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备耕 |
1947-01-31 00:00 |
刘司令员伯承同志 对宣传工作者的启示
第3版()
专栏：
刘司令员伯承同志
对宣传工作者的启示
刘备耕
去年二月二日，为了“人民的军队”报的编辑方针问题，向刘司令员伯承同志请示，最后他说：“我没有其他的意见，只希望你们时刻记着：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人家一看报纸，就清楚当前要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做到这样，报纸的作用一定是很大的。”
积极和准确，是刘司令员要求宣传工作者必须遵守的两大原则。他教导我们：单纯暴露敌人的罪行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鼓舞人们进一步向敌人斗争；单纯批驳敌人的谣言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主动地宣传正确的主张。有时，刘司令员看过宣传品原稿后，说：“提法不积极，这不好，你要从积极方面想出办法来。”对报导的事实、地名、人名及数目字，刘司令员告诫我们：“要弄得十分准确，十分准确，只有准确，才有力量。”
我们几次制作宣传品的时候，刘司令员对文字表现的意见总是：“做到简要、明确，是十分要紧的。”刘司令员的讲话和文章，即是这两个特点的具体化。
一九三九年七月，在粉碎日寇“扫荡”作战中，刘司令员亲自写了几张传单，阐扬党中央“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主张，可惜原文无法寻找，根据我的记忆：那些传单纸张只有“新大众”那么大小，是油印的，字数最多不超过三百字，可是却尖锐地明确地划清了中国人民、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并告诉人民只有走头一条路，中国才能得到光明。当时我读了好几遍，找不到一句空话、或不必要的字句，每一个字都有每一个字的作用。
刘司令员时常注意墙头标语。一九三九年初夏，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队在黎城麦仓刷写了不少的标语，刘司令员从这个墙头走到那个墙头，费劲地看着，不时皱着眉头，因为字儿写不端正，粗细长短不整齐，使他不能一下子看懂标语的意思，后来刘司令员在一次会上提到这个事情，他说：“艺术字首先要叫人看得懂，写得像吊死鬼一样，叫人摸不到头脑，那就不好罗。”
戏剧，刘司令员把它看成教育部队的重要武器。去年五月九日，刘司令员给张副政委际春同志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近来军政关系亟需做团结工作，这也是“七大”所指示的工作之一。在延安曾与康生同志谈：将廉颇与蔺相如交欢故事编一曲戏来教育大家，特别是军人以功高自居者。我们驻在邯郸，如有军中编出此剧来演，于团结教育意义尤深。”
从短短的一百字里，不但看到了刘司令员重视戏剧的教育力量，而且也生动地指出了戏剧须要有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中心思想。
歌曲，也是刘司令员所重视的教育部队的一个力量，他主张歌曲要雄壮，并充满战斗气概。一九三九年的五月，师直属队曾流行“王家庄”小调。刘司令员说：“呀儿哟、呀儿哟的，真使人伤筋动骨，军人唱的歌子，一定要十分雄壮的，不是唱了它叫人倒下来睡觉，而是唱了它叫人站起来斗争！”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中旬，刘司令员在军事报告中，讲到要时刻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时候，他推崇苏联的一支歌曲——“假若明天战争”，因为它向苏联人民敲着警钟：准备随时打击侵略者。这就是说，只有与当前斗争任务相结合的歌曲，才能发挥它的力量。
部队文化水准的提高，是刘司令员所关心的问题。他是这样打譬喻的：理论好比锁在保险箱的财宝，而文化呢，却是打开箱子的钥匙；文化程度提高了，学习军事政治也要容易得多。
一九四一年，刘司令员从“辑文”（青年记者学会战地服务队编的油印册子）中读到由美国新共和杂志选译过来的，叫做“恐怖的战略家”的一篇文章，他立即责成宣传部编入当时军队干部刊物——“抗日战场”中去，意思是要使干部认识法西斯主义战术的真相。
“新大众”是本区群众性的刊物，而刘司令员是它的经常读者。有一期，刊载了一篇《无线电飞机探测器——雷达》，刘司令员看了过后，把原书寄给宣传部，说明要在“人民的军队”报上转载，以增进指战员对新兵器的知识。
在爱国自卫战争中，刘司令员在百忙中，亲自补译和校正“合同战术”的下册，并派专人送回后方付印，使该书早日出版，以帮助指挥员的战术学习。
太行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版有“青年与儿童”杂志，我们好学的刘司令员也是它的读者。有一期登了一个学生毕业后工作志向的统计，内中没有人爱做军事工作的，刘司令员觉得：“这是个大问题。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没有武装，人民就休想翻身，假若人人不爱当兵，子子孙孙就得永远当奴隶做牛马。这是我们教育上的缺点，要想法子改正才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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