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法”与“国学”

第8版()
专栏：

“家法”与“国学”
鲍昌
“后汉书”的“儒林传”上曾谈到：汉朝光武中兴后，在学术文化上开辟了一个新局面。当时“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书，遁逃林薮，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总领焉。”这里说的，就是这种学术研究上的“家法”。
用“家法”来讲授学术，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事。秦始皇曾经焚书坑儒，大大戕害了文化的发展。当时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典籍，硕果仅存的老先生们，便只好传之以“家法”。但这却带来不少好处：“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可以说，又是一次“百家争鸣”。
什么时候取消了这种风尚，把“家法”变为“国学”，那学术界的繁荣气象就为之一蹶。例如诗经，汉初时至少有齐、鲁、韩、毛四家传诗。汉平帝时，独把毛诗郑笺立为“国学”（见陆德明“经典释文”）。自此之后，别家的诗也就不传了。流传至今的毛诗，固然已是无价的文学国宝，但如果多传下几种诗来，岂不更是幸事。这一点，至今我们感到遗憾。
“家法”和“国学”，究竟哪一个更好些，当然要看这学术的本身。但有一点总是可以肯定的：百家争鸣总比一家独鸣要好些，而百家之言也往往比一家之言更能刺激学术的发展。
目前，在学术领域内，我们没有立“国学”这一说。党在前几年就提出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方针。最近又响亮地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口号来。但在学术文化界内部，有人却分不清上面的道理。例如：由负责的学术部门组织一批人，集体编写出某学科的权威性著作或教科书来，这本是好事。但颇有人以为这就是“立国学”了。盲目迷信者有之，持有异见，但怯于立论者也有之。最糟糕的是造成某些人的依赖思想。听说大学中有些学科长期开不了课，对这门课程有研究的人不敢讲，却要等待负责部门编出“教科书”来。如果教科书迟迟不来，那就一直在等待，然而这门学科也就一直在停滞……。
应当改改这种情况了。即使是某负责部门编出了一种什么教科书，不应就看成是一种“国学”，或者不如说，那也是一群“家”们的集体创作，可说是“一派之言”，因之也可与之争鸣。与此同时，还希望有更多的“家”传之以“家法”，亦即“一家之言”。一门学术能有许多家们来争论，自然就会走向繁荣了。
当然，一派之言也好，一家之言也好，最希望的是能像伯牙的那张琴，音调既美，又有内容。而不希望是契柯夫说过的那面鼓，听起来咚咚有声，实际上却是空的。