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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03-31 00:00 |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发言（摘要）
第3版()
专栏：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发言（摘要）
向优秀的古典作家学习
吴组缃
我个人已有多年没有从事创作。最近两年因为教学工作的需要，读了一些我国古代的小说，听了周扬同志的报告以后，在小组里谈到向我国古代优秀古典作品学习技巧的问题。周扬同志的报告里谈到艺术技巧的问题，他是把掌握正确的世界观、深入生活、掌握知识和艺术技巧这三方面同时提出来的，就是把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同时提出来，这是全面的提法。
向中外经典作品学习，加强我们的艺术修养，对我们是重要的。尤其向我国古代作家学习，在过去——在五四以来的作家中，是比较的忽略了。那时候，比较偏于看重外国作品，作家们向外国作品学习这方面所做努力比较多些，而对我国古代作品则比较的忽略。从外国文学中吸收营养，当然是必要的，不可少的。但是有些作品却不免带些外国气味，这种外国气味有深有浅，中国人民一时不能习惯。我们常说：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句话，但我们五四时期的作品，人民大众心里不喜欢。就在现在，这种情形还是存在的。有些小说，要读给我们普通的人听，他们不是不喜欢，但是不十分习惯，就如不大出门的人借了别人的被窝睡觉似的。
我们觉得中国古代小说的特点之一，好像是特别讲究写情节故事。我们的古代小说的内容总是可以津津有味地谈出来。因为情节精彩，故事有趣，就好记，就好谈、谈出了情节故事，人物的性格也就跟着谈出来。思想主题也跟着介绍了出来。这样，不只读的人，印象深，喜欢读；听的人也容易被吸引，听的聚精会神。过去我们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注重情节故事的作品是低级的；唯有着重写人物，才是高级的。其实我国的优秀作品并不如此。它们总是通过精彩的情节，有趣的故事，把人物非常深刻、非常生动的写出来。
学习我国古代小说描写情节、构造故事的技巧，有没有必要呢？当然必要的。但单从技巧上学，我以为不但是不够的，而且也是不行的。因为技巧为主题服务，技巧同时又是跟着从生活中所取的题材来的。离开了题材与主题学技巧，就如学了便宜坊或全聚德挂炉烤鸭的办法来烤粉条、烤白菜。那结果一定一团糟。
“红楼梦”像我们其他的古典现实主义名作一样，十分讲究写情节，抄检大观园，有许多精新的情节描写。其中之一，是探春打了王善保家的一个耳光。这一打，给我们印象极深，这段描写富有感染力量，有重要的意义，有丰富的内容。我以为这一情节集中地有力地揭示了复杂的深刻的现实矛盾，并且突出地集中地表现了探春的性格和王善保家的性格。这一情节的描写，写打不过几笔，事情本身也简单，也平常，但在这里，就显得这样动人，这样有意义。思想性艺术性两皆高强，难道不是顶高明的技巧吗？这种写情节的技巧那里来的呢？显然是从作者对于生活的熟悉和对于生活的观察、体验和研究而来。没有丰富的生活，他就不可能选择概括与安排出这种引人入胜的精彩的情节。同时也是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和喜爱，对生活热烈的爱好而来。那一打的描写中，显然流露出作者对于他所爱憎的生活现实的强烈的爱憎。因此，那一段的描写中，尖锐地揭示了矛盾，表现了激烈的斗争，具有强烈的倾向性。这又和作者的先进思想或认识能力是不可分的。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技巧、生活，和认识能力、爱憎感情是密切关联、不可分割的一体。
有人单学技巧，我们过去在学校的学生的习作中常发现这种现象。他们没有生活，却学到些名作的技巧，于是单耍技巧，就成为耍小聪明，看看真叫人难受。老百姓有这样一句话，“你以为你跟斗翻得好看，你不知你连裤子都没有穿呢。”离了生活耍技巧，就是没穿裤子翻跟斗。自以为聪明，实际是丑态百出。
我们应该学古代作家怎样的热爱与注意他们的生活，怎样认识与热爱他们的生活，教得我们一些途径，给我们一些启发，教我们怎样在生活中去观察、体验与研究生活。这就是加强我们的艺术修养。艺术修养对于我们是重要的，不可少的。
我以为这样学，我们就能学到一些描写情节、构造故事的本领和技巧，也可以学会掌握语言的本领，用很少的笔墨写出丰富的内容。比如下象棋：没本领的棋手，走了一着车，只为去吃卒子。那一着的内容蕴藏就单薄，内容就贫乏。如果人家的卒子跑了，就白走了一着，那一着就变得毫无内容。尽是这样的动着子，文章就冗长，而废话甚多。有本领的棋手，动了一着，内可以防御，外可以进攻；管住了人家的车，还威胁了人家的将军。一着中有多方面的意义，有丰富的内容。那情形就不同了。
党号召生产建设，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我们的文艺创作上好像与“省”结合不上，其实不然。“省”就是作家省笔墨，让报刊省篇幅。很少的篇幅有很丰富的内容，很高的教育意义，很大的艺术魅力。
为祖国文学大花园增加一枝花朵
纳·赛音朝克图
就像春风细雨之后，遍地的花草都萌芽生叶那样，内蒙古人民的新文学一直是在党的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近几年来，在党的培养与教育下，我们内蒙古出现了一批青年作家。在“内蒙古文艺”上，不但出现了许多新作者的名字，而且也刊登了创作“铁牤牛”的毛依罕和其它许多民间说唱的艺人们的新作品。
但是我们的文学创作，跟作为新中国成员之一的内蒙古人民所创造出来的辉煌成就相比起来，就显得太不相称了。
在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几百万内蒙古人民连同它的辽阔而又秀美的大自然，都充满了强烈的生命力量。但是，许许多多的新事物、新人物，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表现了没有？表现了多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并不是问心无愧的！
现在，我想就用民族语言文学进行创作的问题，谈几点意见。
我国各民族文学是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相结合的文学。民族形式的主要因素，就是语言。因此那些经过一定政治锻炼、又有写作才能的同志们，如果不用自己民族文字写作的话，发展本民族新文学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最能有力地完善地表现本民族人民的生活、心理和性格的。但是在我们内蒙古，有些通晓蒙古文、汉文两种文字的同志们，认为用蒙古文写作读者太少，又不能在全国出名。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们不首先用自己民族文字写作，而用汉文写作。我希望他们能够扭转这种不正常现象。
用旁的民族的语言文字写作，对那些不懂别的民族语言文字的蒙古族人民来说，是不能感到亲切的。此外，民族语言文学的问题又是跟学习与继承本民族的优良文学传统问题联接在一起的；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否能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写作，不但能直接鼓舞本民族人民的劳动和斗争，而且也能在祖国的丰富多采的文学大花园里，增加一枝或者更多枝独特的鲜艳花朵。
民族作家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汉族语言文字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汉语是世界上众多的人口所使用的语言。它不但保存着古老而丰富的文化传统，而且今天，它又传播着新的先进的文化，是国内各兄弟民族文化交流的工具。通过这种语言我们不但可以从原文读到汉族前辈作家们的伟大著作，读到各兄弟民族作家的作品；而且能够接触到苏联和世界上古今民主进步的文学宝库。尤其有关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文章，我们都得从汉文上学习。如果各民族青年作家们一方面用自己民族语言写作，同时又能用汉文写作的话，那将是一件最理想的事情。
再谈翻译问题。近几年来，内蒙古民族出版事业大大发展起来了。蒙古族人民可以通过自己民族的文字，读到许多汉族作家的作品了。蒙古族人民是非常希望及时读到汉族前辈作家们的作品的。目前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把蒙古文翻译工作做到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还要有系统。从另一方面来说，尽可能地把蒙古文作品翻译成汉文，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一个作家来说，他的作品被译成汉文，能多与几万万人民见面，这是一件多么光荣而令人兴奋的事情啊！蒙古文作品，只有被翻译成汉文之后，才能成为祖国各民族的共同财产，并且有可能广泛地得到帮助。
我们邀请汉族作家们到我们内蒙古去、写写内蒙古人民欣欣向荣的生活吧！作为文艺工作的学徒，我们是把你们当作榜样来学习的。
同庸俗社会学倾向作斗争
唐弢
近年来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也偶而写些理论研究文字。自从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关于典型问题的专论发表后，回头检查一下自己的文章，觉得的确严重地存在着庸俗社会学的倾向，而且，这种倾向在文艺理论领域内并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庸俗社会学的产生有许多原因，主要的是：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学习得不够，还不能够很好地掌握这一科学的武器，没有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理论工作者的宇宙观——也即观察事物的根本原则，而是机械地、教条主义地应用着它，这就必然会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和庸俗化，而简单化了和庸俗化了的理论，从来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第二、由于理论工作者长期脱离生活，不熟悉天天在变化着、沸腾着的生活，不顾到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的具体情况，只是根据一般的生活规律，主观地来判断艺术作品所反映的丰富的内容，理论一脱离生活的实际同样会走上简单化庸俗化的道路。
第三、庸俗社会学常常用抽象的概念给具体的作品下政治性的结论，除了上述的原因以外，也由于理论工作者不了解文艺的特性，缺乏艺术修养，不善于通过艺术分析去阐明作品的客观意义，而是简单地去探索作者的主观意图。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包括我自己在内）读书太少，对中外的古典作品读得太少，对现代作品读得太少，因而所写的文章不仅是简单化的，也是苍白无力的。
我们必须对这种倾向作斗争。理论工作者更必须作主观的刻苦的努力。
为此，我希望文艺领导方面能够像照顾创作一样，也给理论工作者以时间——学习的时间，读书的时间，生活的时间。当然，从来没有人说过理论工作者不需要体验生活，但事实上很少有理论工作者同创作家一起到生活里去。有些人认为理论工作者不需要什么就可以写出文章来。
这种观念同样是繁荣创作的阻力。
文艺理论是一门科学。我们的党已经提出要向科学进军、在十二年内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单就上海来说，将成立经济、近代史等专门研究所，但在文艺方面，不但没有专门研究机构，连一个专业的文艺理论研究工作者也没有。这种现象是应该予以改变的。党要求我们有屈原研究专家、杜甫研究专家、关汉卿研究专家、“水浒”研究专家、“红楼梦”研究专家，要求我们有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巴尔札克研究专家、托尔斯泰研究专家、高尔基研究专家、也要求我们有文学史专家、现代文学专家、苏联文学专家，可是，我们连对我们伟大旗手鲁迅的研究工作，也还没有很好地、有系统地进行，难道这不是一个严重的情况吗？
我并不主张让专家关起门来做研究工作，我是说必须有专业的文艺理论研究工作者，让他们能够深入生活，钻研业务。专业文艺理论工作者可以同时带一两个徒弟，他们可以把研究所得，定期向文学青年作报告；他们可以出席文学青年作品讨论会。必须有更多的、并且使各大城市都有专业文艺理论工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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