创作的影片，瑞典有众多影片在戛纳、柏林、威尼斯、奥斯卡等电影节上获得奖项，其中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处女之泉》、《穿过黑暗的玻璃》、《芬妮与亚历山大》被公认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早在20世纪初，瑞典政府及社会各界就认识到电影作为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是本国文化的重要体现，需要发扬光大，广泛传播。此外，支持发展本国电影事业，对于保留瑞典优良的文化传统、用艺术的语言去熏陶下一代很有益处。因此，瑞典电影的发展可以说一直处在各界的关注之下。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瑞典不断涌现出一些世界级导演，其中包括斯约斯特洛姆和莫里兹。他们比法国电影和美国好莱坞更早地发展了电影的表现技巧，运用“叠印”、“倒叙”和“闪回镜头”叙事，把自然景色作为一种戏剧元素运用于电影，这最终发展成瑞典的电影传统，博得了瑞典以及欧美各国观众的青睐。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瑞典电影业几乎遭到灭顶之灾。刚刚兴起的电视热导致电影院失去大量观众，许多电影院濒临破产。危急时刻，瑞典政府果断介入。1963年，政府与电影界代表签署了一份文化政策协议，这就是影响深远的瑞典“电影改革”的开始。从此瑞典政府开始定期为扶持瑞典电影拨款，并宣布免征电影院票房收入的娱乐业税（原为票价的25％），电影院的股东们则承诺把票房收入的10％拨入新建立的电影基金会——瑞典电影学会中。该基金主要用于制作优秀的瑞典影片。这样，即使电影院播放外国影片，仍有10％的票房收入可用来帮助瑞典电影的发展。在政府资助下，新一代具有创造性的导演出现了，如让·特鲁厄、波·韦德伯等。到了80年代，政府鼓励电影与电视、音像制品等媒介紧密联系，拓宽发展空间。这样，在电影制作成本不断升高时，制作瑞典电影的投资风险由于支持者的增加而减少。
而作为瑞典“电影改革”重要标志的电影学会的创立，使瑞典电影的优良传统得以保持与发展，它至今仍在瑞典电影事业的发展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的主要任务是从支持文化事业的角度推进瑞典电影产业，促使电影与瑞典大众的文化生活紧密联结，并扩大其国际影响。瑞典政府任命该学会的理事会，理事会则任命秘书长负责机构的日常管理工作。另外理事会还任命一个顾问委员会，对学会的未来发展进行研究。
为联合各方力量共同发展电影业，瑞典政府将与电影有关的社会各方都纳入到电影学会的理事会中，并每4年签署一份协议，为未来几年瑞典电影业的发展制定总的规划。现在作为学会工作指导原则的协议是2000年签署的，协议方主要有瑞典政府、电影业界代表和电视公司等。根据该协议，政府每年拨款2亿零50万克朗给电影学会，瑞典电视台每年拨款3800万瑞典克朗给电影学会，电视4台则拨款720万瑞典克朗。另外，电影院票房收入的10％也是电影学会的重要资金来源。协议还规定了这笔电影基金的主要用途：一是补贴瑞典电影制作，包括补贴电影放映、鼓励为儿童和青少年拍摄影片、鼓励短片和纪录片的拍摄等，并对电影剧本作家进行适当补贴；二是支持瑞典电影在全国的发行与放映；三是支持与电影有关的其他文化活动，包括资助瑞典电影在国际上的推广，推动电影与电视的合作等。此外，电影学会还负责其他相关工作，如建立电影图书馆、电影档案馆、电影俱乐部、电影修复室等。
瑞典政府还通过培养下一代对瑞典电影的兴趣，使电影与社会大众的生活密不可分，并为瑞典电影的发展培养人才。电影学会每年都组织为学生们放映优秀瑞典影片，作为他们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并为选定的电影制作观摩指南并为老师定期编印有关电影手册。在瑞典义务教育的教材里，清楚地介绍了与电影有关知识及其社会功能。2000年制定的教学大纲里，强调学校应将电影作为一种知识来源、一种艺术形式，可以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一直鼓励将电影教育纳入教学体系的前教育和文化大臣本特·约兰松指出，抵消不良的暴力影片的最好办法，不是去压制、禁止或审查学生们看什么样的电影，而是要向他们提供最优秀的瑞典影片，用电影语言去教育他们。（本报斯德哥尔摩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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