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哈吉

第15版(国际副刊)
专栏：

幸运的哈吉
本报驻印度记者张静宇
　　夜色像一块巨大的黑幕渐渐阻断了视线，刚才还显得喧闹的城市仿佛在不知不觉间从眼前消失，除了偶尔过往的车辆还能带来些许生息外，剩下的只有街灯像萤火虫一般在街道两侧的上方闪烁。11岁的流浪男孩哈吉蜷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老城区的一座桥洞下，依偎着他仅有的家当——一只用来装擦皮鞋用具的破木箱昏昏欲睡。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天里，哈吉没做成一笔“生意”，昨天晚上那位好心人给的一小碗豆糊糊早已消化完了。此时，他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可身上没有一个卢比，让他上哪儿去找不要钱的食物充饥呢？
　　两年前，一把无情的大火烧毁了哈吉一家位于亚穆那河边棚户区里那座用树枝和塑料布搭起的“房子”。父母和妹妹都被烧死了，只剩下哈吉一个人侥幸逃生。没有了家和最起码的依靠，不满10岁的哈吉只得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四处流浪，靠给人擦皮鞋勉强度日。每天天一亮，哈吉就背上他那只破木箱，找个过往行人较多的街角蹲下，两眼直勾勾地盯住人们的脚面，看谁的皮鞋能给自己带来挣上10卢比的机会。久而久之，生活的重压让小小年纪的他整日寡言少语一脸惆怅，过早失去了童真与欢笑。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印度全国4亿多儿童当中大约有一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年，大批穷孩子跟着他们失去土地的父母从乡下拥进城里，在高楼大厦旁搭起的简陋窝棚里寄居下来。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这些未成年的孩子被迫到工厂做童工、在市场上当苦力或干脆沿街乞讨，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当中有的就像哈吉一样，无亲无友，露宿街头，沦落成无家可归的孤儿，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了救助这些流落街头的穷孩子，印度国内外一些社会组织和个人捐钱在全国各地建立起许多慈善机构，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和受教育机会。但是苦于需要帮助的贫困儿童过多，这些机构只能按照严格的甄别标准对各地送来以及找上门来的流浪儿进行鉴定，只有那些真正符合收容条件的才能被留下。可怜的哈吉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那一夜呆过的桥洞竟成了他此生街头露宿的最后一晚：一位老人次日凌晨乘车从桥下经过时发现了他，碰巧，老人的儿子正在安德拉邦一家专门收容街头流浪儿的慈善学校里做志愿者，于是老人大发恻隐之心，将困境中的哈吉带上车，并亲自把他送进儿子所在的学校。
　　哈吉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变化。在这座毗邻孟加拉湾的特殊学校里，哈吉与其他数百名孩子成为一项“街头拯救行动”的直接受益者，受到许多好心人的悉心照顾。学校是一个受当地政府支持的非宗教、非营利的民间慈善组织。在学校工作的校长、教师以及员工几乎清一色都曾经有过与哈吉类似的经历。正是因为他们当年有过流浪儿童的痛苦经历，为了永远牢记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为了给更多孤苦伶仃的孩子一个家，让他们也能像其他人一样在自尊和自信中生活，很多人毕业后自愿留校，不拿一分钱，为慈善事业服务。
　　现在，哈吉和他的同伴们在学校的严格管理下过着有规律的集体生活，一切生活所需都由校方免费供给。他们每天像寻常人家的孩子一样参加体育锻炼，读书识字，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且参加各种有意义的集体活动。校方相信，流浪儿与其他人家的孩子相比，智力上并不存在明显差异，他们只是在本应上学念书的年龄，过早承受了生活的艰辛。事实也证明，这些街头弃儿经过一段时间的正规教育后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不仅聪明才智得到发挥，而且经历过太多磨难的他们比一般的孩子显得更加成熟，拥有更多的生活经验。他们走向社会后也往往比其他孩子具有更强的承受能力。
　　在印度的传统宗教文化中，人按照不同的种姓被分为三六九等，出身低种姓家庭的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被定位在社会最底层，受到各方面有形和无形的歧视和压迫。为了在社会中立足生存，他们往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经受非人的折磨与痛苦。尽管如此，一代代的穷孩子仍然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对传统宗教中关于“生命轮回”的宣传笃信不疑，认为他们的噩运乃天生注定，不可改变。惟有此生心甘情愿地当牛做马，才有可能于来生找回做人的尊严。
　　但是现在不同了，几乎所有在这所慈善学校里受到过救助、接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都相信，通过社会帮助和个人努力，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不必等到来生。他们决心以富有同情心的行动报答社会的厚爱。他们办网站、出刊物，广泛宣传平等博爱理念，号召社会各界向社会底层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孤立无援的孩子伸出援手。他们的行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舆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程度，对政府改进工作多少也起到一些间接作用。可是面对无以计数需要社会救助的流浪儿童、面对一张张稚气未脱而充满渴望的幼小面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常常产生困惑，仅凭自己的努力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这种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