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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06-29 00:00 |
努力提高我国水生生物学的水平——王家楫代表的发言
第5版()
专栏：
努力提高我国水生生物学的水平
——王家楫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关于国家预决算的报告，完全同意廖鲁言部长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完全同意彭真副委员长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工作报告。
全中国大陆解放后六、七年来，拨给科学的经费，诚如郭沫若副委员长在发言中曾指出，每年都是用不完的。1955年度的科学支出的决算数，仅占预算数的85.69％；但1956年度的科学支出预算又大量地增加了，就全国来说，竟增加到253.27％。所有科学工作者，都深切地感觉到只有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掌握了政权，才能给科学研究提供了非常充裕的物质条件，才能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向科学进军极其广阔的道路。
我是一个水生生物学工作者。水生生物学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解放以前在旧中国是根本没有这门学科的。1950年中国科学院才建立了一个水生生物研究所，真正有关我国水生生物学的研究，也就从此开始。目前这个所的研究工作，是以推动祖国淡水渔业的发展为主要目标。
我国淡水水域是非常辽阔的。主要河流除了黄河、长江而外，还有黑龙江和珠江。以湖泊而论，湖北一省就有1，200多个；青海是一个大型的咸水湖；在西藏世界最高的屋脊上还有很多的高山湖泊。此外，大大小小的池塘，长长短短的河道，到处都有。所有这些天然水域，都蕴藏着宝贵的水产资源。在旧中国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加以过问的，现在都有办法把它们纳入研究计划之中，逐步通过调查研究，都可加以开发和利用。几年来，随着水利工程建设的迅速发展，许多大型、小型的水库，已经而且还要不断地建立起来。这些人工的淡水水域，通过调查研究，也同样地可以利用。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五、六年来，对湖北省、苏北及安徽中部的浅水湖泊调查；对淮河上游板桥、石漫滩、白沙等水库的调查；对江浙一带池养鱼鱼病的防治研究；对处理鱼苗问题以及人工受精，催青试验等工作，都已获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些成绩还远赶不上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急剧发展的需要。我们在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的困难和缺点，现在把主要的来说一说：
第一，高级研究人员不能集中心力，亲自钻研问题，研究工作的质量，就不容易提高。我们的所还没有行政副所长，中级的研究技术干部又很少，不但两位所长时常要被行政工作所分心，就是各个业务组的领导同志，对编制预算、订购仪器、回复人民来信、和产业部门联系等事情，还要亲自动手、亲自出马。此外临时突击的任务，当然还不可能避免。最近虽有所改进，但大家对今后能不能每星期真正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学术工作，仍然有所怀疑。
第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做好研究工作，仪器设备是万分重要的。关于器材供应，最近一、二年虽有所改进，但仍有不能及时买到、办到的现象；或者买到、办到了，质量很差，不合规格，都大大地影响了研究工作的进展。今年一月起我们在武昌东湖进行了“天然食料和鱼类生长关系”的一个研究题目，每月需要在东湖几个工作站工作两次。一只小汽艇买来后机件即坏，坏了在武汉又无法修好。每次如用汽艇出去，在四、五个钟点内用较少的人力，就可完成工作；现在需要较多的人数，用几只木船分批出去，清晨动身，日落归来。以工作的效率来讲，多么低而不经济呢？
第三，过去我们所的工作，在结合淡水鱼的生产方面，虽然作出了一些成绩；但对水生生物学本门学科理论方面的提高，做得很不够。今后水产业务部门应该在各个主要的养殖地区，充实或增加试验、研究机构，把目前与生产直接有关的技术问题的研究，担负起来，使我们的研究，能够集中力量到解决基本的、长远的、更重要的综合工作中去。否则，将来水产业务部门遇到自己所不能解决的问题，马上要我们来解决，也就来不及了；要把我国的淡水生物学在十二年中赶上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也就不容易了。
以上所说由于客观因素所形成的困难和缺点，是否有当，请各位代表指正。
无疑地我们在主观上也有不少缺点。以我个人来讲，过去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不够严肃认真，自己在思想领域中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非社会主义成分，因此就很难找出改进工作方法的线索，于是把工作做得不够好的原因，都推在事情多、工作忙、时间少的身上。今后，我必须努力学习、顽强地工作，彻底消除阻碍充分发挥自己力量的主观因素。
我相信，新中国的水生生物学工作者，都有信心和决心，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能够克服任何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为着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争鸣”奋斗，把我国的水生生物学于十二年内提高到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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