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崇武 |
1956-08-30 00:00 |
我国古典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第7版()
专栏：
我国古典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王崇武
“资治通鉴”经过标点整理以后，最近由“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它是我国著名的古典编年史。作者司马光参考了丰富的史料，花了十九年的时间才把从战国到五代（公元前403——公元959）一千三百余年的重要史实，综写成以年为经、以事为纬的政治史。
这部书自宋朝以来便为历史学者所推崇，因此有很多人摹仿它，写成同样体裁的编年史，如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明薛应旗的“宋元通鉴”、清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夏燮的“明通鉴”、徐鼒的“小腆纪年”等。这些书在编年史中，一般都称为好书，全是在“通鉴”的影响之下编写的。
编年史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左传”一书在继承以往写作方法上，更大有提高。可是这种体裁也有它的很大的局限性。为了使读者的注意力集中，编年体不能过于枝蔓，这就使得有很多史实容纳不了，有时即使是重要的史实也必须删掉。因此，汉司马迁作“史记”，创纪传书表体。除本纪一项仍沿用旧日的编年体而外，另把其他有关人物、制度、经济等项其他方面的史实，分别归类到传、书、表里去，这样就打破了旧规格，内容方面比以前充实多了。此后各代修史都效法“史记”，成为所谓正史体。但正史体也有它的缺点。第一，把整个历史分类归纳到各方面，阅读起来不集中，不易看出历史发展的全貌。第二，内容包罗太广，分量过重，对于一般读者很不方便。所以正史体通行以后，编年体仍是十分需要的。如三国时荀悦把班固八十余万字的正史体“汉书”，缩编为八万三千多字的编年史“汉纪”，这部书编得并不好，但仍受一般读者的欢迎。此后历代作者都曾试作过编年史。但一般说来，质量不高，从而把这种体裁降到次要的地位；它远不能和正史体相比，在社会上的流行面是较为狭小的。
“左传”以后，从战国到司马光生时，共有一千多年。记载这段时间的历史，从“史记”到“五代史”，有一千五百多卷的纪传志表体的正史。这样卷帙浩繁的书籍，正像司马光所说，就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人也未必都能细读，何况是一般忙于应考的举子。这说明简明编年体历史还是迫切需要的。“资治通鉴”的编纂就是适应这种要求。它起自战国，正是为了上接“左传”。在司马光看来，自荀悦“汉纪”以来的编年史是水平不高的，因此，“通鉴”就有必要自战国写起，这是司马光的自负之处。同时，司马光确已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左传”编年体的基础上已把这种体裁的优点推到光辉的顶峰。
司马光从幼年时起就对历史有着独特的爱好。他博览群书，留心历代的典章掌故。为了适应需要，他早就想编写一部名叫“通志”的编年史。并于1066年写成周秦部分，共八卷，进呈给宋英宗。这年英宗诏令编集历代君臣事迹，命以通志为底本，“续加”修纂。次年改名为“资治通鉴”。英宗并亲为作序，以示鼓励。所以“通鉴”的前八卷，即周秦部分，基本上是1066年司马光奉诏纂书之前作成的。
“资治通鉴”的编纂共分两个时期：一是1066至1070年司马光在宋朝的首都开封做翰林学士时编纂的。这五年中，编完了周、秦、汉、魏四朝，共七十八卷。二是1071年至1084年司马光在洛阳编纂的。这十四年中，他做的都是冗闲散官，时间较多，编完了晋至后周十二朝的历史，共二百一十六卷。他每编完一代，便上缴给宋朝的皇帝。由于官职的变迁，所以每卷前面署名上的官衔常常不一样，从这里可以看出各卷的写作时代。司马光奉诏修书时，年四十八岁，全书定稿时，已经六十六岁了，此后又过了两年的光景才死去。他在晚年是以全副精神致力于“通鉴”写作的。他在进“通鉴”表上说：“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在编写这部著名历史书时有三位得力的助手。一是刘恕，司马光说他“为人强记，纪传之外，闾里所录，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细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据可考验”。对于全书的擘划经营，刘恕的贡献很大。司马光曾说：“光之得道原（恕），如瞽师之得相者。”刘恕对三国至隋以及五代的历史最熟悉，“通鉴”这一段的历史共一百四十五卷，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弱，大部分的初稿是由刘恕帮助写成的。
其次是范祖禹。他跟随司马光在洛阳修书十几年，唐迄五代部分的初稿（八十一卷）大半是范祖禹编写。（五代部分初稿，原为刘恕编，但编写未完便死去，后归范祖禹完成。）他把自己整理的唐代部分稿子，单刻为“唐鉴”十二卷，并附“论”三百零六篇，其中有很多主张和“通鉴”不同。两相对照，可以看出司马光的剪裁去取之处。
再次是刘攽。“通鉴”汉纪部分六十卷，排比整理的工作多出自刘攽之手。
这部书的编纂方法大约可分为三个过程。一、先把史实的原委始末从各书摘录下来，按照年月日的次序排列好，叫作“丛目”（略同近人所抄的卡片材料）。二、将“丛目”加以选择去取，相互粘连起来，成为“长编”。三、把“长编”加以考订比对，精简删削，成为定稿。前两步骤大半为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所作，而抄录誊写则出自书手。后一步骤，则为司马光自己下笔。他在博览的基础上，作删繁就简的工作。司马光在洛阳修书时，自称一卷长编的删改，要用三天的时间才能完成。他删去的文字非常多，例如唐纪长编有六、七百卷，删削后，成为八十一卷。再加上删改时所作的考证工夫，所花的时间一定也不少。可见第三步工作是最费力气的。
“通鉴”这部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司马光等人参考了很多书籍，掌握了大量材料，才进行编纂，因此这部书的内容不空洞、不贫乏，一般的记载都确凿可信。据宋朝人记载，有人曾在洛阳见过“通鉴”的草稿，数量之多竟堆满了两间屋子。又说，“通鉴”除摘录正史以外，采用杂史，多至二百二十二种；为了考辨异同真伪，一件事往往采用三、四种书。因此叹道：“不观正史精熟，未易决通鉴之功绩也！”
司马光把他写书时剪裁去取的根据写成通鉴考异三十卷（原为单刊本、元刊胡注本散入于正文之下），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用甲书纠正乙书的遗误，用本纪校正志传的讹舛，所引书籍多至三百零五种（连正史在内）。他不为传统的历史眼光所拘泥，援引的材料不一定都折衷于正史。如“通鉴”西汉阶段采用“史记”、“汉书”的地方固然比较多，东汉采用“后汉书”处也有十分之七八，但魏、晋至隋采用正史的地方不过十分之六七，唐代采用正史之处则不到十分之五。欧阳修作“新唐书”、“新五代史”，只是刻意写文章，玩笔调，“通鉴”采用的地方尤其少。司马光唯务求真求是，把杂史甚至小说的材料都广加甄采，这在当时说来，是很值得称赞的。他在进通鉴表自述编书的经过时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毫厘。”
第二，“通鉴”采用的史料，有很多书籍是失传的，所以“通鉴”不仅是旧式的编年历史书，而且也是已佚史料的汇集书。“崇文总目”共载书籍三万多卷，是宋神宗以前的官家藏书目录。司马光等纂修“通鉴”时，官家允许他们尽量参考这些书，特别是其中的史部书籍，他们必定细读过。但有很多书现在已经失传。在1071年，宋神宗又曾把他的颍邸藏书两千多卷赐给司马光，再加上司马光自己的藏书，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这些书必定和“崇文总目”所列的书籍一样，也有很多失传的。但书中的若干精华，由于司马光的引用，幸而还保存在“通鉴”里。举例说，孙盛“魏氏春秋”、裴子野“宋略”、萧韶“太清纪”等书对于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是相当重要的，“通鉴”既采其史实，又录其论断，保存了各书的很多记载。柳芳“唐历”是唐代编年史中较好的书，但此书在南宋时便已残缺，后来就失传了，可是“通鉴”“掇取全书事几尽”，所以此书虽佚犹不佚。“通鉴”于唐五代事，甄采书籍最多，除史传文集而外，有谱牒、家传、实录、小说等，这些书也大半失传。
第三，“通鉴”虽然是封建时编纂的历史，但它和其他历史不同，不载鬼怪之说，不记天文星象（天文星象简记于所作“通鉴目录”中），不录沽名钓誉的“奇节”，也不载与政治无关的文艺和文人。所以“通鉴”全书只是一部平实的、比较可信的政治史，其中也包括一些重要的社会经济和上层文化的史料。司马光说他“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史实来编写“通鉴”。因此不难看出，他企图在大处着笔，不斤斤计较于细枝末节的琐事，因此所记大半为重要史实，时隔千年，今日阅读起来，还是有参考的价值。
还得指出，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变法”问题上有着不同的主张。“资治通鉴”原为向皇帝进讲而作，书中往往“借他人的酒杯，消自己的块磊”，很多地方露出司马光对敌党的攻击和报复。如卷一“三家分晋”后“臣光曰”下说：“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又说：“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复者多矣”，这分明是针对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而发的。（参看“司马光文集”“才德论”）卷五十一，于“樊英事”下记：“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这好像是为自己在政治上失意、隐退著书而写。卷三，苏秦、张仪条下，引杨雄“法言”，对战国时的纵横之学大加攻击，据毕沅“续通鉴”记司马光为宋神宗进讲此事说：“纵横之术，无益于治，臣所以存其事于书者，欲见当时风俗专以辩说相高，人君悉国而听之，此所谓利口复邦者也。”这分明也是对变法诸人而发的。他攻击新法，说这些只是王安石、韩绛、吕惠卿等几个人的主张；王安石巧言善辩，以是为非，可以亡人之国！
由此可见，“通鉴”不仅是学习古代历史的重要参考书，而且因为司马光把他自己的政治主张渗透在书里，从这部书里反映出宋代统治阶级日益尖锐的矛盾，这对于了解当时的政治斗争情况也有很大的帮助。
古籍出版社这次重印的“资治通鉴”，是根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注本加以标点整理的。除标点分段以外还增加了一些校注和其他加工，更便于读者学习和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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